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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报人林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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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9 23:03: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林白水(1874-1926年),原名林万里,字少泉,号宣樊、退室学者、白话道人,闽县(今闽侯)青圃村人。幼承家学,又拜名士高啸桐为师。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林启之邀,赴杭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4所新式学堂,任求是书院总教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宣扬新政,提倡社会变革,宣传禁烟,倡导破除迷信及妇女缠足等恶习。受其影响,杭州成立全国第一个“女子放足会”。
光绪二十年(1902年)一月,林白水返福州,与表兄弟黄翼云、黄展云等创办全省第一所新学——福州蒙学堂,在校秘密组织“励志社”。后到上海与蔡元培、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社”和“爱国学社”,出版《学生世界》杂志。翌年,赴日本留学,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拒俄排满活动,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同年夏返沪,与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十二月,自办《中国白话报》,公开鼓吹以暴力推翻帝制。
光绪三十年(1904年),林白水出任《警钟日报》主编,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孙中山曾书“博爱”二字相赠。后加入光复会。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万里回闽,任福建都督府政务院法制局局长和共和党福建支部长。民国2年(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次年,袁世凯解散国会,万里回到福建。民国4年,再度入京,附和袁世凯称帝,被袁委为参政院参政。帝制取消后,万里重操新闻旧业,创办《公言报》,任主笔。民国8年初,在上海创办《平和日刊》。民国10年春,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自任社长,以白水为笔名,发表政论文章,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翌年,被查封,万里入狱3个月。出狱后,《新社会报》改为《社会日报》出刊。民国12年10月,因刊登揭露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报馆遭封闭,他再次入狱。出狱后,于民国15年8月5日在该报登载《官僚之运气》一文,揭露潘复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丑闻。当晚遭军阀张宗昌逮捕,翌晨被杀害于天桥。北伐成功后,由林森等资助扶柩回乡安葬。有《林白水先生遗集》传世。1986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其女旅美华人、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林慰君捐资在故乡建立纪念堂、纪念碑。

来源:福州之窗
 楼主| 发表于 2008-1-29 23:06:12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代报人林白水之死

林白水(1874—1926)教过书、办过学、从过政,但就其一生来,主要还是办报,自1901年他27岁出任《杭州白话报》主笔以来,25年间他先后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报刊就有10多种,经历了晚清到军阀肆虐的动荡岁月,曾五被查封,三人牢狱,最后以身殉报,流尽了最后一滴
血。


  “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这是他永不褪色的诺言。

  他的一生极为复杂,既是黄兴的战友、蔡元培的同伴,曾为革命奔走呼号,有过光彩照人的经历,也追随过袁世凯,又与安福系有难以说清的关系,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他不是什么白璧无瑕的人,但就其一生来看,正如其同乡后辈邓拓1962年说的:“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


  一、从《杭州白话报》到《中国白话报》

  林白水原名林獬,又名万里,1916年以后才以“白水”为笔名,福建闽县青圃村人。弱冠之年他在福州书院就读,就已是小有名气的闽中名士,深受老师高凤岐(啸桐)的赏识。年轻时曾和同乡林纾同在林伯颖杭州的家塾任教,成为林长民、林尹民等的老师。又应同乡、杭州知府林启之邀,先后执教于杭州蚕桑学堂、求是书院。受林启创办新学的启发,1899年春天,他和方声涛、黄层云等在福州创办第一所新式学堂“蒙学堂”,“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中的陈更新、陈可钧、林觉民等多位福建籍英烈曾在此求学(方声洞、林文等也是他的学生)。


  1901年6月,求是书院学生、杭州名士项藻馨创办《杭州白话报》,邀请林白水主持笔政,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就是林白水起草的,这是他第一次涉足报刊事业。他以“宣樊”、“宣樊子”的笔名不断用白话在报上鼓吹新政,攻击小脚、迷信和鸦片(随后杭州出现了第一个“女子放足会”),也曾刊出以古文名世的林纾的《白话道情》(那时的林纾已翻译了《黑奴吁天录》,“不以仕途为念”,思想开放,倡导维新),都很受欢迎。《杭州白话报》由最初的月刊,变为旬刊、周刊、三日刊,最后成了日刊,发行量也从2000份增加到3000份,直至5000份,风行杭城及附近各地。


  1902年4月,林白水应蔡元培之邀来到上海,一起组织“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他的革命生涯由此翻开了第一页。接着,他和蔡元培等创办了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及社刊《学生民界》,“鼓动反清革命,言论尤为激烈”,也曾为《苏报》写过时评。这些活动无论在当时的上海,还是在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史、革命史上都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


  1903年春,他和妹妹林宗素第一次留学日本,双双参加拒俄义勇队,秘密发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执笔起草《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参加者包括黄兴、陈天华、张继、孙翼中、苏曼殊等。


  这年夏天,他和黄兴等一起回到上海,正值“《苏报》案”之后,章士钊等创办《国民日日报》,邀他加入,不幸因内讧而夭折。12月15日,蔡元培创办《俄事警闻》(1904年2月15日起改名为《警钟日报》)。因为林白水以前办过《杭州白话报》,所有白话文都由他执笔,但多不署名,12月19日,林白水独立创办了《中国白话报》,实现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那时候报刊不分家,名为“报”,实际上是期刊,先是半月刊,后是旬刊,发行量从创刊时的数百份到后来增至上千份。几乎所有栏目都是他一个人写的,他以“白话道人”的笔名大力倡导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在第一期的“论说”栏中他写道:


  ……这些官吏,他本是替我们百姓办事的。……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倘使把我们这血汗换来的钱粮拿去三七二十一大家分去瞎用……又没有开个清账给我们百姓看看,做百姓的还是拼命的供给他们快活,那就万万不行的1


  1904年2月16日,他在第七期“论说”栏发表《国民的意见》指出:“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100年前,他就以大白话提出“纳税人的权利”思想,在当时还是罕见的。

  他在17、18期“论说”栏连载的《论刺客之教育》一文产生了实际影响,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为炸清廷考察宪政五大臣而舍身赴义的吴樾,在《暗杀时代·自序》中叙述了他在《中国白话报》等报刊影响下思想转变的过程。《民报》曾刊登吴樾写给妻子的绝笔:“自阅《中国白话报》,始知革命宗旨之可贵;自读《论刺客》一篇,始知革命当从暗杀人手。”


  1904年10月8日,《中国白话报》出至第24期停刊,离创刊不到10个月,但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林白水打破了文言八股起承转合的锁链和绳索,对新闻文体的发展作了许多新的探索。他的新闻作品已具备现代新闻文体(通讯、特写)的基本特征,如《俄国武官不客气的说话》、《商部尚书吃花酒》、《大家听戏,好玩得很哩》等大量新闻,以浅白的文字报道了那个时代的真相,一方面是国土被占、妇女被奸淫、财富被抢掠、百姓被杀戮;一方面则是统治者继续沉溺于听戏、花酒,照常取乐。在新闻体裁上,他较早采用号外、文摘、时事问答、连续报道、综合报道、集纳新闻、编者按、编后记等多种形式,用以报道新闻、展开评论。他的评论辞锋犀利,鼓动性强,是我国新闻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评论的政论家之一。在语言上也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明白如话,通俗易懂,辛辣尖刻,冷峭凌厉,早在五四运动倡导白话文之前他就已付诸实施,两办白话报,仅这个功绩就无人能比。梁启超半文半白的报章体风靡当时的新闻界,而林白水独树一帜,大胆采用纯白话,纵笔所至,畅所欲言,文章中不时夹杂着新名词、民间口语及方言词汇,读来活泼上口,明快畅达,同时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常用反语,有时尖锐得近乎刻薄。这一特点在他晚期的政论中表现得特别充分,深受读者欢迎,也为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这是后话。


  20多年后(1925年12月4日)他在《社会日报》回忆起这段经历,还不无骄傲:“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语体的报纸来做革命的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


  二、从黄兴的战友到入袁世凯的彀中

  1904年11月,清廷大肆筹办“万寿庆典”,为70岁的慈禧太后祝寿,林白水愤而写下一副对联,在《警钟日报》发表: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一联既出,令人拍案,上海各报乃至外省不少报刊无不争相转载,传诵一时。

  11月19日,上海租界,安徽志土万福华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失败被捕,林白水和黄兴等11人先后被捕,他因查无实据关了一天就被释放,即在《警钟日报》发表文章大谈“侠义之士”、“为侠客辩证”:


  万福华和被捕的青年,都是古时所谓的‘侠义之士,,而满清却污他们为匪徒。侠义和匪徒相距何啻千万里?侠客是除暴安良的义士,即使在外国也算崇尚侠义精神的。


  为万福华案,他到处奔走请律师、写文章等,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身边常有可疑的人跟踪。在参加了“光复会”的宣誓仪式之后,1905年初春,他回福建暂避。他的一篇《革新福州教育刍议》导致了4所府学的诞生,也是造福桑梓之举。


  这年7月底,他再次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修新闻,有人说他是“中国留学外国学新闻学的第一人”。他先后与宋教仁、孙中山结识,孙中山手书“博爱”相赠。同盟会成立时,他欣然参加。年底,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酿成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浪潮,他愤然退学回国。在福州乌石山隐居期间,他与黄展云合编了《高等小学修身课本》,与黄振云等合编《高等小学经训教科书》,作为福州各个高等小学的教科书。1907年初,他再次来到上海,以卖文为生,当时“海上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他曾夜以继日赶写《中国民约精谊》一书,刺破手指给老师高凤岐的弟弟、他的同窗高梦旦写了一封慷慨淋漓的血书,商务印书馆破例预付1000元银票的稿酬,他全部赞助赵声、柏文蔚他们在南京举义。

  1907年秋天,他第三次东渡日本,再入早稻田大学,开始系统研究英美法律和日本的教育。应高梦旦约稿,他先后翻译了《自助论》、《英美法》、《日本明治教育史》 等著作,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译编的《华盛顿》、《俾斯麦》、《哥伦布》、《大彼得》、《纳威尔》、《加里波的》等6本小册子,介绍西方近代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人物,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少年丛书”,誉为“记事简明、议论正大,学生校外必读之书”,长销不衰,从1909年到1930年共发行了13版,其中《大彼得》发行19版之多。

  1910年夏天,林白水学成回国。辛亥革命以后,他回福建参加都督府参事会,主张三权分立。随后被任命为法制局长、省临时议会议员。他四易其稿,制定了福建第一部选举法。他主持下的法制局创办《时事选刊》,成为我国最早的文摘报刊之一。

  1913年春天的民主浪潮中,他以共和党籍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北上进京,从此入袁世凯彀中长达3年。1914

年1月,袁世凯悍然下令解散国会,搞了一个袁记的“政治会议”,接着又有“约法会议”,林白水被任命为“政治会议”、“约法会议”的议员,还做了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督军府秘书长,得到袁的赏识。这年春天他以福建军务善后帮办身份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时值“二次革命”后不久,福建《群报》、《民报》、《共和报》等被封,《民报》、《共和报》主笔 黄展云、陈群尚在狱中,经他的努力才得以获释。

  1915年,旧识刘师培拉他参加“筹安全”,薛大可主办的《亚细亚报》上也发表了他不少文章,撰表纪、写劝进书,袁世凯论功行赏,他捞了个参政院的参政。在林白水波澜起伏的生命中,这位书生论政的高手没有写好庙堂问政这一笔,1913到1916年这3年是一个败笔。不过回到当年的历史场境,想到1912年秋天孙中山一度也为袁世凯高唱赞歌,黄兴更是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画,尤为感佩”,甚至请袁世凯和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蔡锷、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也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袁世凯确实迷惑了许多的英雄豪杰。林白水3年的迷途并不显得突兀。


  袁世凯的皇帝梦被蔡锷他们的枪声打碎,一命呜呼。3年在朝,林白水看破了政治舞台上的翻云覆雨、尔虞我诈,下决心告别政坛专心于新闻事业。

  三、从《公言报》到《平和日刊》

  1916年8月1日,林白水辞去议员,9月1日,《公言报》便在北京问世。《公言报》的创刊得到了他的同乡、早年的同事林纾的帮助,办报资金就来自林纾的门生、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所以这还算不上一张独立的报纸。也是这个时候开始,他以“白水”的笔名发表论说、通讯,亦庄亦谐,笔锋犀利,辛辣无比,乃至“白水”之名淹没了他的本名和过去的笔名。他字少泉,“泉”字身首异处即为“白水”,表示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同时他家乡有座白水山,他常对人说:“吾乡青圃白水山是吾他日魂魄之所依也。”他由此开始生命中最后10年的艰难跋涉,心无旁骛,几乎把这10年的精力、时间、智慧全部献给了报业。


  《公言报》有替安福系说话的时候,但也发表过“有吏皆安福;无官不福安”这样的对联,“见者莫不哄堂拍案,段派知之,衔白水甚”。有时候他甚至给段祺瑞出难题,1917年春,他首先披露政客陈锦涛贿赂议员拉选票的丑闻,独家披露了原交通总长许世英在津浦租车案中贪赃舞弊的丑闻,京都舆论一片哗然。结果陈锦涛锒铛入狱,许世英畏罪辞职。1921年12月13日,他在《新社会报》发表《靳内阁的纪纲原来这样》一文,旧事重提:


  我还记得合肥(段祺瑞)当国的时代,交通总长许世英,因为他靠着合肥是他拜把的弟兄,一方又是入了国民党的党籍,所以胆子大了。办一个津浦租车的大事件,不幸给区区知道了,想尽法子,把他那租车合同抄得一份,给他一个体无完肤的批驳。在《公言报》上一登,这位矮许先生第二天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己乖乖地告发自己,还请总理/辰人查办。以合肥那样蛮干的家伙,也不能不有三分尊重舆论,因此也就暗暗的劝他辞职。你想吧,那时候的合肥,简直跟项城差不多远,他以总理之尊,却不能保护一个把弟兄,可见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

  还有一位财政总长陈锦涛,也是因为五万块钱的贿赂,给区区知道了,当天在报上一发表,陈锦涛也是乖乖的自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请查办。不上几天,陈氏辞了 职,就给地方厅传了进去押起来。审判结果,定了徒刑的罪名。后来还是费了多大的劲,弄个大总统援照约法,给他特赦出来。不然,至今还关在监狱里边哩。

  1925年12月24日,他在《社会日报》谈到这段历史时,不无得意地说:“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阁员,举发二赃案,一时有刽子手之称,可谓甚矣。”

  1917年这一年北京政坛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他发表时评《民国六年北京之所有》说,“总理一年而九易,则政乱可知”。7月22日的《印之蒙尘》时评,通过屡失官印,对民国上层政治极尽嬉笑怒骂之言,发出了“印且不免于蒙尘,而吾辈乃欲求其一旦之安适,宁非妄欤吁”的慨叹。7月23日的时评《便宜不得》,表示不能便宜上演复辟丑剧的前清小朝廷。张勋复辟10天前失败了,但5天前北京政府竟发布了为清廷洗刷罪名的命令,毕竟段祺瑞、徐世昌都是前清旧臣。《便宜不得》敢于与权贵唱反调,赢得了街头巷尾老百姓的赞誉。此文既见忌于徐树铮,也为林纾所不满。之后林白水还写了《无血之杀人》、《渔人得利》等辛辣的时评。他的一篇《青山漫漫七闽路》时评,揭穿即将出任福建省长的许世英贪赃舞弊、任用私人的老底,打破了许的省长梦。他与安福系的裂痕自然越来越大,离开 《公言报》是必然的。

  1918年3月,他组织北京新闻记者团赴日本考察。1919年2月,“南北议和”开幕的当天,他在上海创办《平和日刊》,常常率先透露北方政府的消息。他女儿林慰君回忆“每一论出,南北和议代表拱手以听,军阀欲顾咋舌;望平街市上响晨翘首鹄立者数千,人踵相接也”。3个月后,和平会议宣告破裂,《平和日刊》随之偃旗息鼓。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抨击新文化运动,并辱骂蔡元培。虽然林白水不在北京,此事与他更毫无关系,但他深感内疚,觉得对不起老友。5月中旬,他回北京后,即与《公言报》分道扬镳。


  四、从《新社会报》到《社会日报》

  1921年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一起创办《新社会报》,对开4版,他为社长,胡政之为总编辑,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但当时报纸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赖以生存的不是发行与广告,而往往是某一政治集团的津贴,军阀政府也很注意控制舆论。林白水与安福系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对他们的黑幕了如指掌,“议论个人长短,或揭人隐事,‘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他常常把犀利的笔尖指向政府财政机关,利用内幕新闻敲竹杠,他打算向人要钱,就指名大骂一顿,‘给钱就不巧,决不恭维”’(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甚至连与他向来友好的,也刁;为他“笔下所饶恕”。权贵们又怕他,又恨他。当时曾任财政次长、总长的李思浩回忆,对《新社会报》“要给以相当数目的资助”,胡政之对此不满,感到“北京办报易受压迫”,担心被牵连进去,不久即南下上海办国闻通讯社去了。果然1922年2月《新社会报》就因披露吴佩孚搬用飞机炸弹和盐余公债的黑幕,被警察厅勒令停刊,只生存了一年多。


  两个月后(1922年5月1日),《社会日报》面世,林白水在复刊词中说:“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


  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献媚军阀,破坏司法独立,德高望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奉行“不合作主义”,于18日辞职离京,引发了北京学界的驱彭风潮。21口,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刊出一篇述评新闻,大标题为:


  北京城圈以内之绝大风潮

  议长政客与学生宣战

  副标题也很醒目:

  皮鞭枪把击伤无数青年

  重伤待毙者二十余人

  何所谓人道何所谓法治

  与恶魔宣战者靡惟学界

  教育界之惯激及其表示

  直点议长吴大头(景濂)之名。

  1月27日,他在时评《否认》中盛赞蔡元培的为人,“若彼攻击之者,更无一人足以比拟蔡氏于万一”,坚决表示“吾人对于现政府与议会绝对的否认”。


  1月28日,他在《告知识界》时评中说:

  就眼前之司法被蹂躏,教育被破坏两问题,我们知识界要群起作积极消极的应付,积极方面,就是唤醒全国的舆论,促起全国各界的注意,用大规模的示威,推倒程克(司法总长)彭允彝(教育总长)……消极方面,就是凡属知识界的人物,对于现政府各机关职务,就应立刻引退(全体罢工)……因为知识界要是全体罢工,我敢信政府一定担不起。无论如何,总要屈服。……


  同时对北京8个大学宣布独立、不听命于教育部之举大为称赞。《社会日报》与权势力量短兵相接,站到了时代的最前面。2月22日,新春伊始,在一片“恭喜”声中,他发表时评《恭喜,张内阁,快点倒下去》,接着他连续发表《缓急倒置》、《请看某部之大拍卖》等文,“今之北京政府,可谓完全不懂事家伙凑在一堆,自名曰政府,自号曰中央,犹复不知羞耻地自谥‘合法’。”他说议会、政府成了“拍卖行”,大小官吏“都有定价”,明日张胆,卖官鬻爵。林白水寸管在手,通过《社会日报》这个舆论的平台无所顾忌地批评时政,指斥权贵。


  各路军阀、议员、政客、官僚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他们对林白水的恨是一致的,《社会日报》成为他们的眼中的芒刺。2月28日,《社会日报》“紧急新闻”栏刊出一篇《吴大头之进项》,骂吴景濂“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披露了曹锟送他3万元、送副议长张伯烈1.1万元等丑闻。6月,又揭穿了曹锟贿选总统,每个议员每月津贴600元、每张选票5000元大洋等内幕,大大地触怒了当权者,结果报馆被封3个多月,林白水也被囚禁了3个多月,罪名是妨碍总统选举行为。但他没有被压倒。


  1924年秋天,冯玉祥反戈发动北京政变,当了1年零20多天总统的曹锟黯然下台,成了阶下之囚。两天后(11月4日),林白水发表时评《哭与笑》,将那些窃据要位、贪得无厌的军阀、政客戏弄了一番。11月10日,在时评《请大家回忆今年双十节》中,他从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曹锟惨败的事实出发,得出了“武力靠不住,骄横乱暴贪黩之可危”的结论,警告“继曹吴而起的军事当局”,“尽可以就拿曹吴这一幕电影写真,来当教科书念罢了”;“孙中山所以敢于只身北来,……就是他抱个三民的主义,能得一部分的信仰罢了。……要是没有主义,单靠兵多地盘广,那末曹吴的兵,曹吴的地盘,何曾不多不广,为什么不及三礼拜,会弄得这样一塌糊涂?”这是一篇文采斐然而有见识、有胆气的大文章。


  2月31日,孙中山扶病进京,林白水连续发表《吾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孙中山的死使他陷入悲痛之中。


  五、从“卖文字办报”到以身殉报

  从《新社会报》到《社会日报》前后5年,是林白水办的报纸中历时最久的一份。除了无情地鞭笞上层社会的黑暗,他亲身在街头巷尾接触底层社会,力图通过自己的报纸传达民间的呼声,关心底层疾苦,注重社会新闻成为《社会日报》不容忽略的一个特点,“举人生日用社会消息,无不笔而出之”。他亲自采写的一篇关于洋车夫的报道,“都门中下社会胥为震动,报之销路飞涨,日以数百份汁”,真正做到了“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国闻周报》第3卷第30期称其为“苍头异军突起,报界风尚为之一变。”老牌的《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说:“北京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报纸而诵者,皆社会日报也。”


  1925年7月3日起,他在《社会日报》副刊“生春红”每期登载《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

  《社会日报》自出世以迄今日,已满三年,耗自己之心血,不知几斗;糜朋友之金钱,不知几万。艰难缔造,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触忌讳、冒艰除,所不敢辞。然为资力所扼,发展无望,愧对读者。……计不得出,唯有出卖其自以为能之文与字,藉资全活。


  接着他又刊出了“润例启事”。但也有史料表明,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4等,《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都属于“超等者”6家中,每月可得津贴至少300元。林的女儿回忆,家中佣人最多时有10人,家庭教师有5位,房子有四五个院子、三四十间,而且他酷爱金石砚台,经常收买各种名砚,要维持这样的生活无疑需要大量的金钱。这是林白水生活的一面;另一面他时时以“公共言论机关”为念,在腐朽黑暗、险象环生的北京独立支撑《社会日报》,以他无比犀利的笔“发抒意见”也是事实。


  这年12月1日,正值北京《晨报》馆被捣毁,《社会日报》差点被砸,林白水也收到威胁信。他在《社会日报》登出《白水启事》:“今则年逾五十,家徒四壁,一子一女,学业未成,外对社会,内顾家庭,犹多未尽之责,迭承亲友劝告,勿以言论召祸。自今日起,不再执笔为文……”当天时评栏的署名即由“白水”改为“记者”。


  当时的北京新闻界,“报馆,不下百十家,通讯社,亦不下百十处。讯以同通,文以同载,篇章抄袭,意兴寡索,其志在骗乞津贴。挂名部曹,藉此以为媒者不必说,即号称大报日出三大张,亦不过多载‘呢”么’等新文,‘呀’‘呵’等新诗,其艰奥难读,其于典漠誓训,非浅学者所能共喻”(1925年12月21日《社会日报》);“无私无党,直言不讳者,白水一人而已。观其时评,无论任何军阀、任何政客、任何士民,有好坏处,莫不良心驱使,力加戒勉,且聪明绝顶,料事如神”(1925年12月10日《社会日报》)。他“信手拈来,借成妙谛;其见诸报章,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词严义正,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污吏寒心,贪官打齿”,“对一般恶官僚,当头棒喝;对一般新青年,痛下针砭”,人称“透骨见血,铁肩辣手”。

  难怪在他声明“不再执笔为文”后5天里就收到200多封读者来信。有人甚至说:“我们每日拿出脑血换的八枚铜元,买一张《社会日报》,只要读一段半段的时评,因为他有益于我们知识的能力。”从12月6日到27日的22天中,他在《社会日报》每日一栏,一共发表了57封读者来信。


  他从热情的读者那儿汲取了力量,感到无比的感奋。12月20日,他再刊出《白水启事》:“这半个月之内,所收到的投书,大多数是青年学生,都是劝我放大胆子,撑开喉咙,照旧的说话。我实在是感激的很,惭愧的很。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不料一语成谶。


  当天的时评又署上了“白水”之名,他的笔像投枪一般掷了出去。在随后几天的时评中,他对段祺瑞的新内阁发起猛烈攻击。比如《陈澜生别来无恙?》、《不堪回首》挖出了两个曾被他在《公言报》骂倒的政客的老底,还以《不堪回首集》的总标题逐日刊登《公言报》揭露他们丑闻的报道,使这两个新任总长臭不可闻。“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他的新闻评论实践了自己“说人话”、“说真话”的诺言。


  1926年4月16日,直奉军阀进城以后,他还发表时评赞扬冯玉祥秩序井然撤出北京。这一见面礼自然引起军阀的忌恨。4月21日,他发表《合肥政治闭幕》时评。他曾在报上自白“我这些说话,是着眼在国家利益,社会安危,与军阀个人,哪些党派,可是毫无关系”。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捕,26日在天桥惨遭杀害。黑云压城、新闻界人人自危。5月12日,他竟然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断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5月17日,他在时评《代小百姓告哀》中批评直奉联军:


  树讨赤之旗,……但直奉联军开到近畿以来,近畿之民,庐舍为墟,田园尽芜,室中鸡犬不留,妇女老弱,流离颠沛。彼身留兵祸之愚民,固不知讨赤有许多好处在后,而但觉目前之所遭之惨祸,虽不赤亦何可乐也!……赤党之洪水猛善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乌夫,自由自汝之名以行,今之讨赤者,念之哉!

  “军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除是死不要脸,愿作走狗,乐为虎伥的报馆,背着良心,替他宣传之外,要是稍知廉耻,略具天良的记者,那有刁;替百姓说话,转去献媚军人的道理。”这是他1926年5月26日发表的时评,今天读来依然掷地有声。6月5日,他发表署名时评《欢迎吴张者注意》,批评炙手可热的军阀,以及嗜利、逐臭的趋炎附势之徒。“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与他办《中闲㈠活报》时以民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到什么时候都有着抹杀不厂的甘:命力。曾在他家做过家庭教师的考古学家容庚说他“视权贵蔑如也。其所办日报,抨击军阀,笔锋犀利,如挝渔阳之鼓……其身世与祢正平略同”。他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但以“说人话”、“说真话”为天职的报人,他别无选择。一篇篇时评,如同一根根芒刺扎在军阀的背上,杀机早已伏下,林白水命在旦夕。


  1926年8月6日凌晨一点,北京宪兵司令王琦诱捕了林白水。主宰北京的山东督办张宗昌想杀他可谓由来已久,起因是他在报上讥讽这位“狗肉将军”是“长腿将军”(影射他的部队遇到敌人撒腿就跑)等。直接起因则是8月5日的时评《官僚之运气》得罪了张的智囊、曾是财政次长的潘复: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囚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可见表面炎炎赫赫之某肾囊,由总长降格求为督办;终不可得,结果不免于刳池子之玩笑,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早在1923年1月2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发表《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矿师潘大少爷恭喜山东人发财》,揭露潘复贪污敛财的劣迹,使其未当成山东省长,潘早就怀恨在心。8月5日,潘复看到《官僚之运气》的当晚,先是令人给林白水打电话,要他在报上更正并且请罪,林以“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而断然拒绝。潘复恼羞成怒,在张宗昌面前哭诉,要求将林白水立即处死。林白水被捕的消息传出,京中友好纷起营救,杨度、薛大可等苦求张宗昌,薛大可长跪不起,王琦与潘复耳语而去。等到张宗昌同意将“立即枪决”的命令改为“暂缓执行”,凌晨2点,传来的是已执行半个小时的消息,这是潘复与王琦串通定要置林于死地。


  其实,8月6日清晨4点10分,林白水才被押赴天桥刑场,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枪决(1926年8月7日《晨报》)。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被难之时,他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双目犹未全闭,陈尸道旁,见者为之酸鼻。这一天离邵飘萍被杀相距不过百日。两个著名报人因为“说人话,不说鬼话”、“说真话,不说假话”而以言获罪,在同一地点遭公开杀戮,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悲怆的一幕,后被称为“萍水相逢百日间”(1928年北京《自立晚报》的新闻标题)。


  林白水留下的遗嘱写于8月6日凌晨4点:

  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J、林、宝玉和气过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作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


  丙寅八月七日夜四时万里绝笔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最放心不下他只有12岁的女儿,以致将年、月、日都写错了,他写了“丙寅”,按阴历那天是六月二十八日,阳历也不是8月7日,而是6日。从手迹来看,这份遗嘱也不是一气呵成的,“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8个字就是后加的,对他心爱的女儿的关怀之情尽在其中。林慰君说:“人家都说先父是慷慨就义,丝毫不在乎。但他内心的痛苦不知多么厉害!又有谁知道?”诚哉斯言!痛哉斯言!

 《文史精华》2004年第4期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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