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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福州士人与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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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6 23:14: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宋代福州士人与举业
梁庚尧
时间:西元二○○三年十月十八,十九日 地点:东吴大学外双溪校区国际会议厅 主办单位:宋代史料研读会,宋史座谈会,东吴大学历史学系 指导单位:教育部,国科会
宋代福州士人与举业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 梁庚尧
一,潘氏家族的科第表现
对宋代福州士人与举业此一问题感到兴趣,是由福州潘氏家族的科第表现所 引起,而所以会注意到此一家族的科第表现,则由於读到沈瑜庆等 《福建金石志》 卷十一所载的三篇潘氏族人墓志铭.这三篇墓志铭是: 〈宋宣教郎运干潘公, (1) 孺人陈氏墓志铭〉 〈潘户曹墓志〉 〈宋故昭武户曹潘公孺人刘氏墓志铭〉 , (2) , (3) . 第一篇又见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卷九,第二,三篇亦收於《北京图书馆藏中国 历代石刻拓片汇编》 ,但此书将〈潘户曹墓志〉误题为〈曹迁墓志〉 . 这三篇墓志铭记述了潘氏家族两对夫妻及其家族的事迹,他们生活的时代大 约都在南宋中期. 〈宋宣教郎运干潘公,孺人陈氏墓志铭〉的墓主是潘可叔及其 妻陈氏,潘可叔卒於宝庆三年(1227) ,享年五十六岁,陈氏则较其早卒.1 〈潘 户曹墓志〉的墓主是潘子仪,卒於绍熙四年(1193) ,享年四十九岁; 〈宋故昭武 户曹潘公孺人刘氏墓志铭〉的墓主刘真善是潘子仪的妻子,卒於绍定五年 (1232) ,享年八十四岁.三篇墓志铭的内容都涉及潘氏的家族事迹,第一,二 两篇载有两家的先世.潘可叔的先世是「十世祖季旬仕唐为御史中丞,避五季乱 入闽,因家于长乐之参溪,□□□居为闽县人.曾祖讳辟,朝散大夫广东运判; 祖讳竑,朝奉郎通判常德府;父讳曾,迪功郎徽州婺□(源)县尉」 ;潘子仪的 先世则是 「十世祖讳季旬仕唐为御史中丞,五代入闽,由长乐徙东郭,高祖讳常, 官至通奉大夫,曾祖讳冲,祖讳师文,考讳怀英」 .两家的远祖都可以追溯到唐 末,五代的潘季旬,他是潘家迁居福州的始祖,住在长乐县,后裔有人迁至闽县. 潘可叔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曾担任官职, 「世号儒家」 ,自己则从太学登进士第, 妻子陈氏本家「亦儒族」 ;潘子仪的高祖有官位,曾祖,祖父,父亲则都没有, 不过从墓志可以看出父亲潘怀英是读书人,热心教育,潘子仪自己也是从太学登 进士第.潘子仪之妻刘真善的墓志铭是侄子潘景伯所作,而潘景伯有「中大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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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石志》卷十一〈宋宣教郎运干潘公,陈氏孺人墓志铭〉「台孙……而请曰:……追惟 : 我先君曩为大父县尉卜兆於怀安县之古楼,及冠,妣殁,又葬,卜於其侧,尝曰吾异日得从先 人於九原足矣,不肖孤何敢忘.今卜六月庚寅,奉二柩合葬於先大父之墓右.」 1
举华州云台观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的头衔,可见官位不低.墓志记载 「刘氏蕃盛, 载之家谱,有为侍御,著作者,即其后也」 ,刘真善应亦出自所谓「儒族」 . 由於两家有共同的远祖,又都是以读书应举为业的「儒家」 ,在潘可叔的墓 志中又讲到「潘氏於闽为大族」 ,引起了对这一个家族的兴趣.为了想进一步了 解潘家的家世和举业上的成就,於是查阅梁克家《淳熙三山志》的〈人物类.科 名〉各卷. 《淳熙三山志》是南宋福州的地方志,自卷二六至卷三二为〈科名〉 篇,包括自唐神龙元年(705)至南宋宝佑四年(1256)各榜福州士人的榜单.2 这份榜单在一些登第者的名字下,注明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父子,兄弟以及其他方 面的家族关系,甚至到曾孙,玄孙或只是同族都会记载,依循这项记载去查索, 可以了解潘氏家族确为宋代福州的科第名族. 兹据《淳熙三山志》的〈人物类.科名〉各卷,抄录潘氏家族登第者如下, 并据明朝喻政《万历福州府志》卷四五,四六〈选举志.前朝进士〉及其他资料 相互比对:3 大中祥符元年(1008)榜:潘衢,字子庄,长乐人,历屯田郎中. 潘徵,衢之兄,改名循,字先之,终著作郎 《万 ( 历福州府志》作字子述) . 嘉佑八年(1063)榜:潘整,字孟文,长乐人,终迪功郎.《淳熙三山志》 ( 原作皇佑八年癸卯.按皇佑无八年,癸卯应为嘉佑 八年) 4 . 熙宁九年(1076)诸科榜:潘鲠,衢之孙,字谷永,终宣义郎知石康县. 绍圣四年(1097)榜:潘潜,衢之孙,字彦渊,终朝请大夫知南雄州( 《万 历福州府志》作南剑州,又载其贯怀安县) . 崇宁五年(1106)榜:潘辟,衢之孙,字廓如,闽县人,历知汀州,韶州, 广东运判,终朝散大夫. 大观三年(1109)榜:潘师儿,潜之侄,字圣时,终宣义郎建州教授( 《万 历福州府志》作潘师孔,又载其贯长乐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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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三山志》由福州知州梁克家於淳熙九年(1182)修成,淳熙十一年(1184)榜以后各榜 应为后人所添加. 今传《万历福州府志》有两种,一为潘颐龙修,林燫撰,共三十六卷,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万历 二十四年(1596)刻本,收入《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中;一为喻政修,林材撰,共七 十六卷,修成於万历四十一年(1613) ,收入《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 〈选举志〉宋代部分, 潘志较喻志简略,所以用喻志与《淳熙三山志》比对. 据宝庆二年榜潘津及绍定二年榜潘立本的资料,潘整与潘衢等人均有家族关系. 2
绍兴年(1132)榜:潘飞英,师孔之子,字元杰,终朝奉郎知肇庆府( 《万 历福州府志》载其贯长乐县) . 绍兴十五年(1145)榜:潘冠英,师孔之侄,字仲举( 《万历福州府志》 作字仲粲,福建路市舶,又载其贯长乐县) . 淳熙二年(1175)榜:潘必胜,字孟武,长乐人.5 淳熙十一年(1184)榜:潘子仪,冠英之从侄,字行父,闽县人. 淳熙十三年 (1186) 上舍释褐:潘子直,冠英之从侄,字叔芳,闽县人 《万 ( 历福州府志》作字叔方) . 淳熙十四年(1187)武举榜:潘子震,子直之从弟,字伯威,闽县人. 绍熙元年(1190)榜:潘景伯,甲科,字仰之,闽县人,师孔之曾孙,6弟 景伯,显伯同榜,官至中大夫淮东提刑. 潘颢伯,字肃之,闽县人,兄显伯同榜,弟景伯, 终朝散大夫徽倅. 潘显伯,字隐之,闽县人,弟景伯,颢伯. 绍熙四年(1194)武举榜:潘子寓,字□□,终知复州( 《淳熙三山志》 原作绍熙五年癸丑,按癸丑为绍熙四年) 7 . 嘉泰二年(1202)榜:潘子京,字贵高,曾祖潜,父冠英.本族:师孔, 飞英,子仪,子直,景伯,颖伯( 《万历福州府志》 作字贵昌,又载其贯长乐县) . 文举特奏榜:潘子俨,子仪之弟. 嘉定十年(1217)榜:潘继伯,字远摹,闽县人.本族:潜,辟,师孔, 飞英,冠英,颢伯,景伯,子仪,子直,子震,子 京,子寓. 嘉定十三年(1220)榜:潘可叔,字君献,闽县人,高祖衢,曾祖门(据 前引墓志铭,门字当为辟字之误)本族:飞英, 冠英,循,颢伯,景伯,继伯,潜,子仪,子真, 子震,子京,子寓.官至宣教郎淮西运干. 宝庆二年(1226)榜:潘津,字公登,长邑人,衢,循,整,鲠,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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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宝庆二年榜潘津及绍定二年榜潘立本的资料,潘必胜与潘衢等人均有家族关系. 据〈宋故昭武户曹潘公孺人刘氏墓志铭〉 ,潘景伯为潘子仪的侄子,又据〈潘户曹墓志〉 ,潘子 仪的父亲是潘师文,未有科名及官职,亦即潘景伯的祖父应为潘师文,而非潘师孔. 据嘉定十年榜潘继伯,嘉定十三年榜潘可叔及端平二年榜潘牥资料,潘子寓是他们的本族. 3
孙,必胜之侄. 绍定二年(1229)榜:潘立本,□□□□侯官,居长邑.须,衢,整, □□□□,必胜之侄,津之兄. 端平二年(1235)榜:潘牥,探花,字庭坚,闽县人,祖子仪.本族:潜, 辟,师孔,冠英,□□,子直,子震,子寓,可叔, 颢伯,景伯,继伯( 《万历福州府志》载其曾为潭 州通判) 8 . 嘉熙二年(1238)武举榜:潘达伯,潜之曾孙,冠英之孙.本族:子京, 景伯,牥. 淳佑十年(1250)榜:潘泾,循,衢之孙,津之弟. 宝佑元年(1253)榜:潘文卿,泾之侄.9 从上列潘氏族人登科者的本贯可知,此一家族分居长乐,闽县,仅潘潜曾居 怀安,但其后人又还居长乐.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起,潘氏开始有族人登科, 到宝佑元年为止,前后接续有二百四十五年之久,登科者据资料所见共有二 十七人,北宋有七人,南宋有二十人,所取的科名以进士为多 (含上舍释褐) , 此外也有诸科,文举特奏名和武举. 这一份名录并非潘氏家族的全部仕宦名录,因为以荫补入仕者并不在内,而 其族人确曾有人以荫补入仕.前述潘可叔的祖父竑,父亲曾均有官职,但未见於 各榜登科名录,可能是由荫补入仕.此外,卒於南宋咸淳五年 (1269) 的潘周伯, 据林希逸 《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 卷二一 〈潘左藏墓志铭〉 ,也是潘季旬之后, 「衣 冠之盛,自五世祖通奉公常始」 ,曾祖父是潘师孔,祖父是潘飞英.潘周伯自己 「初补将仕郎」 ,很清楚是以荫补入仕;父亲潘子韶有朝奉大夫兵部郎中的官职, 儿辈的公湜是故通判抚州,公助是漳州推官,公◇是将仕郎,孙辈成祖也是将仕 郎,均有官职或官位,亦未见於各榜的登科名录,也可能是得自荫补. 若据上引各篇墓志铭, 《淳熙三山志》中的登科名录及其他资料,进一步探 索潘氏族人以登科,荫补入仕者之间的家族关系,可以分之为几个支派.潘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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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牥为潘子仪孙,据〈宋故昭武户曹潘公孺人刘氏墓志铭〉 ,潘子仪妻刘氏只生一字钧伯,钧 伯只生一子公筠,并无孙名牥,又据〈潘户曹墓志〉 ,潘子仪除钧伯外亦无他子.查刘克庄《后 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二〈潘庭坚墓志铭〉 ,庭坚廷试第三,曾祖怀英,祖子仪,父钓(按: 应作钧)伯,名物,物当是牥之误, 「初名公从,避上嫌名改」「公从」的「从」当本为「筠」 , , 亦应是避宋理宗嫌名而写作「从」 . 《万历福州府志》卷四六〈选举志.前朝进士〉载潘泾,潘文卿均贯福清县,但此两榜贯福清 县者人数均过多,超出常理,两人的本贯是否为福清,仍须存疑. 4
(循) ,潘衢的父亲名吉甫, 「仕吴越归宋,终国子博士」 (陆心源《宋史翼》卷 十九〈潘鲠传〉.潘徵(循)一支的后代情况不详,潘衢有三个孙子登科,分别 ) 是潘鲠,潘辟,潘潜,稍早登科的一位潘氏族人潘整,可能和他们三兄弟同辈, 但关系却不清楚.潘鲠,潘辟两人父亲的名不详,潘潜的父亲应是潘常,有通奉 大夫的官位,由於没有官职的记载,可能是因潘潜而得的封赠官.潘鲠的儿子名 大临, 「以诗名於时」《宋史翼》卷十九〈潘鲠传〉,似乎未曾任官,这一支系 ( ) 以后的情况也不清楚.潘辟之子竑,孙曾,曾孙可叔,可叔有一个不详其名的哥 哥,其子台孙过继给可叔,台孙未曾登科.最昌盛的是潘常的后人,又分成三个 支系.潘常除有一个登科的儿子潘潜外,至少还有两个儿子,一个不详其名,另 一个是潘冲,两人均无科名.一个支系是潘潜之后,其孙冠英,曾孙子京均曾登 科,潘冠英之孙达伯也有科名,应是潘子京的侄子.另一支系始自潘师孔,他是 潘常之孙,潘潜之侄,父亲名不详,与其子飞英均曾登科,飞英之子子韶,孙周 伯,曾孙公湜,公助,公◇,玄孙成祖均承受荫补.再一支系则起自潘冲,他和 儿子师文,孙子怀英均无科名,到曾孙子仪,子俨才登科,他们两人的侄子显伯, 景伯,颢伯三兄弟同登金榜,子仪之子钧伯未能取得科名,其孙潘牥却高中探花. 还有子字辈的子直,子震,子寓,伯字辈的继伯,应该也是潘常的后人,可是和 上述三个支系的关系却不清楚.此外,比潘子仪稍早登科的潘必胜,侄子立本, 津,泾三兄弟均登科,三人的侄子文卿则是见於记载最后一位登科的潘氏族人, 只知道他们是潘循,潘衢的后人,也不清楚他们和上述各支系间的关系. 潘氏虽未曾有族人在朝廷担任高官,可是从北宋中叶开始有族人登科,到南 宋时,至少有分居在长乐和闽县的五个支系(潘辟后人,潘常后人的三支系,潘 必胜及其侄辈,侄孙辈)在科第上有所表现,前后断续包含了八个世代.像这种 在科第上长期有表现的家族,在福州地方是特殊的还是并不罕见 这个问题的另 一面是,当地没有科第家族背景的考生,在考试竞争中的机会有多少 更进一步 的问题则是,教育在宋代考试竞争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二,登科士人的家族关系
《淳熙三山志》所载登科名录中的家族关系资料,提供了解答这一个问题的 线索,亦即可据以推计有家族关系的登科者在总登科人数中所占的比率.已有学 者利用这份资料,就北宋的情况作过分朝的统计.所得的结果是,包括具有两代 以上直系亲属,旁系亲属及兄弟关系在内的进士,诸科登科人数占两者登科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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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比例,在各朝分别为(1)太宗朝:50%, (2)真宗朝:47%, (3)仁宗朝: 51%, (4)英宗朝:53%, (5)神宗朝:37%, (6)哲宗朝:68%, (7)徽宗朝: 45%.10上列比例,除神宗朝稍低,哲宗朝稍高外,大致在 50%上下;若以神宗, 哲宗两朝平均,也约在 50%上下.也就是说,以整个北宋时期来看,在登科的士 人中,有一半左右是没有族人登科的.对於这一份统计,仍有可以斟酌之处.首 先,统计中是将各榜凡是具有家族关系的登科者都计算在内,如果考虑到每个家 族的第一个登科者是在前无族人的情况下取得科名,这样的统计就难免偏高;其 次,这项统计没有说明那些具有家族关系的登科者,总共包含了多少家族,平均 每个家族有多少人登科;第三,这项统计只包含进士,诸科,没有计入特奏名, 也没有包含南宋. 本文尝试对这份资料另作统计,主要观察的项目有二:一是在之前已有族人 取得科名的登科者,在登科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二是具有家族关系的登科者总 共包含有多少家族,平均每个家族有多少人登科,以及家族之间的差异.这份资 料含有进士,诸科,童子举,太学释褐,八行科,文举特奏名,武举,武举特奏 名,宗子试,制科,词科等登科名录,但并不完全.进士科始於太平兴国五年 (980) ,诸科的记载到天禧三年(1019)才有,特奏名的资料到元丰五年(1082) 才有,武举的记载到绍兴十八年 (1148) 才有,宗子试的记载要到绍熙元年 (1190) 才有,武举特奏名见於记载更迟至开禧元年(1205) .本文的统计包含进士,诸 科,文举特奏名,武举,武举特奏名,童子举,而将太学释褐,八行科并入进士 计算,制科,词科的性质特殊,不列入统计,宗子全属宗室赵氏家族,也不列入 统计.统计从太平兴国五年榜开始,到绍定五年(1232)榜为止,绍定五年以后 的榜单在文字上有较多的残缺,因此不列入统计.有些登科者名下虽记载其为某 某的族人,但此人姓名却不见於登科名录,则剔除不计入之前已有族人登科之 内;又有些登科者名下所记载的族人,是在之后登科,而非在之前登科,也不计 入;如果一个家族在首度登科的同一榜有两人以上列名,这几人都不计为之前已 有族人取得科名的登科者.在统计时先作各榜的统计,再将北宋分为太平兴国五 年榜至天圣五年(1027)榜(第一期) ,天圣八年(1030)榜至元丰二年(1079) 榜(第二期) ,元丰五年榜至宣和六年(1124)榜(第三期)等三期,南宋分为 建炎二年(1128)榜至绍兴十五年(1145)榜(第四期) ,绍兴十八年榜至淳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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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定雄, 〈五代宋における福建の新兴官僚について――特に系谱を中心として――〉《中 , 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第 7 号(1961) . 6
十四年(1187)榜(第五期) ,绍熙元年榜至绍定五年榜(第六期)等三期.各 期划分的依据是,天圣五年以前各榜,绝大多数其前有族人取得科名的登科者所 占比例为零,情况和往后不同,因此自成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划分,是以特 奏名的见於记载为线;第四期是从南宋开始,到武举见於记载以前;第五期和第 六期的划分,是以宗子登科的见於记载为线.除第四期的时间约只有二十年之 外,其他各期的时间大约都在四,五十年之间,第四期虽然较短,不过也正好和 南宋由动荡恢复稳定的时期相一致.登科者的家族关系主要依据各人姓名之下的 记载,但也有一些是从其他人姓名之下的记载推溯出来的,如上节所述的潘整, 潘必胜.由於登科人数众多,计算不易准确,加上资料不完整,以及资料上家族 关系的记载不见得没有缺漏或错误,统计出来的结果未必完全可靠,但应可作为 参考比较之用. 就其前已有族人取得科名的登科者在登科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方面来说,先 分期观察各榜的百分率分布,这一部分只统计开科取士的进士,诸科,武举各榜, 童子举,太学释褐,八行科等不包括在内.下表是自零开始,每百分之十为一间 距的榜次分布: 表一:登科士人具家族科第背景分期榜次百分率分布表 百分率间距 第一期 进士 诸科 第二期 进士 诸科 第三期 进士 特奏名 第四期 进士 特奏名 第五期 进士 特奏名 武举 第六期 进士 特奏名 武举 3 3 6 6 1 2 5 4 6 3 1 3 2 2 2 2 2 5 2 7 1 1
7
0
10
20 1
30 1
40 2
50
60
70
80
90
100
11(榜) 1 1 9 1 4 4 3 2
3 1 3 2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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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1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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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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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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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举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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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第一期进士科各榜的比率绝大多数是零,另外有四榜在 20%至 50%之间;诸科只有一榜的记载,也是零.第二期进士科比例为零的只剩 下一榜,其他各榜比率分布甚广,自 10%至 80%之间,但主要集中於 20%至 50% 之间,而以 30%至 40%之间为最多;至於诸科,绝大多数仍然是零,只有一榜 在 20%至 30%之间,另一榜则达 100%,所以如此高,是由於此次上榜的福州士 人只有一人,而在之前,已先有其族人登科.第三期进士科已无比率为零者,各 榜比例分布范围在 10%至 70%之间,较上期相近而稍窄,主要仍集中於 20%至 50%之间 此期诸科已并入进士 开始见於记载的特奏名各榜 比率分布均在 40% ; , , 以下,而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榜次为零.第四期进士科的比率分布颇为集中,在 30%至 50%之间;特奏名的比率分布亦然,全在 30%以下,而在 20%以下者占了 三分之二.第五期进士科各榜的比率分布仍然集中,在 20%至 50%之间,而在 30%至 40%之间的榜次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二;特奏名榜的比率分布全在 30%以 下,而在 20%以下者占了绝大部分,有一榜为零;开始见於记载的武举榜各榜比 率分布较广,自 0 至 50%之间,而集中於 30%以下,有两榜为零.第六期进士 科各榜比率分布较前两榜均广,在 20%至 70%之间,但仍以 20%至 50%之间为 主要分布范围,其中在 30%至 40%之间的榜次就占了将近全数的一半;特奏名 各榜比率分布於 0 至 40%之间,而在 20%以下者要占全数的五分之三;武举各 榜比率分布范围较广,在 0 至 60%之间,不过在 30%以下的榜次也占了全数的 五分之三;武举特奏名只有四榜的记载,大多数为零,但也有一榜高达 60%至 70%之间. 上述现象显示了几点:第一,各榜的比率有明显差异,但是也可以看出各期 集中的范围.第二,进士科各榜比率除第一期比较特殊,以零为最多外,其他各 期比率分布范围虽然广狭不一,但是多集中於 20%至 50%之间,而其中又以 30% 至 40%为多,显示出稳定的趋向.第三,诸科,特奏名,武举,武举特奏名各榜 的比率分布,无论在那一期,都要比进士科正奏名来得低.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诸 科榜,比例主要集中於零;第三期以后的特奏名榜,比率分布范围都在 40%以下, 而又以 20%以下者为多;第五期以后的武举各榜比率分布,以 30%以下为主要 范围;至於第六期的武举特奏名榜,则比率主要集中於零.第四,由於各期特奏 名榜和武举榜的比率分布,在各榜差异中又有其相近的集中范围,因此就如同进 士正奏名一样,也显示出稳定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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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就各榜比例说明其间的差异,并归纳其共同的趋向.这些共同趋向, 可以用分期的百分率统计来互相印证.以下分就各期统计其前已有族人取得科名 的登科者,在登科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并观察前后的演变.下表分列出各期各 类的登科总人数,之前有族人登科者人数,再推计其百分率. 表二:登科士人具家族科第背景分期百分率统计表 登科总人数 第一期 进士 诸科 童子举 47 1 2 50 154 34 188 357 161 518 756 593 108 114 222 610 3 279 146 1040 800 475 146 9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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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族人登科者人数 7 0 0 7 53 2 55 144 19 163 225 206 45 18 63 217 0 38 24 279 329 81 33 2 445
百分率 14.89 0 0 14 34.42 5.88 29.26 40.34 11.80 31.46 29.76 34.73 41.67 15.79 28.38 35.57 0 13.62 16.21 26.38 41.13 17.05 22.60 22.22 31.12
本期合计
第二期 进士 诸科
本期合计
第三期 进士 特奏名
本期合计
北宋合计 北宋进士诸科正奏名合计 第四期 进士 特奏名
本期合计
第五期 进士 童子举 特奏名 武举
本期合计
第六期 进士 特奏名 武举 武举特奏名
本期合计
南宋合计 南宋进士正奏名合计
2692 1518 3448 2111
787 591 1012 797
29.23 38.93 29.35 37.75
两宋合计 两宋进士诸科正奏名合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第一期的情况比较特殊,进士科的比率只有 14.89%,诸 科,童子举均为零,合计只有 14%.第二期诸科仍只有 5.88%,但进士科已升至 34. 42%,合计为 29.26%,以后各期合计在 26%至 32%之间,相差不远.第三期 以后的进士科,比率在 35%至 42%之间,比第二期略高,但差距也不大;特奏 名的比率在 11%至 17%之间,武举的比率在 22%至 27%,两者各期并没有太大 的差异.北宋所有登科者合计的比率为 29.76%,若只计进士,诸科正奏名则较 高,为 34.73%;南宋所有登科者合计为 29.23%,若只计进士正奏名则为 38.93%, 前后也相近.上述情况,同样说明了第二期以后的稳定趋向,以及进士和诸科, 特奏名,武举之间的差异,而四类科名的比率,又和表一比率分布的主要集中范 围大体相一致.第一期所以比较特殊,可能由於宋代开国为时不久,科举考试举 办次数不多,登科者人数有限,因此他们的家族科第背景尚未显著,11到第二期 以后,情况即不相同. 整体而言,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榜到宋绍定五年榜约二百五十年间,福州的 3448 名登科者大约有将近 30%,在他们登科之前就已经有一个以上的家人或族 人取科名;若只计进士,诸科正奏名的 2111 名,则大约接近 38%.也就是说, 在前一种情况之下,有超过 70%的登科者在他们之前并无家人或族人上榜;在后 一种情况之下,则仍超过 62%.无论是在那一种情况,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机会 供家族中尚未有人登科的士人去竞争.但是另外那大约三分之一具有家族科第背 景的名额,是由多少家族所构成 是少数家族在垄断 还是有许多家族在竞争 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需要计算有两个以上族人登科的家族数.首先根据登科 者名下的家族关系资料,重建起个别的家族及其族人登科人数.然后再分别就北 宋,南宋以及两宋,计算每一家族平均登科人数,所谓南宋,两宋均指至绍定五 年(1232)榜为止.在北宋只有一人登科而其祖先有人在唐代登科者,亦计算入 北宋登科家族,但其在唐代登科的祖先则不计入北宋登科人数;在南宋只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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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前期福州登科士人中,也有人祖先在唐代已取得科名,但见於《淳熙三山志》记载者, 仅有翁承赞的后人和林慎思的后人.此外可能有一些登科者的祖先曾在唐末,五代仕宦,但是 在《淳熙三山志》的资料中看不出来. 10
登科而其祖先有人在北宋登科者,亦算入南宋家族,其在北宋登科的祖先同样不 计入南宋登科人数.由於家族关系牵扯到各种登科方式,所以不易分开来计算, 因此将进士,诸科,特奏名,武举等等都包含在内.所得的结果见下表. 表三:两人以上登科家族数及每家族平均登科人数 家族数 北宋 南宋 两宋 89 309 344 家族登科人数 313 1022 1395 每家族登科平均人数 3.52 3.31 4.06
从上表可知,具有两人以上的登科的家族数为数颇多,在北宋有 89 个,在 南宋有 309 个,这 309 个家族中,有 109 个在北宋就有一个以上的族人登科,另 外 200 个家族则在南宋才开始有科第表现,如果将仅在北宋有族人登科,仅在南 宋有登科和两宋都有族人登科的家族数加在一起,则共有 344 个.12由於有科第 表现的家族数众多,显然他们彼此之间也在竞争,而即使包含各种登科方式,无 论在北宋或南宋,或拉长时间以两宋合计,平均每一家族的登科人数都只在三人 到四人之间.因此,上节所述潘氏家族的科第表现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又应注意 上列数字只是平均数,少数家族会像潘氏一样有众多的族人登科,更为常见的则 可能在整个宋代登科的族人也不过是两三人而已,差异甚大,见下表. 表四:家族登科人数分布 登科人数 北宋家族数 南宋家族数 两宋家族数 1 1 29 1 2 44 137 158 3 14 57 64 4 9 33 30 5 9 18 30 6-10 10 23 38 11-15 1 12 16 3 2 16-20 1 20-30
表中只有一人登科的部分,是因为此人在北宋或南宋登科,而其家族已有人 在唐代或北宋取得科名,所以也列入计算.从上表可以看出,无论北宋,南宋或 两宋,绝大多数家族登科人数都只在一至五人之间,而又以两人,三人为常见, 六至十人的已经不多,十至十五人的更少,十六人已上的则可以说是罕见.潘氏 家族从北宋到南宋绍定二年,共有二十三个族人登科,不仅是特殊,而且是十分 特出.人数更多的只有首先在北宋天圣二年(1024)登科的陆广家族,这一个家 族从陆广开始,到南宋嘉定十三年(1221)为止,共有二十八人登科.但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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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些南宋登科家族在北宋亦为登科家族,计入两宋时只能算做一个家族,所以两宋登科 家族数并非北宋登科家族数和南宋登科家族数两者的总和. 11
一个家族有二十三人登科或二十八人登科,在全部登科人数中所占的比例都很 小.即使以在两宋登科 11 人以上的 28 个家族合计,共登科 338 人,占表三所列 344 个家族登科人数的 24.23%,还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名额由其他的家族来竞争. 如果以表二所列两宋登科总数 3448 人来计算,这 28 个家族所占的比例只有 9.77%,不到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甚至像潘氏这类登科人数众多而且延续长久的科第世家,登科者彼此之间亲 属关系的疏密也值得注意.如第一节所述,在北宋中期登科的几位潘氏族人,有 些后裔的情况已经不清楚,而到南宋,继续有科第表现的潘氏族人又可以为为五 个支系.五个支系中有三个支系在名字上还是用相同的行辈排行,另外两个支系 的关系显然较为疏远,其中一个支系还无法追溯其和远祖的关联.而关系较为亲 近的三个支系,到了南宋晚期,也已超出五服之外.就算是同一支系,不同辈份 之间有起有落,相同辈份的兄弟,堂兄弟彼此有成有败.如此看来,即使是科第 名族,不同支系之间,甚至同一支系之内或兄弟之间,也仍要相互竞争. 既然无论是否具有科第家族背景的登科者,在科举考试中都处在竞争的状况 之下,他们显然都要具备相同的条件,才能参预竞争,而教育应该是最基本的一 项条件,受过良好教育者在竞争中固然未必成功,但未受良好教育者却很难加入 竞争.从北宋到南宋,有愈来愈多的福州士人登科,有两人以上登科的家族数量 也持续在增加,这显然是教育扩张的成果,因此有必要联结起宋代福州的考试竞 争和教育扩张,作一些讨论.
三,考试竞争与教育扩张
主要仍然运用《淳熙三山志》的记载,配合以其他资料,可以了解从北宋到 南宋,福州的教育一直在扩张,士人大量的增加,考试竞争也愈来愈激烈.据 《淳 熙三山志》卷八〈公廨类.庙学〉 ,福州州学在唐代已设立,五代后梁及吴越时 续有建置,北宋之初却学制废坏,到太平兴国(976983)年间才建孔子庙,景 佑四年(1037)权州事谢微请准於庙立学,历时五年才建成.13熙宁三年(1070) 遭火灾, 「郡人韩昌国,刘康夫等二百人以状言於府请自创,……既而十二县之 士各以状请於令如昌国等不一,月集钱三百万」 ,可见当地士人对州学的重视. 重建之后,学校规模增大.在此之前, 「养士岁才十数人」 ,元丰(1078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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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佑四年建校事又见蔡襄, 《蔡忠惠集》卷二八〈福州修庙学记〉 ,谢微於记中作谢居微,当 时系以通判权州事. 「居」 字当是 「君」 之误, 《福建金石志》 卷七亦载蔡襄此文,作 「谢君微」 . 12
初「始增至数十」 .但这只是养士的名额,即使在熙宁三年以前,来听读者已不 止於此.14元佑八年(1093) ,知州王祖道「顾视狭隘不足以处多士」 ,又加以拓 建,於是「岁补生员五百」 .崇宁元年(1102) ,推行三舍法到地方学校,增加养 士名额,学校也再扩建.崇宁三年(1104) ,养士名额增加到一千二百余人.15舍 法停罢之后, 「养士二百人」 .绍兴九年(1139) ,当时参加福州解试的考生有七 千余人,报考州学入学补试者则有二千五百五十人,16「系籍学生五百余人」而 「养士止二百人」 ,次年「增养二百四十人」 .乾道元年(1165) ,又「定三百人 为额」 .淳熙四年 (1177) ,参加入学补试的士人更多, 「春秋补终场各五千余人」 , 而「取五百人,养士三百人」 .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南宋福州州学无论养士额或在学人数,都要比北宋元 丰年间以前来得多,而不逊於北宋元佑八年,至於崇宁元年以后的情形,那是特 殊状况.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发展,是参加入学补试的人数达到四五千人之众, 而学生员额只有十分之一,竞争十分激烈.在北宋元佑五年(1090) ,即使是当 地的解试,也只有三千人参加,17南宋福州士人竞争进入州学的盛况,恐怕不是 北宋时期所能想像的.这项发展,一方面反映了从北宋到南宋士人的激增,另一 方面也说明了地方上对於教育的需要. 士人激增与考试竞争愈来愈激烈的趋势,在福州的解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据《淳熙三山志》卷七〈公廨类.试院〉 ,福州的解额在北宋治平四年(1067) 为三十一人,到南宋绍兴二十六年 (1156) 增为六十二人.可是参加解试的人数, 在北宋元佑五年只有三千人,到南宋绍兴九年已增至七千余人,乾道元年又增为 一万七千余人,淳熙元年(1174)更达两万人.而到南宋晚期,更有「进士三万 终场,于今为盛」的说法.18考生增加的比率,要远超过解额的增加,竞争的激 烈是必然的.而这种情形,福州在南宋全国各地中又最为显著.约在嘉定元年 (1208) ,刘宰在写给丞相钱象祖的一封信中说: 「顾今天下士子多而解额窄者, 莫甚於温,福二州」 ,而二州由於「向来解额太窄,出游者众」 (刘宰《漫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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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侠, 《西塘集》卷四〈刘公南墓表〉载福州士人刘康夫年未弱冠,服父丧,服除, 「就学府 庠,周先生希孟门人数百,而公独见推重.」按其卒於元佑三年(1088) ,又据刘弇, 《龙云集》 卷三二〈刘先生墓志铭〉 ,刘康夫享寿五十五岁,则其就读州学约在宋仁宗嘉佑(10561063) 初. 见《淳熙三山志》卷十二〈版籍类.赡学田〉 . 《淳熙三山志》卷十二〈版籍类.赡学田〉则载「三岁应诏盖八千余人,而以春秋求补入学 者几半.」 见《淳熙三山志》卷七〈公廨类.试院〉 . 祝穆, 《方舆胜览》卷十〈福建路.福州〉所引四六文. 13
卷十三〈上钱丞相论罢漕试太学补试札子〉.所谓「出游者众」 ) ,是指到外地营 求参加各路漕试,或到都城谋求补入太学,以获取较宽的解额,增加通过解试的 机会.19由於在南宋大部分时间里,曾在州学就读是参加太学补试的一项重要资 格,而上述绍兴九年和淳熙四年之前的福州州学补试都在这段时间内,20也就不 难了解何以当时有如此多的考生要竞争为数不多的州学名额,亦即他们的动机应 与科举考试有密切关系.太学入学补试要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太学生名额 虽远较州学学籍为多,但也有限,而应考人数众多,并且一直在增加,竞争自然 也会愈来愈激烈,21可是提供有志於科第的士人另一条途径. 福建路的士人在全国科举考试中,自北宋中期以后已表现优异,据估计,平 均每七到八个登科者中就有一个来自此路;到南宋更为突出,平均每不到五个登 科者中就有一个来自此路.而在福建路中,福州又名列前茅,北宋时尚不能和建 州相比,而和泉州,兴化军互有上下,到南宋则已高居全路第一,登科人数要占 全路的十之三,四.22曾丰在淳熙十一年(1184)所说: 「居今之人,自农转而 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惟闽为多.……夫人少则求进易, 人多则求进难.少而易,循常禄禄可以自奋;多而难,非有大过人之功者,莫能 进矣.故凡天下下之言士,言道释,言技艺者多,惟闽人为巧.何则,多且难使 然也」 (曾丰《缘督集》卷七〈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用之於当时福建路 ) 士人在科举上的表现固然适宜,用之於福州士人在科举上的表现尤为适宜.福州 在南宋中期以前,已是一个有三十万户左右的大州,户口之多甚至超过同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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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卷一0九〈朱子六.论取士〉「如今太学解额七人取两人.」又: : 「若 怕人都来赴太学试,须思量士人所以都要来做甚麼.皆是秀才,皆非有古人教养之实,而仕进 之途如此其易.正试既优,又有舍选,恩数厚,较之诸州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何其不平至於 此.」 李弘祺, 〈宋朝教育及科举散论〉 ,收入其《宋代教育散论》 (台北,东升出版事业公司,民国 69 年) ;又见李弘祺, 《宋代官学育与科举》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 82 年) ,页 87 89.由解试落第考生中取百分之三,与省试落第考生一同取得参加太学补试资格的待补方 法,虽制定於淳熙四年十一月,但此年应仍未实施. 南宋初期,中期太学生员额最少时为三百人,最多时为二千人.见王建秋, 《宋代太学与太学 生》 (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民国 54 年) ,页 110111;李弘祺, 《宋代官学教育 与科举》 ,页 8485.太学在绍兴十三年(1343)首次招生,有近六千人应试,在淳熙二年有 一万六千人,庆元二年(1196)增至二万八千余人,嘉泰二年(1202)再增至三万九千余人. 见梁庚尧, 〈士人在城市:南宋学校与科举文化价值的展现〉 ,载刘翠溶,石守谦编, 《第三届 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经济史,都市文化与物质文化》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民国 91 年) . 见佐竹靖彦, 〈唐宋期福建の家族と社会―闽王朝の形成から科举体制の展开まで―〉 ,表三,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民国 87 年) . 14
行都临安府,23福州解试应考士人之多和解额之窄也居於全国之冠,24正符合曾 丰所说 「多而难」 的情况.福州士人在全国科举考试中有比其他各地优异的表现, 正是在「多而难」的环境中奋力而取得,而所谓「多而难」 ,其实就是前述考试 竞争激烈的外貌. 在「多而难」的环境中,要能在科举考试上有所表现,须如曾丰所说,得有 「大过人之功」「大过人之功」一方面来自个人的才质和努力,另一方面也要靠 , 教育的培植.官设的福州州学虽然员额在增加,南宋中期时 「在东南为最盛」 (朱 熹 《朱文公文集》 卷八十 〈福州州学经史阁记〉,州学之外又有官设的各县县学, ) 例如古田县学早在北宋景德二年(1005)就已建立,25连江县学於南宋绍兴十年 (1140)也在废坏之后迁建,26但是比起当时应考解试的一,两万士人,州县学 所能容纳的员额究竟有限,更重要的是民间教育. 福州民间教育的发展,自北宋中期已在进行.早在天圣二年(1024) ,一位 应福州知州陈绛之邀来此讲《易》的四川士人龙昌期,已经观察到「是处人家爱 读书」 27本籍福州的名臣陈襄,在庆历二年(1042)登进士第,而在此之前, . 他和士人陈烈,周希孟,郑穆为友,他们学行均高, 「以斯道鸣於海隅」 ,人们 「始 皆笑而惊」 ,后来「卒信而化之」 ,乡里「父兄皆饬其子弟请从之,由是闽中士人 宗之,谓之四先生.……已而四先生之名且传之四方,从之学者日众」 ,出陈襄 门下「显者居多」 (陈襄《古灵集》卷二五附叶祖洽〈先生行状〉.所谓「从之 ) 学者日众」 ,以陈烈为例, 「从学者常数百」《宋史》卷四五八〈陈烈传〉,人数 ( ) 不少;而陈襄所教的学生多显者,则说明了教学和科举考试之间的关系.从北宋 中期以来,福州的民间教学活动虽然不能说是很普遍,但已不仅见之於这类名 师,还有较为广泛的基础.在绍圣元年(1094)七十岁的王廕,祖上原本就有藏 书,父亲王度应举不第,自己在少年时代不事举业,到了壮年,却对儿辈承继祖 父之志有所期待, 「遂教其子应中,帅族之贤有力者,辟斋舍,致师友,乡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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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在建炎 (11271130) 年间有二十七万余户,在淳熙 (11741189) 年间有三十二万余户, 见《淳熙三山志》卷十〈版籍类.户口〉 ;临安府在乾道(11651173)年间为二十万余户, 见潜说友, 《咸淳临安志》卷五八〈风土志.户口〉 . 各地解试应考士人人数的比较,见梁庚尧, 〈南宋城市的社会结构〉 ,表二,收入梁庚尧, 《宋 代社会经济史论集》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 86 年) ,上册. 见《福建金石志》卷六李堪〈古田县庙学记〉 . 见《福建金石志》卷九李弥逊〈移庙学记〉 ,记文又见李弥逊, 《筠溪集》卷二二,题作〈福 州连江县新学记〉 . 诗句见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一二八〈福建路.福州〉引.龙昌期事迹见吴天墀, 〈龙昌期 ――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 ,载邓广铭,漆侠等主编, 《宋史研究论文集一九八七年年会编 刊》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年) . 15
弟教无师,居无舍者皆得以趋焉」 (黄裳《演山集》卷三三〈太原居士墓志铭〉. ) 在崇宁(11021106)年间贡於辟雍,政和二年(1112)中进士乙科的黄珪,先 世原住於福州永福县新丰里白面村, 「举乡无儒者,祖母每陋其俗.一日,慨然 有孟母择邻之意,谋去故居,遂徙候官之赤岸家焉」 ,黄珪的父亲「因得挟策从 人,既长,读书为文,能诵五七字律诗」 ;而黄珪在就读州学之前,曾「从司业 李◇学,未半岁,超越流辈」 ,深得李◇赞赏,告诉他说: 「如子材器,异日当为 闻人,一第何足道也」 (张九成《横浦集》卷二十〈黄吏部墓志〉.李◇中崇宁 ) 五年(1106)进士第,后来官至辟雍司业,28当时应是在登第之前,在家乡以教 授举业为生.可见在比较不偏僻的乡村,或在重视子弟教育的家族里,都有教学 活动存在.有些教师可能只是教初步的读书,为文,诵诗,也有些教师是学识较 佳的未第士人,对於学生的材器及将来的发展能有所辨识.而王廕对儿辈的期 待,以及李◇认为黄珪 「一第何足道也」 ,都说明了教学活动和科举考试的关系. 於熙宁元年(1068) ,二年(1069)间知福州的程师孟有诗: 「城里人家半读书」 , 又有诗: 「学校未尝虚里巷」《淳熙三山志》卷四十〈土俗类.岁时〉.这位来 ( ) 自外地的知州,对他治下士人喜爱读书的深刻印象,和六十多年前来到此地的龙 昌期相同;不过「未尝虚里巷」的学校,这时主要可能仍是州城里的情形,城外 还不是那麼多见. 同样歌咏福州读书风气的,是南宋吕祖谦的一首诗,诗中回忆绍兴二十五年 (1155) ,二十六年(1156)间,他在福州随林之奇求学时的生活:29「路逢十客 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 (吕祖谦《东莱 集》卷一〈送朱叔赐赴闽中幕府〉.在他的回忆里,福州不仅读书风气盛,而且 ) 士人众多. 「巷南巷北读书声」虽仍在城里,但其实南宋初年以后,福州的民间 教育已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淳熙三山志》卷四十〈土俗类.岁时〉记载元旦之 后入学的习俗,指出 「凡乡里各有书社」 ,在岁前一两月, 「父兄相与议求众所誉, 学识高,行艺全,可以师表后进者某人」 ,由一二有力者自号为纠首,列出学生 姓名若干人,备妥敦聘的文件,恭敬地前往谒请,文件上写: 「敢屈某人先生来 岁为子弟矜式」 .若得肯可,当日备礼延致, 「诸子弟迎谒再拜,惟恐后.远近闻 之,挈箧就舍,多至数百人,少亦数十人,有年四五十,不以老为耻」 .每月由 大家送上米,钱若干,交司计掌理,供应师生饮食.教学的方式是学行并重,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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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淳熙三山志》卷二七〈人物类.科名〉崇宁五年榜. 吕祖谦在福州的时间见《东莱集》附录一〈年谱〉 . 16
生升堂,揭立规矩,有轻重罚至屏斥凡五等,曰不率者视此」 ;然后看学生希望 讲授那一部经书, 「乃日就讲席,唱解敷说,旬遇九日覆问之,常以岁通一经. 若三日,八日则习诗赋若经义与论,策,讲题命意有未达,点削涂改,俾自入绳 墨」 .讲解经书之外,又习作诗赋,经义,论策,可知是和南宋初年以来的科举 考试互相配合的.而这时称为书社的民间学校,已经是在各处乡里都可以见到, 不仅是多见於城中的里巷了.这段记载又说上述情形是 「近三十年以前尚然也」 , 而「三十年之后, (后)生以趍试上庠,率游学四方;而先生亦各开明(按:明 当是门之误)以待来者.事师之礼浸衰,教人之礼甚略,非旧俗也」 .亦即到南 宋中期,一方面有许多士人赴太学游学;另一方面,由乡里学生家长合力聘请教 师到书社教学的情形已逐渐减少,而有愈来愈多的教师自己开馆,等待学生前来 受业.这一类型的民间学校大概也不是到南宋中期才出现,只是到了这时,由於 士人数量大增,教书已成一种行业,而就学者增多,不愁招收不到学生,这类馆 塾才日益常见.这一种变化,所反映的正是民间教育的日渐普及. 从记载中,可以见到南宋福州各地民间教学活动的例子.在福州州治所在的 闽,候官两县,记载最多.林之奇曾追祭一位在应举上 「蹭蹭而弗遇」 的吴先生, 他「讲道石队,横经绛帐」 ,祭文又说: 「蔼吾党之青衿,半尝依於函丈.长养成 就,仕涂接鞅」「慨念平生,久亲几丈.虽朽木之难雕,幸高山之景仰」 , (林之 奇 《拙斋文集》 卷十九 〈祭吴先生文〉,这位吴先生显然以教学为生,学生众多, ) 其中颇有人登科入仕,而林之奇曾受教於其甚久.林之奇自己是宋高宗,孝宗之 际的一位名师,他说: 「余里居以讲学为业,乡之士子误相从游者盖数百人」 ;他 所教的学生, 「其有知学向学,自力不懈,以是游场屋间,率一两举,其於预计 偕,取科名,若寄而取之,曾无甚难者;然亦有数奇命屯,不利於场屋之试,不 耦於主司之取,茅茨困阨以终其身」 (同书卷十八〈进士林君夏卿墓志铭〉.他 ) 的侄子林子冲, 「能嗣先生之学,士子会者坌集」 ;侄孙林耕叟, 「行艺不愧前修, 诸生避席者常数百人」 (同书附录〈行实〉.李楠是林之奇的表兄,也从事教学, ) 「乡人子弟委束修於其门者数百人」 (同书卷十八〈李和伯行状〉.其弟李樗和 ) 林之奇齐名,亦即黄干所说: 「吾乡之儒学彬彬焉,其以文词行艺为学者宗师, 则若李若林,其杰然者也」 .林之奇,李樗两人均曾教过的学生潘滋,曾贡名礼 部,虽是怀安人,却可能在州城教学,黄干兄弟「尝受教於贡士公」 (黄干《勉 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三〈处士潘君立之墓志铭〉.李樗号迂仲先生,其子 ) 北海先生也「以经行为学者师」 (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五〈国子监簿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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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墓志铭〉.而黄干又曾从乡先生李深卿学词赋,古文,且游於林之奇之门.30 ) 他虽然长期在外地,但当庆元四年(1198) ,五年(1199)返乡居丧时,曾「惧 先世儒业之不振」而「收教子侄辈」 ,对於亲旧之子, 「为之授句读,释训诂」 ; 年长好读朱熹之书者, 「则与之切磋,以更相劝勉,举业使其自为,读书次第用 心」《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与晦庵朱先生书〉.其友人林仲则的两个 ( ) 儿子,朱熹的几个孙子,都在这时前来跟随他求学.31 上述例证大概都在福州州城及其附近,外地的教学活动也见於记载.郑伦世 居闽县贫僻靠海的象山,32於绍熙二年(1191)创怡阁为家塾, 「以书藏之,帅 其子若弟之子群居而肄业焉」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七〈郑次山怡阁 ( 记〉.他的儿子郑遹早年在外游学, ) 「晚岁自号庸斋,教子诵读」「其居乡也, , 亲族子姓,闾里学徒咸师之,君随材诲诱,谆谆不倦」 (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 公文集》卷二二〈进士郑君墓志铭〉.怀安县的栗山也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 风俗是以长子主家於内,而次子读书於外,33当地人林公度早年亦曾在外游学, 后来返乡教学, 「诲乡之子弟必以理义,从容谈论终日,人交感其诚,乐其和, 相勉以善.故虽山谷穷处,儒风之盛不减都邑」《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 ( 五〈林存斋墓志铭〉.另一位怀安人韩永, ) 「刻苦受业于乡先生弘斋郑公某,后 从幼(按:幼当是勉之误)斋黄公干游」 ,其后「开门授徒,师道尤严」《后村 ( 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七〈韩隐君墓志铭〉.长溪县人林师中自远地求名师, ) 「迎 师於蜀,得师先生以归,学者常数百人」 ,而林师中之子林湜 「为高第」 (叶适 《水 心先生文集》卷十九〈中奉大夫直龙图阁司农卿林公墓志铭〉.这位师先生,应 ) 即师维藩,授徒长溪的时间在绍兴十三年(1143)以前.34长溪人迎师於外的不 仅林家,居於此县桐山的高擢,是南宋初期人,中年即绝意功名, 「性尤喜迎师 教子,不论道途之远近,常以立身扬名训饬子弟」 (薛季宣《浪语集》卷三四〈高 府君行状〉.也有长溪人在本地教学,南宋晚期名臣郑寀的父亲, ) 「学博文高, 为乡先生,后进尊事,以越百里来从游者」《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九〈枢密 ( 郑公行状〉.永福县人陈龟朋卒於嘉定十五年(1222) ) ,在世时曾馆乡先生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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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 附郑元肃录,陈羲和编,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 乾道四年 (1168) 八月辛卯条.乡先生意即地方上的教书先生. 31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附郑元肃录,陈羲和编,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庆元四年,五 年条. 32 见《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五〈郑处士墓志铭〉 . 33 见《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九〈林仲则二子名字序〉 . 34 见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九绍兴十三年六月甲辰条. 18
寀於家塾, 「帅里之经生学子数百人师焉」 ,他自己应举不利,死后寡妻黄氏继续 督企儿子读书, 「稍长聘名师,躬熟炰以为先生馔.谓其子曰:汝父辛苦,如耕 未收,收必在汝」 (同书卷一六四〈陈处士黄夫人墓志铭〉.福清县邻接兴化军 ) 莆田县,陈藻是莆田名儒林光朝的再传弟子, 「侨居福清县之横塘,闭(按:闭 疑是开之误)门授徒,仅足自给」 (同书卷九五〈乐轩集序〉.刘克庄是莆田人, ) 他的外甥也在福清开馆.35连江县郑崎远在州东南海中,居民以农,渔为业,罕 业儒,当地人林谟至州城从林之奇游,又至婺州从吕祖谦游,其后还乡奉养母亲, 母丧,筑庐夜宿墓下,丧期既满, 「犹不忍去,迺率其子弟若兄弟之子肄业焉」 (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三〈贡士林君丕显行状〉.蒜溪大约是福州乡 ) 野之地,不详隶属何县,南宋中期人郑猎得在太学肄业三年,忽然起意「退而修 於家,淑其徒,不亦善乎」 ,於是「归授生徒,来学者甚众」《复斋先生龙图陈 ( 公文集》卷二一〈赠通直郎郑公墓志铭〉. ) 这些教学活动有的是士人亲教族中子弟,有的是延师於家塾,也有的是教师 自己开馆,虽然以在城市为多,但也见於穷乡僻壤.有些例证讲明了教学与科举 间的关系,也有些没有说出来.不过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林之奇曾如此说: 「谚有 之曰:世无科举,人不教子;朝无利禄,士不读书.……此言疑於厚诬天下之人, 然而亦非过论也.今父兄之所以教,与子弟之所以学,虽不皆为科举,而其本心 岂有不由科举利禄而来乎 」《拙斋文集》卷九〈答黄晦叔仙尉〉,清楚地指出 ( ) 了科举考试带动了民间的教育发展与读书风气.即使黄震以朱熹之学与学生相切 磋,也仍然「举业使其自为」 ,可见举业在学习中确实有其份量. 考试竞争带动了教育的扩张,教育的扩张又使得更多的士人投入考试,竞争 於是愈来愈激烈.一个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无论是否有家族科第背景,都必须 面对这种情势.经由科举而仕宦,子弟固然有可能承受荫补,但是取得科名所带 来的声望,荣耀甚至前程,都较荫补为优,因此许多官宦家庭仍以子弟登科为其 努力的目标;36而没有家族科第背景的家庭,即使几代业儒仍未能登科,也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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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五〈赵教授墓志铭〉 . 例如林栗於绍兴十二年(1132)登科,於孝宗时为显宦,其子林行知「问学孜孜,无子弟之 好,儒生贫士有所不及」 ,在两举礼部不中之后,不得已才承受恩荫.见《复斋先生龙图陈公 文集》卷二三〈朝散大夫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宫林公行状〉 .又如林诞的曾祖父林伯材三举进 士不第,祖父林格,林遹先后登科,他自己承父荫入仕,后来他的三个儿子林璟,林环,林瑑 同中淳熙十一年(1184)第,他欢喜地说「可以遂吾志矣」 .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八 〈林沅州墓志铭〉 .关於林诞家族的情形可以参考王莉, 〈对福清林氏家族的几点认识〉《中国 , 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又〈林沅州墓志铭〉载林格中特奏名,但《淳熙三山志. 科名》载熙宁六年(1073)榜列其於诸科中. 19
会对子弟怀抱著无穷的期望.37愈来愈多的人参加考试,并不因家世背景而有分 别,显示大家相信这项制度对考生确实存在著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举业的成败也许主要在於个人的才质与努力,所受教育 的好坏以及所遭逢的机运,家族因素其实只是助缘.进一步搜集一些个别的例 证,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具有家族科第背景,士人的家庭都会尽力让子弟接受较 好的教育,而考生也都同样要经历准备考试的艰辛,面对考试的成功或挫折;而 一家中的父子兄弟或同族的各人,在举业上也会有各自的遭遇.
四,举业的成功与挫折
应举是士人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经历,墓志铭里常可见到或多或少的描述,要 了解个别士人举业上的成功与挫折,可以从这一类资料入手.墓志铭的作者可能 有些事情不会写,不过写出来的也不致於全非事实,至少可以看成当时人认为事 情应该是怎样. 士人在登第之前,无论是否具有家族科第背景,都有一段求学与应举的经 历.以没有家族科第背景的士人来讲,例如北宋晚期的林岂,是他们族中的第一 位登科者, 「自幼童知好学,刻意钻研,砺志寒暑饥渴」 .然后又 「自以闻见不伟, 慨然出求师」 ,离开家乡长溪,到福州州学就读,当时知州蔡襄起用乡先生陈烈 为学官,陈烈对他十分器重, 「每日夜闻君诵书,策励群弟子,必以君为言」 .到 元丰(10781085)初年以后,又「为太学生十年,声名日彰」 .可是「累试春 官不利,至元佑元年(1086)始登进士第」 (刘一止《苕溪集》卷五十〈宋故左 朝散郎通判安肃军林君墓志铭〉.可见他求学的时间既长,又是在一再挫折之后 ) 才获得成功.有些士人不仅是自己作了长期的奋斗,而且经历祖上好几代在教育 和举业上的努力,到他的身上才获得成就.例如上节所述的北宋晚期的黄珪,他 的祖母迁居,使他的父亲有机会求学,而黄珪进一步受到更好的教育,於是登第. 又如南宋前期林之奇的一个学生林延年, 「百战行间,每战辄北,而未尝有一毫 退悔意.……岁辄负笈而至,汲汲於灯窗,与后生未冠者伍」 ,到他的两个儿子 颖秀,叔秀, 「皆童稚秀发,绝人远甚,遂相继以壮龄登高科」《拙斋文集》卷 ( 十八〈进士林君夏卿墓志铭〉.教育需要有较好的经济环境支持,但是这项条件 ) 也并非绝对必要.有些家庭即使经济能力较差,也会省吃俭用供子弟求学.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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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侯官人陈万卿,自曾祖父以来「世皆业儒」而「潜德弗仕」 ,他和哥哥「俱力於学」 ,哥 哥「以词赋解乡魁」 ,他「独抱负不遇」 ,平日督促儿孙勉力为学, 「戒之曰,先世诗书之泽不 可失坠,汝曹当继述先志,振起门户.」见《福建金石志》卷十一〈宋故宗谕陈公墓志〉 . 20
孔硕的祖上三代皆未仕宦,父亲陈衡 「中岁益贫,迺阖门以教子为事,奉养靳靳, 而资其子使从师问学」 ,於是「诸子举进士有名,仲子孔硕登科」《朱文公文集》 ( 卷九四〈宣教郎致仕陈公墓志铭〉.林周卿「自少游场屋,已崭然见头角」 ) ,可 是「已而蹭蹬不遂」 ,他「处之恬然,安贫守义,择师教子之外无念」 ,后来其子 林坰「遂入太学,连中有司,竟以舍选魁多士」《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 ( 三〈通直郎致仕林公行状〉.而有志的士人在家境未必很好的情况下,有时会更 ) 加奋发.黄干的祖父南仲「七试礼部不偶」 ,父亲黄瑀中绍兴八年(1138)进士 第, 「自少即刻苦自励,家贫,鬻麴於市,而挟书随之.苟非其义,虽寒且饥, 不可得而衣食也.为举子时,书皆手写成诵」《朱文公文集》卷九三〈朝散黄公 ( 墓志铭〉.郑寀的曾祖父「少以行艺推三舍」 ) ,祖父「以风义闻一乡」 ,父亲「为 乡先生」 ,经过三代的努力,到他才在绍定二年 (1229) 登第,可是他求学时, 「家 贫,借里中书,手抄口诵,遂贯通百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九〈枢密郑 ( 公行状〉. ) 上述那些没有家族科第背景的士人为了登第而奋斗的历程,也见於一些具有 家族科第背景的士人的身上.他们有人会有困苦力学的经验,例如在端拱元年 (988)由李亚荀首先登科的李氏家族,到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为止,见於 记载的登科者有十一人.李亚荀的儿子李处厚登科於庆历二年(1042) ,到治平 四年(1067) ,侄子李处道也登科.而李处道「少孤贫,自力学问,记览淹博, 工于文辞」 ,在登科之前已 「五举於乡」 (张耒 《柯山集》 卷五十 〈李参军墓志铭〉. ) 在熙宁六年(1073)登科的李撰是李处厚的侄子,他的祖父受李亚荀的恩荫,父 亲也曾任官.可是他「九岁而孤,……既冠,丁母夫人忧」 ,此时「寠甚,家徒 四壁,惟闭门自守,虽廪食不继,澹如也」 .服除后往游太学,又前往受业於曾 巩之门, 「刻意励行,务多识以蓄德,不为进取计」 ,曾巩鼓励他当为世用,才出 而应考, 「登进士第」 (杨时《龟山集》卷三一〈李子约墓志铭〉.由刘若虚在咸 ) 平五年(1002)首先登科的刘氏家族,到南宋嘉定四年(1211)为止,见於记载 的登科者有十三人.刘若虚的父亲原仕吴越,吴越归宋,官属大小都可以在宋出 仕,他以母老而辞不就禄.刘若虚也「不苟为利禄学」 ,讲求立身.其妻潘氏是 潘吉甫之女,而潘吉甫就是潘徵,潘衢的父亲.潘氏在他死后, 「愈自约,以奉 时祀」 ,可见经济情况并不很好,她仍然「敕诸子学」 ,而诸子「遂以有成」《蔡 ( 忠惠集》 卷三七 〈尚书屯田员外郎赠光禄卿刘公墓碣〉.刘若虚的一个儿子刘奕, ) 原从事教学, 「久之,贫无以生」 ,才「就举进士,中乙科」 .他死后归葬於闽,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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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室庐,产无田园」 ,子女的教养有赖其妻「勤劳其家」 (同书卷三七〈尚书屯田 员外郎通判润州刘君墓碣〉.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由林高首先登科的林氏家 ) 族,到南宋淳熙二年(1175)为止,见於记载的登科者有十三人,其中十二人在 北宋登科.林高的儿子林概,林概的几个儿子林邵,林旦,林希,林颜均先后登 科.林高在外任官,妻子黄氏在福清县家乡为其奉养父母.林概「始能学,夜诵 书不休」 ,黄氏最初是起而熄灯, 「既而曰,吾怜之,乃当成其志,自是夜辄治丝 枲其旁」 (刘攽《彭城集》卷三六〈林氏母黄夫人墓表〉;林概后来「遂以文学 ) 名天下」 ,可是早死,林高继之又死,黄氏一肩挑起经营家计与教育孙儿的责任. 她「斥卖簪珥以经理其家,丝蓄粒聚,至有田以食,有宅以居.平居日夜课诸孙 以学,有不中程,辄朴之.及长,遂多知名,连以进士中其科」 (曾巩《元丰类 稿》卷四五〈天长县君黄氏墓志铭〉. ) 南宋任家子弟求学的经历,给人更深刻的印象.在绍兴五年(1135)由任文 荐首先登第的任氏家族,到绍定二年 (1229) 为止,见於记载的登科者有十三人. 任道宗为任文荐之子,其妻林氏也出自科第名家,从北宋咸平三年(1000)林休首先登科以来,到绍兴八年(1138)林氏的父亲林孔彰为止,见於记载的登科 者有六人.38林氏少时和兄弟一起在家塾读书,属对敏捷,令人惊异,而又「诵 书一览不忘, 《语》《孟》 , ,诸经悉通大义」 .当任文荐,道宗父子相继去世,林 氏才二十八岁, 「生计萧然,子女七人,俱在龆龀」 .她「刻苦撙节」 ,可是「享 祀问遗与教子束修悉从厚」「晨兴,诸子就学,莫归,使环几而坐,孤灯夜绩, , 课以诵读,率漏下三十刻乃寐,风雨寒暑不渝.句读讹谬,为之厘正;卷帙烂脱, 为之补缀」 ,又不断诲导诸子要能「勉自植立」 .到了晚年, 「诸孙皆就傅,尚谆 谆诲督,不忘其初」 .於是 「其诸子皆能以少年联翩学校,接踵世科」 ;影响所及, 「娣姒相勉饬,亦皆不教子为耻」 ,因而任文荐之子数人, 「其诸孙皆无白丁」 ( 《勉 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三〈太安人林氏行状〉.到绍定二年为止,任文荐孙 ) 辈见於记载的登科者达九人,其中一鴞,一鸣,一龙是任道宗和林氏六个儿子中 的三人. 具有家族科第背景的士人无论家境好坏,类似前述李处道「五举於乡」 ,在 应举的过程中屡经挫折的情形,并不乏见.以登科人数最多的陆氏家族为例.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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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三〈太安人林氏行状〉「嘉佑(10561063)中,有讳端复, : 休复者,兄弟相继擢第为郎,自是族益大,业儒者众.夫人之曾祖□,祖□皆以学行为里闾推 敬,考讳□,中绍兴戊午进士第四人.」按之《淳熙三山志.科名》 ,行状「嘉佑中」的记载 错误,林氏之父名孔彰. 22
家由陆广於天圣二年(1024)首先登科,其弟陆廙则於庆历二年(1042)获得特 奏名.他们的祖父从吴越钱氏归宋,官至殿中丞,父亲未曾任官,去世之后, 「母 太君以二子之幼,不克起家为忧」 ,兄弟二人「相与泣涕,发愤就学,置书数千 卷,闭门诵之不休」 .陆广顺利登第,陆廙则「累进士,常与廷试」 ,虽「连蹇场 屋」 ,却「益自刻苦」 ,最后仍只能由特奏名得官.而「其后陆氏相继登第者凡数 人,闾里称为显族」《古灵集》卷二十〈左侍禁陆君墓志铭〉,这显然是陆广, ( ) 陆廙都重视子孙教育的成果.39陆宪元是陆廙的长子, 「其母吴氏贤,常亲而教 之,曾未数岁,通习群书」 ,可见母亲也能负担起教子的责任.十七岁时,又到 京师, 「从聱隅先生黄晞治《易》《春秋》 , ,晞畏其才,不敢以弟子处之.其为文 章落笔数千言,辞理典奥难读,有自名一家之意」 ,可是却「累举进士不第」 .於 是改习声韵, 「其词务于精丽明白,而归之闲暇,学者多宗之」 ,到嘉佑二年 (1057) 终於「赐进士出身」 (同书卷二十〈开封祥符县主簿陆君墓志铭〉.陆廙次子陆 ) 长宾有一个儿子陆恺, 「自幼颖拔不群,博览强记」 ,元丰(10781085)初年, 「未冠,游太学」 ,优异的表现使他深得人望,学校师长也对他赞不绝口,可是 一直到元符三年(1100)才登第.有人推荐他参加学官试,接获召檄,他却说: 「吾困科举二十余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裹饭复入场屋,吾不能也」 ( 《龟山集》卷三四〈陆少卿墓志铭〉,应举的不断挫折已使他对考试深恶痛绝 ) 了.陆家之外,如前述刘奕的儿子刘康夫,尽管家族祖父辈,父辈,同辈甚至儿 辈已有好几个人登科,他自己也「幼聪敏,……日诵数千言,过目不忘」 ,任教 福州州学又颇有成绩,可是从治平(10641067)年间起,应举就一直不顺利, 到元佑三年(1088)才以特奏名登科,却「前未唱名二日而亡」《西塘集》卷四 ( 〈刘公南墓表〉.又如南宋长溪的一位杨姓士人,其父杨梓和曾任江西转运判官 ) 的杨楫是堂兄弟.杨氏家族自北宋崇宁五年(1106)杨淳礼首先登科起,至杨楫 於淳熙五年(1178)登科为止,已有五人取得科名.这位杨姓士人幼时听闻杨楫 的教诲, 「内以族老畏斋溥,外以勉斋黄公干为师,淹贯群书,於通鉴尤精熟」 , 可是「中年场屋顿挫」 ,於是「假途右选(武举)取名第,亦俯就焉」《后村先 ( 生大全集》卷一五六〈杨监税墓志铭〉. ) 同出於一个科第家族,族中的各个支派,甚至家中的父子兄弟,在举业上的 成功或挫折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以在绍圣四年(1097)由李康首先登科的李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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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重视子孙教育,见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二〈京东提点刑狱陆君墓志铭〉载陆 广「读书慨然,慕古奇伟.顾谓诸子,仕当如此.」又见《古灵集》卷二十〈左侍禁陆君墓志 铭〉载陆廙诸孙「皆俊敏而好学」 . 23
族为例,这一个家族到南宋嘉定七年 (1214) 为止,见於记载的登科者有十四人. 继李康之后於大观三年(1109)登科的李芘是李康的侄子,李芘的一个兄弟李葵 一直到绍兴二十四年 (1154) 才取得特奏名.李芘,李葵应该至少还有一个兄弟, 这个兄弟的儿子李格登科於绍兴五年(1035) .李康的后人中,只有一个孙子李 ◇在乾道二年(1166)登科.而李芘,李葵几个兄弟中,则以李葵的后人在科第 上最有表现.但是李葵父子应举的境遇,又有很大的差异.李葵可能有五个儿子, 长子即李楠,次子即李樗,40均见前述,在福州以教学为业.另外三个儿子中, 李◇,李椆在绍兴十二年(1142)同榜登科.李楠在解试时成绩优异, 「与其弟 三人俱擢乡荐,而公为举首」 ,可是「两举於礼部,不中第」《拙斋文集》卷十 ( 九〈李和伯行状〉,在绍兴十七年(1147)去世.李樗应举也不顺利,他和哥哥 ) 李楠自小表现出色,在林之奇代李葵所作的祭文中说: 「坐我两膝,咸诵经史. 日数千言,澜翻不已.寿十六七,蜚声闾里.人言佳儿,必称二李.施及诸弟, 亦精业履」 ,因此对他们期望很高, 「意当联荣,芥拾青紫.五桂一桩,窦郎可拟」 . 可是李樗「并试南宫,反后叔季」《拙斋文集》卷十九〈代舅祭迂仲文〉,他大 ( ) 概也和哥哥一样,曾在省试中遭受几次挫折.41在李楠死后八年,他也去世.42至 於李葵自己,则显然曾在省试中屡遭挫败,取得特奏名的时间比三子,四子登第 还要晚上十二年.李楠有一子涣,43不见於《淳熙三山志.科名》 ;李樗也只有 一子,44应即上节所述以教学为业的北海先生,大概也未登科.在庆元五年 (1199) 登科的李冲,墓志铭说迂仲先生 (李樗) 是他的诸父,他 「少从父兄间磨◇浸灌, 韬负日宏,晚试南宫,有司得其所赋,以为有制诰体,擢置上游」《真文忠公文 ( 集》 卷四五 〈国子监主簿李公墓志铭〉.他应举大概颇经挫折,登第时年纪已大, ) 约在嘉定十年(1217)之前,以六十八岁之龄去世.45他的一个儿子李遇,据《淳 熙三山志.科名》载,在嘉定七年登科,46是李◇,李椆的侄孙,则李冲非李◇ 或李椆之子,其父应为李葵第五个不知其名亦未登科的儿子.见於记载和李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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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王梓材,冯云濠撰,张寿镛校补, 《宋元学案补遗》卷二六〈李先生葵〉 . 《拙斋文集》卷十九〈祭迂仲文〉言其曾「贤书数上」 . 《拙斋文集》卷十九〈代舅祭迂仲文〉「畴昔八年之前,素秋之孟,吾哭送汝兄於西城之西.」 : 见《拙斋文集》卷十八〈李和伯行状〉 . 《拙斋文集》卷十九〈代舅祭迂仲文〉「二女一男,反为吾累.」 : 《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五〈国子监主簿李公墓志铭〉载其任国子录时,於「上更化改元之八 年」应诏上书,应指嘉定八年(1215) ;又载其任国子录后, 「越二年,始迁本监簿」 ,随即病 逝临安.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五〈秘书少监李公墓志铭〉载李遇为甲戌进士,登第时间亦在嘉 定七年,但据《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五〈国子监主簿李公墓志铭〉 ,李遇在李冲去世时为国子 生. 24
辈的登科者还有李泳,李沐和取得特奏名的李溥,据登科名录上的家族关系,李 泳是李葵之孙,李沐是李溥,李泳之兄,李遇则是李泳之侄,则李沐,李溥,李 泳,李冲四人应是兄弟.另有在淳熙八年(1181)登科的李公升,名录上说他是 李泳的从侄,又是李沐父亲,又是李遇之兄,关系颇为错乱.李冲的墓志铭则载 其尚有一子, 「曰某,登某年第」 .从上述情形看,李葵的几个儿子中,又以第五 个不知其名的儿子这一支,在科第表现上最为显眼,而其四位兄长的后人,均不 见於登科名录上. 最后回到有特殊科第表现的潘氏家族 从 . 〈宋宣教郎运干潘公孺人陈氏墓志〉 的记载,可以知道潘可叔的曾祖父潘辟,祖父潘竑,父亲潘曾均曾任官,潘辟从 《淳熙三山志》所载登科名录可知曾登进士第,潘竑,潘曾的官职则可能来自荫 补.但是潘曾「尤为博古君子」 ,有意应博学宏词科, 「尝著词业,未及试而卒」 , 可见学问不差.潘可叔幼孤, 「母亲陈氏挈依外大父建昌史君而就学焉」 .陈家也 是儒族,外祖父陈文康和舅舅陈修都担任官职.潘可叔在外祖父的教导下, 「陶 冶成就,弱冠崭然见头角,种学积文,自成一家,识者□有大苏风趣」 .他在嘉 泰二年(1202)补入太学,他走的是其他许多企盼登科的士人也走的一条路,到 京师就读太学以寻求较宽的解额.在太学中, 「月书季考,屡魁俊流,尤长於对 策」 .可是应举似乎一直不顺利,到嘉定十三年(1220)才「将以舍选解褐,复 由南宫成士」 .妻子陈氏是他的表妹,他「居太学二十年,阃政实赖焉」 ,使他可 以在外专心向学.可见潘可叔即使父母双方都有几代的官宦经历,他也必须接受 长期的教育,经历不断的考验,才能登第. 再看潘氏家族的另一支.尽管潘氏家族自北宋以来的科第表现就已显眼,可 是在〈潘户曹墓志〉中,可以看到墓主潘子仪的曾祖父潘冲,祖父潘师文,父亲 潘怀英都未曾登第,亦未任官,高祖父潘常的官位也可能只是来自封赠.也就是 说,同出一个家族,各个支派的境况却可以不同.潘怀英虽然没有登第,可是他 「少从拙斋林(之奇)先生游,与东莱吕(祖谦)先生为总角交」 ,曾受过比较 好的教育.娶妻生子之后, 「筑书室,馆贤士以为之师,族里子弟皆得肄业其中, 名士夫多由是出,今所谓山斋是已」 ,可见他对几个儿子的教育十分重视,连带 家族,乡里子弟也受惠.潘子仪起初习《周礼》 ,后来以词赋选入太学.他在太 学时,父亲旧友吕祖谦正担任学官,赏识他的课艺,才得知他是旧友之子,於是 从此「出入东莱之门」 .此后由於「声誉日隆」 ,而「学校名流慕与交」 ,王公贵 人也「争以礼屈致」 ,要聘他做家庭教师.由此看来,他的才学大概也不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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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据〈宋故昭武户曹潘公孺人刘氏墓志铭〉 ,他「久游上庠,一意问学」 ,应举 似乎一直不太顺利,登第时已是四十多岁.他登第后,任官没有多久,就接连因 为父亲与祖母去世而在家守丧,服满之后尚未上任就去世.他在乡里也重视教 育,一方面以行为示范,两篇墓志铭或赞美他「涑水其行」 ,或说亲朋比之为司 马光, 「私相告语,吾党有过,司马公闻之,得无罪我乎」 ;另一方面,从〈宋故 昭武户曹潘公孺人刘氏墓志铭〉 ,可以看到他勤於教导家族子弟读书.这篇墓志 铭的作者潘景伯是他的侄子,在志文中说: 「景伯少时荷叔父户曹视如己子,日 课弦诵,寒暑不辍,饮食寝处必与筠弟俱,如是者数岁」 47在铭文中又说他是 , 「吾家之师,乡党畏敬」 .不仅潘子仪重视教育,其妻刘真善也相同.刘家祖上 曾有人仕宦,但是刘真善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却都没有任官,亦无科名.刘真 善是潘子仪的表妹,潘子仪在太学时, 「恃有内助,家之有无不问焉」 ;去世后, 她「手毕婚嫁,辛苦勤俭四十年」 ,对潘家贡献甚大.她平日没有其他嗜好, 「独 喜观书, 《论》《孟》《诗》《书》 , , , ,皆能举其大略」 ,可见早年曾受过不只於识 字的教育;也因此她晚年能以祖母的身分, 「夜听诸孙课诵声,遇其句读微舛, 即□正之,曰汝某句误某字矣」 ,可以说是督促有加. 从潘子仪的事迹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族人对教育的重视.不论己身 的一边或妻子的一边,家族的因素其实都发挥在教育上.双方都出身於仕宦家 族,然而双方祖上三代都未任官,亦无科名,可是重视教育使儒业得以延续.潘 怀英筑书室,聘贤士为师,除培养出潘子仪外,还有一个儿子潘子俨中了特奏名, 不过两人取得科名的过程大概都耗时而艰辛.至於潘景伯的父亲,则似乎未有科 名.潘子仪亲教子侄,没有让儿子钧伯获得大成,反倒是侄子显伯,景伯,颢伯 同榜登第,景伯并且高中甲科,以后在仕宦上颇有表现,让景伯对叔父的教导感 怀不已.教育的影响也不仅限於自己家族的子弟,潘怀英所筑的书室, 「族里子 弟皆得肄业其中,名士夫多由是出」 ,还包括了乡里子弟,他们之中可能也有人 后来成为名士大夫.而且这所书室到潘公筠在绍定五年(1232)为祖父潘子仪写 墓志时,仍说「今所谓山斋是已」 ,大概是一直维持了下来.而潘公筠(即潘牥) 「所为文脱去笔墨蹊径,秀拔精妙,结字有颜筋柳骨,小楷尤工」《后村先生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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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文字有两处疑问待考,一是潘景伯在此处称潘子仪为叔父,但〈潘户曹墓志〉却说潘子 仪是潘怀英的「伯子」 ,亦即长子,此篇志文也述及潘怀英之「长子昭武户曹」 ;另一是潘景伯 说「饮食寝处必与筠弟俱」 ,按潘子仪之子名钧伯,孙名公筠,既以弟称,则应是钧伯,而非 公筠,而且〈潘户曹墓志〉为公筠所作,志文说: 「吾祖殁后十二年而公筠始生」 ,不可能同时 和潘景伯受潘子仪照料,所谓「筠弟」 ,不知何所指. 26
全集》卷一五二〈潘庭坚墓志铭〉,文章,书法均佳,应该也是良好教育之下的 ) 成果.他在端平二年(1235)高中探花,为潘氏家族取得了科第的最佳成就. 从上述情形看,潘氏家族重视子弟的教育,应举可能经历漫长的考验,家中 各人,族中各支在举业上的成功或挫折有不同的遭遇,都和其他士人家庭或家族 并无不同.他们的妻子来自士人家族,子弟教育得到母亲或舅家很大的帮助,也 和不少士人家庭相似.他们的家境可能较好,所以潘怀英能筑书室,除了自家子 弟外,让族里子弟也来就读.但是经济因素就和家族因素一样,对於士人取得科 名来说,只是助缘,帮助子弟可以受到比较好的教育.许多家境并不那麼好的士 人,家中也会尽其所能,让他们就学,他们在困苦的环境中力学,成就亦未必逊 於富贵人家的子弟. 总结而言,潘氏家族的科第表现在宋代的福州虽然特殊,但是他们族人对较 好教育的追求,读书应举的历程,可能成功也可能挫折的境遇,则在一个教育逐 渐普遍而竞争愈来愈激烈的环境下,是福州其他许多士人所共有的经验
来源:http://cache.baidu.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15d3670e54f7603ac0d0627fc3933f9060461b1c27a5e667690d458e99297a47f51e1db1b12b346d0337b7ec8ade1ec9fecf6879873045730bf04505d269b8bd4432b756875b99b869edad8034&p=c660c64ad5c250f908e29374460a8a&user=baidu
发表于 2011-10-10 00:23:4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lwzflw 于 2011-10-10 00:29 编辑

支持。
總體而言,福州的世家保持的很差。没能一直持续下去,元明清的人,基本跟前面的都有断层。
三山志,南宋初年的书,居然都无法知道之前很多进士的身份和亲属关系·····只是一个没有涵义的人名
这就是一个例子吧
(莆田的进士,基本都是大环套小环,现在看来都很潜规则,也是世袭社会的体现)
相比而言,莆田就是福建士族中非常夸张的(其实在全国都是很夸张的)
可以从唐代到明代中叶 基本代代都是士大夫·········
这是延续南北朝隋唐士族制度的表现,就像日本 朝鲜一直都是世袭制度,直到现代化。
我曾经专门写文章讨论他,不过因为莆田现在很sb,所以没有实际意义,没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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