赵献海:明后期士人在野经世研究——以林兆恩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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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后期士人在野经世研究

　　 --以林兆恩为个案

　　 一、问题的提出与学术史

　　 积极入世一直是儒家传统主张。尽管孔子所称"舍之则藏"已蕴涵一定的隐退旨趣，但此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中国古代儒家士人的经世正途是通过"学而优则仕"，利用政治力量，实现经世理想。正如孟子所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1]但这一模式从宋朝开始，遇到了较大的挑战。由于宋朝极重科举制度，知识群体的规模从而急剧扩大，与有限的录取名额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这一矛盾使大量士人无法进入仕途，从而使传统经世方式陷入了困境。而儒家的经世思想却仍影响着这些居于民间的士人。于是，两宋在野士人经常通过救济族人等方式，以实现其人生理想。这一现象随着明朝地方学校的普遍建立与知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而进一步普遍化。对于明后期士人在野经世现象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晚期所呈现的历史困境，而且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士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本文之所以选择以林兆恩为个案，在于林兆恩在放弃科举仕途与在野经世两个方面，都有充分的展示。关于林兆恩，学界已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容肇祖《提倡三教合一的林兆恩》和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二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探讨，容文认为"他的三教合一的见解，即是他要把道、释归向于儒教。""林兆恩的思想无疑是受陆九渊、王守仁思想的影响。"[2]为本文指出林兆恩绝意科举受到王学的影响提供了启示。林文讨论了林兆恩的"三教合一论"和"九序心法"。[3]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从宗教史的角度讨论了三一教的教义。[4]这两项研究都为本文探讨林兆恩的思想宗旨提供了帮助。刘晓东《"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诗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指出三一学说逐渐演变为三一教，源于晚明士人在激烈的科举竞争压力下，将"立教"从"致君尧舜上"下移至民间的结果。[5]这一结论对于本文士人在野经世的思路具有直接的启发。

　　本文指出，明后期科举制度无法满足知识人口大规模增长的需要，从而使诸多优秀士人开始大规模地游离于国家仕途之外，而选择民间作为实现经世途径，从而使士人形成了与国家、社会新型的关系。作为这一历史现象的体现者，林兆恩经历了从生员到隐士，再到莆田社会领袖，最后自我定义为救世"圣人"的人生历程。

　　二、由显至隐：林兆恩绝意科举 林兆恩，字懋勋，别号龙江，道号子谷子，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人。生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林兆恩出身官宦世家，他也在十八岁时，即嘉靖十三年（1534）考中生员。"尝慨兆恩自少年时，能习举业，冀得致身青云，而显荣于世者。"[6]似乎林兆恩也要如其祖辈及同时代大多文人一样，循着传统的科举入仕的人生道路。但乡试三试不第的林兆恩却作了另一种人生模式的选择。在二十八岁时，即嘉靖二十三年（1544），乡试第三次名落孙山的林兆恩绝意科举。[7]

　　林兆恩绝意科举的直接原因是科举竞争的巨大压力。由于人口增加和学校的普遍建立，晚明有五十万生员，[8]而乡试定额却十分有限，从而造成乡试竞争异常激烈。[9]林兆恩"下笔成章，年十八补本县庠生，有声黉序。督学钱塘田公汝成节推、四明章公蘖咸赏鉴其文。有《林生文略》传于坊间。"[10]但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官宦子弟，却连续三次乡试不第。失落之感，易于想象。

　　季春失利，自是历搜霞谷，放情山水。兴之所到，百里非遥。物我两忘，天地为细。触景兴咏，忘怀浩歌。俯仰之间，惟化是适。此固非大中至正之道，亦所谓舍之不得不藏也。[11]

　　但三试不第并不能完全解释林兆恩毅然放弃科举"正途"的抉择。当时屡试不第是很正常的现象，而且林兆恩也颇具才学。在其归隐后，几任县学多次召其回学，说明林兆恩还是具有才华的。[12]但林兆恩仍然坚持归隐，这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科举制度下，尽管士人所学为儒学，所撰为文章，但科举制度本质上是国家选拔官员的工具，无论考试内容或者倾向，都与纯粹的儒学研习、赋诗作文具有一定的差别。明代八股文尤其如此。而演变至晚明，科举考试愈来愈程式化，制义文字渐入俗套，谙熟格式与技巧，遂成捷径，从而造成士人钻研经史，却不获考官青睐，而模仿应试时文却屡取青紫的现象。

　　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不得遇。[13]

　　故而，晚明科场高第文章遂被坊间翻刻印刷，士人多舍经史而记时文。"至嘉靖末年，时文泛滥，千篇一律，记诵稍多，即掇第如寄。" [14]从而导致"迩来举子业变为荒芜，满目皆黄茆白苇"的局面。[15]科举考试遂落于流俗，与向心圣贤、求学问道相距更远。

　　王学对于科举的态度也影响了明后期士人的选择。余英时指出，朱元璋开创了明朝虐待士人的传统，明代"政治生态"较之宋代，十分恶劣，明中前期士人遂完全转向"内圣"之路，而不及"外王"，借此以自保。明中后期兴起的王学主张理在内心、不假外求的观点，使明代理学发生了转向，而这一转向便与王阳明自身遭刘瑾打击、受廷杖之辱的个人经历直接相关。王阳明经世观念亦由"得君行道"转向以"良知"启沃民众，"觉民行道"。[16]王阳明所期望的，是弟子门人专心道学。王阳明告诫弟子们听其讲学时，要以成圣自我期许，专心道学。"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个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17]并且给予科举儒学严厉的批评。

　　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18]　认为这样甚至不如"杨、墨、老、释"诸学派。

　　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为无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以与之言学圣人之道。[19]

　　王阳明这种思想倾向自然会影响其弟子甚至整个士人群体。尽管王阳明并不反对弟子进入仕途，其自身也能出入仕途，而心无滞碍，文治武功，成一代之盛。但其为不世出之人物，诸弟子却未有此境界。如王阳明得意弟子王畿即认为举业会妨碍道学，只是迫于师命，以弘扬王学的目的而参加科举。[20]王阳明另一学生刘邦采"初为邑诸生，即以希圣为志，曰：'学在求诸心，科举非吾事也。"最后迫于当道，始应举业。[21]王学中人多冷淡科举，不参加科举者甚多。[22]王学为晚明显学，士人少有不受其影响者。在王学影响下，士人求学问道，以圣人自期，立德、立言以传世的风气逐渐盛行，相应在一定程度上使士人冷淡了科举入仕。据学者的研究，林兆恩祖父林富政治观点与哲学观点与王阳明十分相似，并都曾忤逆刘瑾而被下狱。在狱中，二人多所切磋，出狱后并受朝廷重用。而林兆恩幼时便一直在祖父之侧，研习举业。长大后，林兆恩又先后与王学中人多所交往，如罗洪先、何心隐等人。其受王学影响，为自然之事。[23]这从林兆恩后来创立的"艮背"之法可能与王学有关也可以看得出来。林兆恩自认绝意科举的原因在于，"昔余弃去举子业，退处山中，不免以道术、举业，岐而二之。"[24]认为科举儒学"徒戏弄精魄已尔，不足为也。"[25]愿从此专心道学。"兆恩少年时，孟浪以靡岁月，悔无及矣。及今壮年若不知从事于圣贤之道，而徒希求进取，至于四五十年而无闻焉。"[26]

　　故而，林兆恩放弃科举，并非单纯源于乡试竞争的激烈，还在于他受到王学对于科举观念的影响，从而放弃传统的科举入仕途径，转而在民间钻研学术。从这个个案也可以看出，面对科举制度无法容纳庞大的知识群体的困局，晚明政府不但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而且对流弊横生的状况，也不加改革，从而使科举制度在容纳力已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吸引力亦每况日下，从而使大量士人，其中不乏富有才识之士，放弃科举之路。这一现象反映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知识的普及，晚明科举制度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清末废除科举，尽管主要源于西方的刺激，但与科举制度在传统社会已面临困局也不无关联。在归隐的最初六年里，林兆恩确实与一般的隐士相似。

　　上阳卓仙名晚春者，与先生称莫逆交。尝谓先生曰："君家自先代以来，行善七世矣。君复弃名学道，广行阴骘，得道无疑。"曾有诗贻先生曰："龙江原是好秀才，今日相邀步玉台；一心放去随流水，不是道人做不来。"又曰："神仙龙江林，古今有几人；一夜金丹老，同到万年春。"数年间相与搜秘讨奇，纵饮行歌，旁若无人。莆人咸以"卓狂"、"林颠"目之。先生曾有诗以自解曰："飘飘云外一闲人，释服道鞋又儒巾，沿街呼我为'颠子'，颠字原来两个真。"[27]

　　林兆恩似乎真的要隐遁乡里了，但事实证明林兆恩并不能"一心放去随流水"，原因是他与当时大多数选择求学问道、放弃科举的士人一样，之所以退却与归隐，并非对儒家学说的背离，而是谋求探讨儒家学说之本旨，以改造世俗儒学的行为。林兆恩归隐之后，所追求的仍是"圣贤之道"，[28]思想旨归仍是儒家。儒家的经世思想使林兆恩无法彻底归隐。在合适的时机，复出进取仍是其本旨。而嘉靖年间莆田瘟疫的爆发成为林兆恩复出的一个契机。

　　三、由隐至显：林兆恩与嘉靖时期莆田瘟疫 莆田（今福建省莆田县）地处福建东部，隶属兴化府（今福建省莆田县）。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第一次侵犯福建，目标即是莆田地区。[29]在"倭患"中，包括莆田在内的兴化府受灾最重。"兴化一郡，所辖者惟莆田、仙游二县，共编户二百二十有余。迩倭奴入寇，屠戮殆尽，计逃窜而苟全者只可四分之一，并里籍合大约四五十里耳。"[30]连年的战争，不仅导致社会经济的破坏，民众生活和健康条件的下降，而且直接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死亡，从而为瘟疫的滋生提供了条件。"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时疫气盛行，人多病殁。"[31]"（嘉靖四十年）冬，倭夷迫城，疾疠并殝，死者相枕，棺难遍施矣。"[32]"四十一年，春，城中大疫。"[33]从而造成大规模人口的死亡。"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死者七八，甚至有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野。故孤城之外，千里为墟，田野长草莱，市镇生荆棘。"[34]瘟疫的流行，直接威胁着莆田社会的安定，而消除瘟疫的当务之急是掩埋尸体，净化社区环境，以减少传染源，阻断瘟疫的传播。林兆恩掩埋尸体的行为，从嘉靖三十五年（1556）便已经开始了。"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时疫气盛行，人多病殁。教主始鬻田造棺以施之。自是岁以为常。" [35]在造棺埋尸的过程中，林兆恩之所以能够担负起重大责任，在于他既拥有家族在物质上的支持，也得到了"三一"学说团体的帮助。

　　救治瘟疫仅仅依靠掩埋尸体，消灭传染源是不够的，更需要对感染瘟疫者进行治疗。明代国家在各地都设有管理、训练医生的"医学"机构以及发放医药的"惠民药局"，但是这些机构在明中期以后，大都名存实亡。[36]即使仍发挥着一定的功用，经过一番兵乱之后，也就基本处于无效状态了。危难之际，林兆恩凭借自己的医术，为民众治疗瘟疫。一段神化的记载反映了这一点。

　　夏，疫气尤盛，鬼众出没。夜遇先生歌咏登东山，廼群趋而避曰：'三教先生来矣。'一老翁未睡闻之。既而先生过去。少顷，复相谓曰：'到某家去。'一鬼曰：'某人非甚恶，只好饮耳。其家穷极，饶之可也。'又一鬼曰：'到某家去。'群以为然，遂去。次早，果群病莫起。此老乃令人谓之曰：'可去求林先生数字即愈。'病家如言求之先生。但书曰：'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其家咸不药而起。先生之写正气，实自此始。自是凡染瘟疫者，无不籍先生以起死回生矣。[37]

　　林兆恩后来成为三一教教主，关于他的很多记载，便渲染了许多宗教神话色彩，这一点在上引文献中林兆恩书写正气即可救治瘟疫的例子中也体现了出来。但如果拨开宗教的迷雾，从考察林兆恩长期为人治病的方式和自身学识入手，可以对林兆恩救治瘟疫的医疗方法，有一初步的判断。像许多民间宗教那样，三一教中也没有直接阐述医疗技术的文字，而基本将疾病治疗同宗教修炼直接等同。据林兆恩自承，他所用的治疗疾病方法为"艮背"之法。
不十年间，幸遇明师怜我而教我也。直指此心是圣，而所以与兆恩言者，一皆四书五经。曰："孔孟以来，而此书乃为疏释所晦，而不明至于今矣。"若夫艮背行庭微旨，尤且谆谆为兆恩言之。[38]

　　"艮"者，止也，王阳明便曾与王艮辩论处士是否应当议政的问题，最后王艮被王阳明所主张的远离政治的观点所折服，其名字也被王阳明改为"王艮"。可见，"艮"是王学所引发的明中后期理学转向中的一个关键词汇。[39]林兆恩云："艮背之功，以念止念之心法也。"[40]认为心属火，为外界功名富贵惑，而易燃，而背属水，恰可洗之，而使心归于清净。"林子曰：'五脏皆丽于背，心既背而水之，则心清净矣。既清净，则五脏亦皆清净矣。"[41]这与王学强调理在内心、不假外求的"良知"学说正相契合。而正如上文所述，林兆恩世家与王学颇有渊源，林兆恩亦称艮背之法为乃师所授，故而这一疗法很可能便与王学有着一定的关系。

　　林兆恩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艮背之法的修炼，也体现了此一特点。"初学之士，先须念三教先生四个字，孔、老、释迦三教先生也。孔子之时中，老子之清净，释迦之寂定，皆吾心之本体者然也。"[42]此为炼心之法，而治疗疾病、强身健体的炼形之法，也与之同理。"或曰'三纲四业以炼心也，敢问何以炼形。'林子曰：'以病而去病，犹以念而止念，借假以还真也。'"关键在于心。"要而言之，惟其心尔。故心之主乎其中也，神有其不定乎？神既定矣，形其有不清乎？"[43]可见，林兆恩治疗疾病的艮背之法的核心是通过结合儒家的"时中"，道家的"清净"与佛家的"寂定"的修行理念，而主要继承了道家的修炼方法，主张修炼者通过将意念集中于主水的背部，从而将由"心"而生的各种"火"，即欲望，得到清洗，即抑制，从而达到调节情绪、平和心情的效果。

　　可见，林兆恩为人疗病的艮背之法，其实是吸收儒、释、道三家学说，以道家修炼方式为主，而形成的修炼方法。其主旨便是主张人们应该抑制自身的欲望，平心静坐、炼气养神。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能够减少人们与外界的联系，从而减轻当时各种不利信息所导致的心理恐慌。而强调节制肉欲、安静修炼的观念[44]也能起到调节身体、增强体质的作用。林国平根据文献记载与实地调查，指出艮背之法确实对于一般疾病有医疗功能。[45]艮背之法的修炼方式对于控制瘟疫还有一个好处，即每天多次静坐修炼，能够起到隔离民众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控制瘟疫的传播。[46]

　　总之，在救治瘟疫中，艮背之法虽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之效果，但这种修炼方法应该能起到调节心理、增强体质，以及隔离民众的作用，而其中的心理暗示作用，对于神秘观念甚强的明代福建民众，恐怕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瘟疫得到基本控制之后，莆田社会面临着重建的问题。在发生灾荒或者兵乱时，明国家常常减免当地赋税，以济民困。但是，当时兴化府的官员不同意减免，仍按"倭患"前人口征收，民众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因人口减少和土地荒芜，却交纳同额的赋税而加重。[47]莆田地区本来就贫穷，这样就更加贫穷了。"近来闽地殊亦凋耗。"[48]政府救灾的另一措施是分发储备的粮食救济民众。但莆田县备荒粮仓--大有仓和平海仓都在"倭患"中被毁，[49]莆田官府也便没有采取开仓放粮的措施，因此国家社会保障系统在赈济莆田灾民时，几乎没有发生作用。

　　在灾荒、兵乱之时，一个重要的施善角色是寺院。但"倭患"后，莆田寺院却没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原因是在平灭"倭寇"的过程中，国家为了筹集军饷而向兴化等地寺院征收田租，寺院多不堪负担而败落。

　　嘉靖四十二年，闽省兵兴，军储告匮。军门议将各寺田产，扣除迷失崩陷外，每实田十亩，扣抽六亩充饷，四亩还僧。充饷者每亩征银二钱，内除一钱四分，办纳粮差，尚银六分解司。此僧所以告困也。田鬻寺废，比比然矣。[50]

　　另外，通常情况下地方富有之家也会在灾荒兵乱之时煮粥济民。但经过"倭患"，莆田富有之家也损失惨重。"嘉靖末城破于倭，黄石巨家，煨烬砂砾，迄今未能尽复。"[51]莆田富有之家在"倭患"后，几乎没有济贫行为，而且在林兆恩施舍贫民粮食时，一些富有之家还囤积居奇，意图林兆恩粮食用完之时，高价出售。[52]这样，莆田县几无济民势力。 "倭患"之后，莆田瘟疫流行，社会动荡不安，这时，林兆恩又主动承担起了济民事宜。

　　先生或散之钱与金，或惠之米与粥；据地而寝者，或与之草荐，死而不能敛者，或与之棺木，殆无虚日。所费之资，先生三之，其弟懋协一之。诸凡建义田，与收尸赈给，咸有力焉。于时人咸自庆得生。[53]

　　经过林兆恩的种种努力，莆田瘟疫流行的势头被遏制。"以故生者不病于疫，死者得安其灵。而大军之后，转为太平者，二十余载，教主斡旋造化之功，顾不伟与！"[54]而在这一过程中，林兆恩也成为一个兼有地方士绅、名士与学说领袖身份的莆田社会领袖。

　　林氏本即是莆田大族，在当地有相当的影响。林兆恩"舍家纾难"的行为也使其名声大噪。但嘉靖后期，官府对林兆恩在莆田和福建其他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并未有什么敌对措施，反而积极表彰林兆恩"舍家纾难"的行为。林兆恩与官府保持了相当友善的关系。巡按御史樊献科表彰林兆恩捐资守城的行为，赠匾云："尚义"[55]。兴化府知府易道谭获知林兆恩掩埋尸体，净水破街的行为后，亲自上门请教，"复奖先生以'清修'扁"。提学道御史耿定向甚至向朝廷举荐林兆恩为山林隐逸之士。而平"倭"将领戚继光也与林兆恩结成了"知己"之谊。[56]可见林兆恩与官府的关系是相当友好的。官府并未因为林兆恩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而打击他。这其中的原因是林兆恩的行为与思想，并不与国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相冲突，反而弥补了国家行政理念和行政能力的不足。比如灾后重建莆田社会中，施舍民众粮食、医药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都需要一定的财政支持，而困于"倭患"多年的莆田官府显然无法独自承担这一责任，林兆恩救治瘟疫、救济贫民的行为，正弥补了官府在这些方面能力的欠缺。林兆恩的一系列救济行为，并没有削弱官府权威和危害地方秩序的倾向。"倭寇"退后，林兆恩施舍贫民粮食，而其他大户无动于衷，民众在感激林兆恩义举的同时，"然多声言欲群叩诸有力者。先生因遍历语之曰：'吾往者不腆，殊不足以少延旦夕，特庶几以倡高义者耳。愿更俟之。'众咸曰：'诺，敢不如命'"[57]平息了一场可能爆发的民变。可以说，林兆恩充当了国家与社会，官府与民众的中介者、调和者的角色，维护的是双方的利益，着眼点是莆田社会的稳定。尽管三一学说中融入了大量道教与佛教的内容，但从该学说的总体把握上，还是趋向儒家的。故而，该学说与国家意识形态取向是相似的。林兆恩三一教的核心是释、道归儒宗孔，恢复上古三纲五常之社会秩序。林兆恩认为"三纲五常，教以立本也。"[58]认为三纲是人道之大经。


　昔者鲁哀公问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惟此三纲，人道之大经也。经焉既正，庶民斯兴，由此而夫妇以别，由此而父子以亲，由此而君臣以严。故余之所谓三教，而三纲之者，反经也。[59]

　　因此，林兆恩是维护传统政治秩序的。林兆恩的行为，尽管是自发的，但也与国家的政策暗合。而这也是他可以继续入世，并扩大影响的基础。林兆恩在完成莆田重建事宜之后，曾经一度复萌归隐之意。隆庆二年（1568），

　　尝于静坐中闻唱'青阳洞口弄烟霞'之句，以语门人有言：'武当有青阳洞者。'买舟遂往。至延平漳湖坂，雷雨翻空，孤舟掀舞。盖丹成而出浴也。明日登岸石上，有'青阳洞'之字。融然而悟，即日回棹。[60]

　　这一记载有些隐喻的性质，揭示了林兆恩在完成莆田重建之后，面临着再次出世抑或继续入世的选择。林兆恩从卓晚春游有六年，三一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为道教。归隐之心，自然有之。而终"融然而悟，即日回棹"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促使林兆恩实现由隐至显的彻底转变，转变为一个以救世为己任的"圣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