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林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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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林绍年</B>(1849～1916年)　原名资举，字赞虞(一作赞如)，号健斋(一作建斋)。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光绪十四年(1888年)改任御史。见移用军备费修筑颐和园，疏请下诏停输，被外放边省。在云南、贵州历任知府、道台、布政使、按察使。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间(1903～1906年)，任云南、贵州、广西巡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后，任军机大臣、邮传部尚书、度支部右侍郎、河南巡抚、仓场侍郎、民政部右侍郎。宣统三年(1911年)，为学部右侍郎。袁世凯统治时期，在阁内任弼德院顾问。工诗善书，著有《林文直公奏稿》林绍年（1845年—1916年），字赞虞，福建闽县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御史，以极谏慈禧动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名噪四海。二十六年（1900年）迁云南布政使，就擢巡抚，兼署云贵总督。三十年上奏朝廷，呼吁实行立宪改革。三十一年（1905年）移广西。三十二年（1906年）内召，以侍郎充军机大臣，兼署邮传部尚书，授度支部侍郎。支持改革。三十三年（1907年)因御史赵启霖劾段芝贵案，林绍年替言官赵启霖报不平，跟庆亲王奕劻闹翻，称病退出军机，外出任河南巡抚。1910年调回中央任学部侍郎，后改任弼德院顾问大臣，随即告病回乡，1916年病逝于福州故里。 点击查看更多林氏名人：<B><FONT size=4><FONT color=red><A href="http://lin.5d6d.com/tag-%C1%D6%CA%CF%C3%FB%C8%CB.html" target=_blank><B><FONT size=4><FONT color=red>林氏名人</FONT></FONT></B></A></FONT></FON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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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贵州巡抚林绍年
1楼 雪中红 发表于：2006-1-22 12:51:44
□刘学洙

（一）?
遗爱在西南，富水贵山思节钺
大猷垂竹帛，房谋杜断惜丝纶

　　这副旧联，是近日福州一位文学青年从福建图书馆收藏的《林文直公荣哀录》中抄录寄赠与我的。
　　林文直即林绍年?１８４５—１９１６?，福州人，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改任御史，以极谏慈禧动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名噪四海。１９０５年出任贵州巡抚。在任一年多，兴革实事甚多，遗爱黔疆，百姓景仰。１９１６年，林公逝世，贵州名贤耆宿为表“富水贵山”思念之至情，联名写了这副挽联，署名者达二十人，均贵州一代名流，如大家熟知的姚华、夏同、刘显治、弁琳、陈光焘等。没想到，时跨两个世纪，这副挽联无意间传入笔者眼中，聊可为贵州文史添一难得小资料。我想，一个人为官一方，离任十多年，死后还为当地人士所缅怀，这与某些人在位时物议四起，百姓侧目，身后或垮台后，留下骂名，真是天上地下。
　　林绍年一生，宦海浮沉，孤棱自峻，晚节弥贞。《清史稿》有其列传，凡九百余言，但记黔事者仅寥寥二十多字。去年，北京作家出版社推出新编台湾高拜石著《古春风楼琐记》，八册，内有一篇《老佛爷也敢惹——谏修颐和园被摒的林绍年》，洒洒一万三四千言，切入点是讲谏修园，实是一篇最详尽的林氏全传。惜乎涉及黔事者亦不过三百多字。近悉林绍年墓志铭出自近代著名文学家林纾之手。刚好我藏有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畏庐文集》一册，翻出果见有《林文直公墓志铭》一文，是一篇文情并茂的古文，一千多字，涉及黔事者仅四十七字。同书，另有一篇林纾《祭林文直公文》，更未涉具体事实。读了上述文献，不由使我想起梁启超早年曾经慨叹：“中国旧史偏重中枢”，“而对巴、蜀、滇、黔诸地”大事过分忽视，“其简略不太甚耶？”（见梁著《历史研究法》）

（二）

　　林绍年从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旧历十一月抵黔，至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旧历元月离任，主黔政仅一年零二个月，在其一生政治生涯中有如一瞬。然而，从笔者迄今所掌握有关林氏的史料看，这一年多时间，却是他颇具特色的一段经历，是他完整人生与人格不可或缺的部分。
　　林绍年２９岁中进士，在庶吉士、翰林院、考官等位子上历十四个年头。４３岁当上御史，已过了不惑之年。在中央直属机关呆了十多年，对于晚清政治之腐败，仕途之险恶，他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正如林纾《祭文》所云：“吊公生平，来明去白，匪瑕匪玷，是曰完璧”，他不允许自己“难得糊涂”。你看，他刚当上了御史，位子还没坐稳，就上了这样剀切尖锐的奏折：
　　“生人罢敝，当以俭化天下，使疆臣爱养百姓。若诛求进献，未足以言忠?虚帑贾怨，未足以言智。请下诏停输，还所进奉。”奏折公然认为慈禧动用各地献银修颐和园，花了钱，买了民怨，是不智；封疆大吏诛求无已，不知爱民，是不忠。难怪高拜石用了“老佛爷也敢惹”这个刺目标题形容林绍年。他不为最高当局所容，是不可避免的了。随即被撵出中央机关，降级下放到云南昭通当知府去。
　　林绍年到了云南，秉性依旧。果断泼辣地严惩了地方首恶，百姓称快。一年后调署云南府，走时“郡中空巷出饯，父老伏地至流涕弗起”。到云南府后，所属安宁州辖境内发生强盗路劫杀人案，总督嵩蕃?旗人?限期破案，下面乱捕了二三十人。总督不加细察，致使正犯漏网，殃及无辜。林绍年发现此案有冤，亲自察访，抓到真凶，向总督汇报了实情，终于纠正了错案。幸好这个总督开明，不以为忤，还自觉有愧。正如林纾《墓志铭》所云：“崧公愧公能，疏荐公可大用。”这样一来，林绍年便由知府转道台，升按察使、布政司使、巡抚。这一点，倒是让人惊奇。没想到以晚清之专制，连老佛爷也未能“一个人说了算”，无法完全罢黜不同意见者，林氏下放后仍可准予复出上升。同时，地方尚有如嵩蕃这样的总督，颇有雅量，容纳能人，看出社会还保持一点弹性。
　　如果说，上面这些事迹，是表现林绍年耿直正派、公正无私的品格；那么，抚黔期间，他更能跟上历史潮流，以开放的眼光，冲破边远南荒闭目塞听状况，干下了选派大批留学生的盛举。
　　派留学生不是林绍年的独创，最先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奏提议的，时在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朝廷规定各省选派留学生须有定额，其中规定贵州省每年送三名。?见白寿彝《中国通史》１９卷９５３页?但就连这三名定额，在林绍年来黔前，贵州也未照办。林绍年主黔后，发现贵州虽然已办了大批新式学堂，但师资均为受旧式教育者，新学有其名无其实，于是提出：“整顿学堂必自广求教习始。然与其求之于人，不若求之于已。与其画地而谋其旧，不如游学以图厥新。”下决心派学员出国留学，饬令各州县尽力筹款，不准以财力支绌为由拖延不办。每州县至少要资送速成师范一二人，或加送专门学科一二入。又在省城高等学堂直接考选一批学生，并派教员护送前往日本。经过层层督促催办，１９０５年分几批，多渠道，全省共资送了官费、公费、自费留日学生１５１人。这不仅开了贵州空前未有之出国留学之先河，而且。其规模在其后的几十年也未曾达到。据《贵州省志·教育志》载：民国头１６年，贵州官费留学生只有４１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头十年，全省公派留学生只有２３入。
　　贵州首批留日学生，后来多数成了贵州推进近代化运动的骨干力量，不少成为辛亥革命运动在贵州的领头人。还有不少成为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发展现代教育的先行者。林绍年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举成就了贵州旷古未有的盛事。仅此一端，亦可看出：事在人为。贵州尽管落后，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跨越式发展的。

（三）

　　明清时期，贵州封疆大吏都是客籍官员。来边远穷省，不是得了什么肥缺。孔尚任在为黔诗人吴中蕃《敝帚集》作序时写道：人们对贵州多半“视为鬼方，蛮触之域，恨不旦夕去之。”蛮触，语出《庄子·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后称因细故而引起争端为蛮触之争。可见，孔尚任认为贵州是战乱不断的地方，谁愿意在这儿多呆?
　　林绍年在贵州干了一年多，便调到广西当巡抚。这不是他“恨不旦夕去之”，而是奉调走的。走之前，他给朝廷上了一个《筹办黔省事宜》的长篇奏本。这是林绍年主黔一年的实践经验总结与反思。他提出治黔“有宜治本者，有宜治标者，有宜标本兼治者，有本中尚有其本者。”他把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列为治本，而又以发展教育派留学生，列为“本中之本”，认为这是兴黔的根本大计。林绍年离任时还念念不忘贵州的开发与发展，并以负责的态度，向朝廷提出较系统的战略与措施的建议，其爱黔爱民之心，亦令今人感动。
　　查《贵州省志·前书志》，林绍年抚黔一年多，几乎隔月都有应兴应革之举措出台。笔者梳理了一下，其荤荤大端者，不下十三四件。这真有点像今天各级政府每年都要办十件大事。只是时代不同，其规模与水平不可同日而语。《贵州省志·前书志》中，收录林绍年奏议不下二三万字，它是研究林氏及近代贵州史的很好资料。
　　林氏从云南来贵州途中，便有心“沿途查勘土地”，“抵黔后，又查知前抚臣潘 购浙桑尚有存者”，又知道遵义府等地推广山东柞蚕已有经验，因此决定办蚕桑学堂。筹办工作１９０５年元月启动，三月十四日，省城蚕桑学堂即开学，为发展蚕业培训人才。又如，鉴于贵州各卫、所土司历史遗留下的土地相隔甚远，相互交叉，不利管理。胡林翼任安顺知府时就着手调整经界。林绍年来后，吸取胡林翼经验，亲自作调查研究，并与司道一再商议，制定了减少插花地、调整经界的措施。而且离任时还上奏朝廷，敦敦移请后任继续完成。再如，１９０４年十一月，印江县团首吕嘉礼、杨鑫协众作乱，地方官莫能处置。林绍年初到任，就亲率勇弁，前往印江，剀切劝导息争，不听，最后果敢机智地处治了祸首，为民除害。此外，举凡设丰泰矿务公司，着手开发铅、铁各矿；裁减绿营兵员，创办将弁速成学堂；设高等学堂预科、师范练习所；妥善处理教案等等……都有序有效地一一推进。其中尤以处理教案甚为成功。林绍年任职期间，曾发生一案：教堂诬陷本地士民，官府不辨真情，即以“杀教士”之名错捕良民入狱。林绍年发现后，深入调查，据理剖断，照会领事转饬教士遵守我国法令，释放了被诬陷入狱的冤犯，参凑勒令办案不善的知县回籍，平息了这一涉外纠纷。他在事后向朝廷报告中说，办教案要坚持原则，“中外一理，果据理驳诘，持平办结，彼亦无不就范。现民、教极其相安，堪以仰纾圣虑。”像林绍年这样临事有胆有智，持平、稳当平息教案的事例，在晚清史志中似不多见。
　　有一本《贵州历代官职一览表》，是有心人、业余文史专家侯清泉收集汇编的。笔者专找其中清代贵州巡抚一览表作了统计，发现有清一代２６７年，派到贵州任巡抚的共１３４人，平均每两年一换。其中在任仅一年的达８５人?占６３％?。末任巡抚沈瑜庆亦闽籍，为戊戌政变七君子之一的林旭丈人，在任仅５个月，辛亥革命爆发，离任归里。贵州历史上，两个现象值得思索：一是派来的客籍官员任期太短，变动频繁；二是多半以副职提调为正职主持贵州各级军政工作。大约贵州是小省、穷省，如果平调外省或中央官员来贵州，谁会乐意呢﹖而林绍年任期也只一年，虽未作“扎根贵州”的高谈，却一天一天抓紧工作。他来黔十多年之前，已经官居中枢御史，离贵州后几年，又回京任军机大臣等要职。以“重量级”的大臣，如此专心致志在贵州工作，这与他的光明磊落，秉公爱民的品格是分不开的。
　　末了，顺便还可一提的是，从高拜石《琐记》中，我得知林绍年与我原来还有点血缘关系。这是一个意外发现。我小时在外祖父家大厅前，见有光绪皇帝赐的横匾“懋官惟德”四个金字。大人们告诉我，外祖父的伯父是清朝大官，皇帝赐谥文直。外祖父家里的人们提及“文直公”时，总显得肃然起敬的样子。我在拙著《大营巷旧事》中，曾忆及此事。小时不知道“文直公”名什么。近些年学了一点贵州历史，对林绍年颇感兴趣，却未把林绍年与“文直公”对上号。这次读高拜石先生文章，忽见末尾引我外祖父一诗云：“伯父文直公，四十转御史。一疏独批鳞，申饬奉严旨。再起益敢言，南荒贬万里……”讲的即林绍年谏修颐和园贬万里云南的事。这才让我把原委弄清楚了。
　　真的，这世界太小了。时隔百余年，地隔闽黔数千里，人隔几代，一不留神，发现我竟与林绍年有亲属关系。传统与现实间之千丝万缕联系，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