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源湾畔，那朵自由的浪花----记林可彝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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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的午后，我穿过喧腾的闹市，沿着曲径左拐右行，终于在罗源城北的井巷路找到了林可彝烈士的故居。青砖白瓦的大门前三角梅覆盖，斑驳的墙壁上有块木牌字迹端正地写着：“林可彝烈士故居”。
    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罗源，解放前交通不便，教育落后，是闽东一座闭塞的小山城。1893年的春天，林可彝（即瑞鼎）诞在县城北门街82号的茶商林维恭家。喜得第二儿子的林维恭沉浸在喜悦中，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始料不及，长子、四儿先后夭折，尤其是自己因经商受挫忧伤而亡，全家生计由三子林瑞章操持。
    让林家欣慰的是，林可彝自幼聪颖好学，其7岁入私塾，其间大量汲取经书、诗词、野史等知识。他认为，封建宗法、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的鬼把戏，贪官污吏是强加在百姓脖子上的桎梏。他幼小的心中挺拔着一片善与美的竹林。
    1912年的春天是寒冷的，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使林可彝的内心充满暖流，给他带来了希望。他满怀救国救民之志，于次年秋天，踏上了福州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的求学之路。
    林可彝在校期间深受先辈林长民等民主思想的影响，认识到：国事日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救不了中国。于是他陷入深思，叹息神州破碎，挥毫写下“经学僵人神化前，聪明才智没深渊，庙堂从此无文字，祸水横流六百年”的激昂诗句，激励自己为救国救民寻找出路。
    1916年秋，林可彝毕业后，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他东渡日本，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明治帝国大学学习、进修。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他满怀悲愤发表《日人捣乱东亚和平论》，撰写谴责北洋军阀政府卖国殃民檄文，促进留日同学进行抗议斗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让林可彝振奋异常。他在第一时间发出时代强音：“中国欲避免资本主义而开发实业，唯有实行社会主义，最好经过像俄国共产党专政的步调。”当时的中国社会有无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林可彝的答复是肯定的。他明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被勒索，受凌辱，哪有不想共同来抵抗呢？”只要“有社会主义理想，勇敢的社会主义者，到民间或军队中去，趁他们不平心未定，指出这一条出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必定能实现”。他精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这在革命与反革命力量悬殊、斗争十分尖锐、知识界与广大群众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尚处于蒙昧阶段的旧中国，起到了鼓舞和推动民众奋起斗争的作用。
    1920年，林可彝从日本学成归国。翌年，赴北平平民大学任教，与杜国庠、谭平山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大革命初期，各种思潮、政治势力纷纷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有些人因不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持怀疑态度。在与各种反动、错误思想斗争中，林可彝坚定地站在最前列。每周末他坚持到平民大学主持政治经济学讲座，作专题报告，撰写大量论文，先后在北京的《自治》周刊、《今日》月刊、《晨报》和上海的《学林》、东方文库《劳农俄国之考察》等刊物发表，这些有针对性地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通过深入浅出的旁征博引，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动力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在文中盛赞苏联新经济政策，论证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捍卫者。
    1923年，林可彝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几周后由彭述之、罗亦农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7月转为中共党员。在校期间，他钻研马列经典著作，参加陈延年为团长的旅行团，到苏联工厂、农村考察，从十月革命成果看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
    1925年，林可彝奉李大钊调遣回国，到北平的朝阳、平民、文化等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等课程，与李大钊共事，两人关系密切。林可彝在生活上一贯俭朴，但对贫穷学生却经常解囊相助。他儿子林时中在《怀念父亲》中回忆：“可彝自奉俭朴，平时吃的是粗粮淡菜，穿的只是两套换洗的旧服，他的住房里只一床、一桌、一只破皮箱，除了书架上摆放着许多俄文、日文、英文的马列著作，专业书籍，杂志、报纸外，别无他物。他对自己是那样的俭朴，而对贫穷的学生却慷慨解囊相助。有一个学生家里穷，念不起大学，他就每月资助其伙食费和书籍费直至毕业。对学习或写作上有困难的学生，他耐心启发、诱导，逐字逐句帮助修改文章，直至他们心领神会满意为止。”
    林可彝在留日、留苏期间曾于1920年、1925年回乡探亲，他抓紧时机向乡亲们宣传革命道理，介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情，讲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就；支持邑中热心人士创办新学，帮助寻觅校址、延聘教师、制订教学计划，提议兼收贫寒子弟免费入学；极力反对蓄婢，疾呼“解放妇女，男女平等，妇女有权参政”；谴责封建租佃和高利贷剥削制度。忠告亲友不要图谋地租、剥削发财致富，要自食其力劳动发家，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国内某些地区必有一番改革”。
    林可彝第二次回乡参观由他操办的县女子小学时，看到操场上女生队列整齐，英姿飒爽，心情舒畅，当场口吟七绝一首：“堪羡群贤育女英，修文练武展新旌；书生投笔从戎日，不带男兵带女兵。”一时被传为佳话。
    林可彝每次回乡，常有罗川诗社社友来他家晤谈，他在晤谈中写诗明志：“汗简韦篇固可休，维新洋务究何求，惊风夜夜嘶边马，志士声声急报仇。”“一自生来到死终，与天与兽竞争中，必须统一人行动，逼得诗歌要立功。”
    1927年1月，林可彝奉调武汉，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并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5月17日，驻宜昌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林可彝投笔荷枪，奋起参加保卫武汉的战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大屠杀。面对白色恐怖，林可彝没有退却，继续在中山大学讲课，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发动群众游行示威，组织营救被捕人员。
    武昌中山大学被称为“赤化大学”，反动派特别憎恨。1927年冬，中山大学学生又一次掀起反对军阀胡宗铎等屠杀武汉人民的斗争。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林可彝在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层层包围的中山大学被捕。敌人用尽欺骗利诱、严刑摧残、学生对质等手段，林可彝坚贞不屈。1928年1月4日，被以“系共党重要分子，在校宣传共产，蛊惑青年”、“罪大恶极”的罪名判处死刑。当日，林可彝昂首挺胸走向刑场，在高歌《国际歌》中英勇就义。
    林可彝牺牲后，北京亲友在卧佛寺召开追悼大会。民国19年（1930年）其灵柩由战友集资护送还乡时，阖邑士民开城迎接，并冲破阻挠召开追悼大会。其姑夫、塾师吴皋凤挽联云：“吾子竟若斯，天道人心胡定论；昔年还如昨，残笺断稿忍重搜。”出殡时，万千居民涌上街头，伫立泣送。
    2011年的春天，位于罗源城南郊的烈士陵园春草勃发，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林可彝，他的灵碑在苍松绿树掩映下格外醒目。在那动荡不安、艰苦严峻的战争年代，林可彝以其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人格魅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毅然放弃平静的生活，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充满血与火的追求真理救国的道路。刻在花岗岩上的林可彝名字闪着不朽的光芒，他的精神也永远刻在了人们的心中、刻在了厚重而浩瀚的史卷里。

英烈风采 郑秀杰 文\图

来源：福州晚报电子版 20110524 http://mag.fznews.com.cn/html/fzwb/20110524/fzwb262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