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有壬——漳州辛亥光复中“学生军”翘楚( 一）

林龙井

林有壬留法时留影 　　龙溪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成绩单　　（庄宗沛供） 　　民国时期女子小学毕业合影

林有壬与漳州辛亥光复 　　兴办女校，开风气之先 　　核心人物：林有壬（1890—1976年），一名坤仔，字源真，龙溪县登科洲人（今龙文区朝阳镇登科村顶社），家住漳州东门街元魁庙隔壁（即市新华东路177号。1999年旧城改造被拆迁，今为漳州市都市妇产医院）。1903年，考中秀才。嗣后，进入汀漳龙师范学堂学习。期间适逢漳州辛亥光复，他任学生军队长，担负临时维持社会秩序任务。不久，南渡马来西亚，创办华侨学校。1915年返漳，创建龙溪县立第一女子小学。1918年撰写《南洋实地调查录》。次年，被选送留法勤工俭学，获普鲁士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硕士。1924年回国，任福建省立第八中学校长。不久，任福建省财政厅秘书，兼《福建财政月刊》总编辑。1932年以国务侨务委员会委员身份兼任暨南大学南洋研究委员会委员。1942年任福州市筹备处处长。1945年任哈尔滨市民政厅长。1947年任台湾省民政厅副厅长（后任民政厅厅长）。随即，返乡参加龙溪县国大代表选举。1948年11月以第二高票落选，后递补当选国大代表。嗣后，携带家眷赴台团聚。1950年当选为台湾省会计公会理事。1966年连续担任第一、二届龙溪同乡会理事长。1976年病逝于台北，享年86岁。 　　林有壬与漳州辛亥光复 　　林有壬自幼博闻多识，聪颖好学，勤于思考，素有“神童”之美誉。13岁时考上县秀才（与其父林德飞同年参加秀才考试，时与考人员竟达七千人，龙溪县却只限（秀才）32名，林有壬名列第九，林德飞名列十六，父子同榜），一时传为佳话。可当人们为此向他道贺时，他却心事重重地说：“国家至此，吾有何喜？”一副忧国忧民的形象呼之欲出，小小年纪便表现出了非凡的理想抱负。及至考进汀漳龙师范学堂，他便偷阅朝廷禁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大胆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并不时与进步同学一起探讨民主共和思想。尤其在汀漳龙道尹文案兼任汀漳龙师范教习宋善庆老师（时为同盟会秘密会员）教育和熏陶下，他的思想更为成熟，革命热情更为高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声传到漳州后，血气方刚的他（时年21岁）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闻风而起，积极响应宋善庆老师号召，参与了1911年11月漳州辛亥光复活动，从而在其人生华章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1年11月10日晚，在汀漳龙道教习宋善庆带领下，林有壬等几位汀漳龙师范学生与朱润卿、陈清福等同盟会员一起，突然冲入汀漳龙兵备道尹（简称道台）何成浩家，晓以大义，策其反正；并申明若执迷不悟，必如飞蛾扑火。随同的陈清福举起铁烟罐佯称手榴弹，厉声吓喊：“道台若不悬崖勒马，此物无情。”眼见大势已去，何成浩表示同意反正，于是连夜举家逃走。朱润卿则携带伪装炸弹威胁狱吏开监尽释囚犯，从而揭开了漳州光复的帷幕。 　　光复后，鉴于当前社会混乱状况，林有壬等在内的汀漳龙师范学堂学生及附属小学高年级学生数百人又在宋善庆老师带领下，成立了学生军（枪械主要由宋善庆老师负责向道署借取），担负维护临时社会治安任务，以辅助地方军警。虽说装备不完善，士气却极其高涨。这些学生因长期深受宋善庆及其漳州同盟会的影响，富有革命思想和热情，故参与革命十分积极投入。 　　当时，学生军计一大队，分若干小队，领队者为林有壬、邱仁和、曾紫垣、杨鸿逵、陈济舟等，都是师范戊、乙两班的学生；而张金波、朱自楫、苏鹤年、林春元、管奋庸等，均系附小高年级生。同时，县第一高级小学堂学生陈铸（即陈寿西）、陈畴（即陈寿田）两兄弟，受县商会长陈廷佐的委托，也结合其同学潘澄峨、孙绍武、柯文钦、包国材、张厚坤等组织了“警察队”，但仅在光复初期维持地方秩序之责，旋即解散。后陈铸、潘澄峨、王兆庸和黄朴庵、管奋庸、郑祥鸾等，以参与光复有功，经省财政厅长陈之磷（即陈芷汀，漳州城东坂后街人。1911年福州光复后，福建省成立都督府。陈之磷出任第一任财政司长，后财政司改称财政厅，陈之磷为第一任厅长。）的介绍，分别被送入省陆军小学和马江海军学校肄业。应当说，林有壬等率领的学生军及学生警察在非常时期的非常行为，对维护漳州社会治安起到一定作用，功不可没。（摘引《漳州文史资料》第15辑—宋善庆 在漳州、黄花岗之役生还志士—许赞元）这也是漳州辛亥光复的一大特色。 　　兴办女校，开风气之先 　　汀漳龙师范学堂毕业后，林有壬即被聘为东区小学（今巷口小学前身。1919年改称东华实验小学，1942年改称丹霞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教员。不久，应马来西亚槟城侨胞之请，前往创办华侨学校。其教职即由该校聘蔡振鹏、包国材充实。这次南洋之行，为他此后致力于华侨事务埋下了伏笔。1915年返漳，24岁青年才俊林有壬担任了《龙溪教育月刊》主编。此间，他代表龙溪教育会考察全国教育，同时根据考察情况，结合龙溪县教育实际，拟具出《兴革意见书》供全县采择。为振兴龙溪文化事业，尤其是女子教育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旧时，私人办的新式教育尚不多见，更何况是女子办学。再者中国传统上不主张女子接受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因此近代之前始终没有正式的女子教育机构，形成“女子无学”状态。少数女人通过家长或者上门塾师接受一定的教育。中国历史上的女诗人李清照，或者像慈禧太后那样的女政治家，是通过自学完成自身的教育。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把女子教育带进中国。清末新政开始之后，开办女学，形成社会风气。辛亥风潮，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女性解放更是首当其冲。 　　1892年2月6日，在漳州府辖下的漳浦县养正女校附设蒙养院开学，招收4岁至6岁女单及孤儿院适龄女童入学，为全国近代幼儿教育之先声。（见《漳州志：大事纪》）应该说，幼儿女子教育虽然较早，但收效却甚微，相反，出现了停滞、倒退现象。漳州辛亥光复后，由于外来各类新思潮的影响，给当时社会以极大冲击。于此时（1916年、1917年期间），林有壬受命创办龙溪县立第一女子小学，难度相对较大。虽说漳属县城已有教会女子学校，但公立女子学校尚属首次，因而存有疑虑。所以，一开始，阻力不小，进展也较为缓慢。不过他事必躬亲，迎难而上，不遗余力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引导人们冲破旧有传统封建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女性教育观，从而为女子学校的兴办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8年陈炯明入漳后，倡行（护法区所属各县）“一乡一校”举措，特别是创办各类女子学校，更是把闽南地区的教育推向了一个高潮。据1920年4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载：“以龙溪一邑而论，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校90余所……学生数约12000余人，较去年约增加3倍。”基本达到“人不失学，学以致用”的目的。从中可以看出，林有壬创办的县立女子小学，已初见成效，深入人心，同时也为陈炯明在漳兴办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女子中学等创造了良好条件。    　　创办女子学校，其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漳州新型的知识女性，同时也是对旧社会传统“男尊女卑”封建陋习的挑战，更是对闽南地区女性精神上的解放。虽然说林有壬所作的努力是有限的，但其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这些不但可从他身体力行，让其所有女儿接受教育的表现得到有力印证（其共有六女，除一人操家外，其余都入校求学，学有所成），而且也可从全府县各地公立女子学校纷纷创办窥见一斑。 　　与此同时，在致力于地方文化教育建设之余，他也十分关注国外地学动态。为此，他翻译了大量国外地理学文章，刊载在国内著名《地学杂志》上，共有16篇之多。如《述测地学进步之状况》（1916年）、《墨西哥之地形(续)》（1917年）、《喇嘛教之研究》（1917年）、《述联合国在德领阿非利加殖民地之作战始末》（1918年）、《英国都市之分配》（1918年）等等（见附件一），为我国地学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从中可以看出，他不但具有丰富的阅历，而且学术涉猎广泛，功底深厚，而这也是他被遴选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地学杂志》统计，该刊前后发表各类翻译文章230多篇，前后作者达540多人，这里不仅有日本地学学者的译作，如石井万次郎、佐藤传藏、井上禧之助、山根新次、野田、桥本欣五郎、白鸟库吉、山琦直方等，而且也有西方地学专家的名著，如亨廷顿（当时译为汉丁顿）的《文明与气候》、《人生地理学》，开尔底和霍华茨的《地理学史》，纽毕金的《近代地理学》和《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的地理条目等，更有国内知名人士和著名学者的文章或译作。如张相文、苏莘、陶懋立、陶亚民、张星烺、武同举、林有壬、章鸿钊、林传甲、白眉初、翁文灏、姚存吾、刘仲仁、章太炎、张謇、邝荣光、邹代钧、宋教仁、梁启超、王桐龄、聂崇歧、谢家荣、李春昱、谭锡畴、王恒升、丁道衡、竺可桢、徐炳昶、谭其骧、朱士嘉、张鸿翔、盛叙功、李长傅、张印堂、黄国璋、萧廷奎、王钧衡、殷祖英、李宪之、王成祖、王成敬、王益崖、邹豹君、张护恩等等。他们为积极传播近代地理学知识，锻炼和培养一批地理学研究人才，促进中国地理学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闽南日报2011.11.17            林盛发文图

林龙井

林有壬——　 漳州辛亥光复中“学生军”翘楚（三）

淞沪战争中,中国军队奋勇御敌。 　　林有壬家眷离港前与房东合照。 　　1962年8月27日出席第八届国际会计师会议的蒋书栋、孙昌辉、林有壬（左三）、涂芳辉等四位代表。 　　“国民党党员守则十二条”书法墨盒。

林盛发　文/供图 　　抗日爱国“诤臣”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2年“一·二八”中日淞沪战事爆发。时在暨南大学（上海）的国民政府侨务委员林有壬一面从事教学，一面投身抗日救国运动。与广大富有爱国传统的学生一起竭力声讨日本的残酷暴行，部分同学还参加义勇军与日军作战，同时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4月，他与驻沪爱国人士一道自发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筹措经费，支援东北义勇军。 　　据当时报道，“本市各界组织之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于昨日（4月17日）下午四时，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举行成立大会，到会江问渔、胡凤翔、张一麐、褚慧僧、林有壬、陶乐勤、袁近初、冯少山、胡庶华、任矜苹等六十余人。通过会章、选出理事。兹将各项情形志下：公推褚慧僧主席，主席报告云：自暴日侵略我东三省后，而东北负责长官张学良，始终贯彻不抵抗主义。虽马占山崛起黑龙江，比较差强人意，旋因粮尽饷绝，遂与暴日虚与委蛇。既经通电反正，凡我同胞，应有援助，特集合各界，组织后援会。今日为正式大会之时，请各界贡献意见云云”，从中，不难看出他的一片拳拳爱国之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同年10月18日林有壬与郑螺生、方之桢等致信胡适，就有关中日之间五个问题——东三省解除武装；东三省设立自治政府；关于日方利益之中日条约；中日和解公断不侵犯及互助条约；中日商约等，向胡适“唱对日不抵抗低调”提出了质问与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广大知识者的见解，最终促使胡适的觉醒（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36～139页），体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嗣后，他应香港华侨大学之邀，前往任教，并担任《侨声报》主编。该报因大力宣扬抗日除奸爱国文章，深受香港民众欢迎，但却引起了日本及在港汉奸的极度仇视，必欲除之而后快。故在香港沦陷前（1941年7月，日军威胁香港，香港妇孺开始离港回乡。12月8日，日军占领香港后，更有大量港人逃难回乡。他们扶老携幼，步行经沙坪转四邑两阳，十分艰苦。侨赈会乃在沙坪、龙口、杨梅设置接待站，安置难民食宿或治疗，帮助他们回乡——摘自广东省《鹤山华侨志》），出于人身安全考虑，他不得不先行离港，前往福建临时省政府——永安。随后其家眷连夜乘船抵厦回漳。 　　1942年4月1日，省政府明令设立福州市政筹备处，负责福州建市事宜，指派省政府委员林有壬担任福州市政筹备处处长，下设三科一所一局，暨一科管民政建设，二科管财政税收，三科管教育，并设卫生事务所，由原省会警察厅改名的福州警察局改为福州市警察局。6月开始勘定市界，四至是：东至鼓岭，西达洪山桥，南抵盖山，北到新店，全市总面积六十平方公里。在此期间，他跋山涉水，夜以继日，不辞辛苦为福州地界界线划分和筹建作了大量前期性准备工作。不久，林有壬辞职。据说，这与林有壬老乡想通过他帮忙方便做事（其实是想借机捞一把）有关。林有壬居官清正，一生俭朴，两袖清风。为杜绝老乡无理要求，他选择了辞职以打消老乡非分发财念头。应该说，今日福州市之肇基者，实自林有壬始。（抗战期中，国民党的行政院曾训令在福州市设市，可是当时福州正值第一次沦陷期间。1941年9月3日，福州光复。翌年4月1日，省政府明令设立福州市政筹备处，由当时省府委员林有壬为筹备处主任。同年6月开始勘定市界。不久，林有壬辞职，省政府改派黄澄渊、段志坚接任。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日军曾在福州组织所谓福州市政委员会，委任汉奸王之纲为会长。1945年10月，福州市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黄曾樾为首任市长——搞自《福州市志》）。 　　1943年，中统漳厦区室在漳筹办《中央日报》(漳州版)，时林有壬与叶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厦门宣传分处主任)、陈星耀、周耕民、方终征等应邀担任筹备委员，骆萍踪(石码工商业资本家)为筹备处主任。该报积极宣传抗日斗争和维护国土完整，但成立不久因与军统内部之争而流产（见《漳州市志》）。此外，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如何加强对国民党党员的建设和管理成为国民党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件大事，1945年，林有壬潜心研究，撰写了《党员守则释义》。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亲自题写书名，陈果夫、叶楚伧、陈公洽、王亮畴、陈树人、周觉庸、张道藩、潘公展、张厉生、赖景瑚、章力生、王泉笙、林衡可、张德昭等众多国民党高官分别为该书题词。该书作为《国民党党员守则》（1935年颁布实施）补充说明在全国统一发行，获得了极大反响。同样，该书对当前我国转型期如何加强共产党员的建设和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紧锣密鼓急忙制定若干“摘桃子”的计划，8月31日在重庆成立抢夺胜利果实的机构——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9月5日发表东北9省2市主席、市长任命令，关吉玉为松江省主席，杨绰庵为哈尔滨特别市市长及12位市政各部门负责人，其中林有壬被任命为市民政局长。作为接收成员参与从苏联红军手中接受哈尔滨市任务。接收后，他及时向国民党政府汇报接收情况。后因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第四野战军入关，他们这批国民党接收官员只得匆匆撤离哈尔滨。这座美丽富饶的北国之城——哈尔滨终于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 　　身在台湾，情系故土 　　1947年，台湾因“二二八”事变，当局不得不重新改组，年近花甲的他再次被委以重任，赴台履新。据载，“新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徐道邻、教育厅长许恪士、建设厅长杨家瑜、民政厅副厅长林有壬，偕国防部处长钮先铭，七日上午由南京搭机抵台履新”（见1947年《国声报》报道）。同年9月1日，龙溪县成立国民大会代表(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林有壬返乡参与全国国大代表（1948年度）选举活动。翌年11月，林有壬第二高票落选候补（杨逢年当选。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按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凡未能来台的国大代表，均由次高票添补，林有壬乃得名正言顺出席每年一度的国民代表大会，直至1976年病逝止）。嗣后，林有壬携带家眷前往台湾（其中有三女留漳，长女在校学习，无意去台；另二女则过继堂婶抚养。因堂婶寡居，孑然一身，遂留二女予以陪伴，养老送终）。 　　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前期采取了一系列残酷高压政策，而这些与林有壬（时已为民政厅厅长）的治台为民理念相左。见此，林有壬遂萌生了退意。加上他为官清廉，薪饷有限，根本无法承受日益上涨的家庭支出，特别是子女上学，常使他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为摆脱这种家庭窘境，林有壬忍痛割爱弃政从商，选择了从事财政金融服务业。1950年，林有壬顺利当选台湾会计师公会理事，这是他的一个华丽转身。据载，1950年6月16日会计师公会成立，选出林有壬、吴崇良、廖兆骏等11人为理事，程烈等3人为监事。（见《台湾省会计师公会简介》）会计师公会，旨在阐扬会计审计学术，发挥会计师功能，协助国家社会财经建设，增进国际间会计审计学术之交流，共促会计师事业发展。加入会计师公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另一种形式的为民服务体现。自此，林有壬全心致力于会计师公会事业。一方面他积极利用会计师公会理事身份参与台湾建设、财政经济、民生发展等等重大项目决策；一方面积极广交朋友，奖掖后进，培养人才。而这竟成了他晚年人生中的得意之作。1962年他作为台湾当局代表出席了第八届国际会计师大会，把台湾会计事业推上了世界舞台，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台湾会计师公会的国际影响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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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辛亥光复中“学生军”翘楚　（四）
在台湾，林有壬十分关心桑梓建设，除了积极参与同乡会工作外，还不断撰写文章宣扬家乡发展。1965年岁末，年近古稀的他于台北宅中约请来自漳州城颇有声望的郑善政、胡宝三、林裕德、林元经、柯逊添、严笑棠和曾乃硕等人商议组织台北龙溪同乡会。这一提议，深得众乡亲赞同。1966年1月30日，台北龙溪同乡会正式成立，林有壬担任理事长，而且连任两届。（摘自《芗城文史资料》中庄宗沛：《台北龙溪同乡会记述》）

　　期间，他不遗余力敦睦乡谊，促进联络，资助困难和病患同乡，积极协助会员料理婚丧喜庆或处理偶发重大事件，奖掖同乡子弟入学成才，帮助就业和开创发展事业，出版旅台同乡通讯录，沟通会员间及会员与故乡的联系等等，深受同乡好评。林语堂（世界著名文学家）、欧晋德（原台北市副市长、“高铁”董事长）、曾一士（原“国父”纪念馆副馆长、中华残障协会理事长）、魏萼（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曾仕强（世界著名国学大师）、潘景耀（现任同乡会理事长）、庄世光（诗人）等等，皆得台北龙溪同乡会大力支持和帮助。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那些寓居的台湾同乡，他非常关心，鼎力相助，不时予以联络支持。据载，林者仁（辛亥革命志士、教师）入台后，他便积极为他张罗住所，备办一切家用。直至林者仁病逝，他都一手操办，不计得失，无怨无悔。1965年，台湾漳籍名士张深切病逝后，他专门撰文《追悼台贤张深切先生》，以示悼念，一股浓浓乡谊之情跃然纸上。另载，林语堂刚到台湾，林有壬就及时将他介绍给福建同乡会，说林语堂也是福建人，是福建龙溪的。时陈大络是福建同乡会负责人，一听是同乡，随即以福建同乡会名义招待了林语堂。初次见面，陈大络对林语堂印象很好，觉得他“很幽默”，知识丰富，而且很骄傲。从中可以看出，林有壬对家乡亲人的一片古道心肠。

　　一道浅浅海峡隔断了两岸，但隔不断那深深的思念。晚年，林有壬思乡尤甚。为解乡愁，他撰写了大量的怀旧文章，一次又一次把其满腔热爱祖地、眷恋故土之情诉诸于笔端，浓缩于墨香之中。1968年出版的《海滨邹鲁漳州府》、《鉴往知来录》等著作，即是他多年来魂牵梦萦的思乡“心证”。 1976年3月16日，林有壬带着无限眷恋故土之情，悻悻离开了人世。享年86岁。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据说，临终前，林有壬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对陪侍在边的儿女们嘱咐道：“漳州是你们的家，现在为父已经不行了，但你们要记住，有机会一定要代父回去看看。”1996年6月，林有壬的第四子林敬民先生，携妻带子，飞越重洋，风尘仆仆从新加坡回乡祭祖，终于一偿其父多年夙愿。

　　在海峡彼岸的故乡——登科洲，乡亲们一直惦记着林有壬，铭记着他庇荫桑梓、造福家乡的恩德。1946年，他回乡为“林氏宗祠”题挂“教忠教孝”牌匾，此举给村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效仿榜样，至今村里人仍记忆犹新。另据说，林有壬“教忠教孝”牌匾拒摊派，惠泽乡里的故事。1949年8月，国民党六十八军刘汝明兵团败溃窜逃到漳州，为补充兵力、粮食、军饷。他们所到之处不是抓壮丁挑夫、抢掠财物，就是向各村各社摊派公粮杂税。时登科村也未能幸免。眼看期限已到，公粮杂税无法上缴，村长只好硬着头皮，请求宽延时限。刘汝明闻此，怒不可遏，气势汹汹专程赶到登科村抓人征粮。可当他看到村祠堂里悬挂的牌匾时，脸色顿时和缓了许多；及至了解到林有壬一些情况后，立即掉头转身就走，公粮杂税征缴之事随之不了了之。事后，村长方才得知这与林有壬牌匾有关。当时林有壬已是台湾民政厅长，刘汝明之所以不敢对登科村强征暴敛的原因，大概是怕得罪林有壬之故罢了。林有壬牌匾故事由此流传至今。1986年，登科村对“林氏宗祠” 重新进行修缮，专门对林有壬题写的“教忠教孝”牌匾（破四旧时曾被摘下）加以翻修，进而把它悬挂在“林氏宗祠”的正中间，以示尊贤敬忠重孝之道。1996年林有壬儿子的祭祖还愿之行，把游子跪乳之恩、反哺之义推向了高潮。临别时，乡亲们一句 “常回家看看”，不禁使他百感交集，无限感慨。敦厚质朴的话，饱含着家乡浓浓的舐犊之心、爱护之情。“亲不亲，故乡人”在这里得到了极好的诠释。

　　林有壬共有七男六女，除一女持家外，个个博学多才，学识出众，皆有非常成就，如今散居大陆、台湾、海外（美国、新加坡）等地。其中七子在台湾，分别是：长子林作民，南京中央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赴新加坡华侨学校任教。后返国，战后重返新加坡，任《南洋商报》编辑，负责体育版。次子林亲民、三子林畏民，分别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及台湾（国立）大学。他们修习经济、财务及金融，服务于台湾财经界。四子林敬民，台湾（国立）大学商务系毕业。嗣后负笈美国，获堪萨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及澳门大学。五子林义民，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毕业。获奖学金赴土耳其留学，获安哥拉大学博士学位。回台后，派驻美国波士顿领事，后迁驻土耳其台北经济与文化代表团大使衔代表。六子林平民、七子林良民，皆在美国、日本从事高科技生产经营。六女有三女（长、次、季女）在大陆，三女（四、五、六女）在台湾。其中长女林醒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职河南省焦作师范学院。文革时，含冤被迫致死。二女林爱民，龙溪师范学校毕业。曾任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主任、副校长等职，先后荣获区、市、省级教育先进工作者、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其名字被载入“中国普通教育系统优秀教师名录”及“中国当代名人词典”。三女林秀民，毕业于龙溪卫校医学大专班，先后在漳州市医院小儿科及漳州女排训练基地医疗所任副主任医师。多次被评为漳州市医院先进工作者，曾荣获地专直属机关先进青年标兵。四女林仁民，在台持家。五女林惠民、六女林健民，皆在美国、日本从事高科技生产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