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对林纪焘先生的回忆（转载）

林忠辉

作者：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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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纪焘: 名门之后

一直想写他，因为他是我的导师，我跟他念了三年的研究生。可一直又没写，深怕别人说我沽名钓誉，因为他是名将林则徐的第五代长房长玄孙。
其实，这位名门之后是个普通人，连他自己都不曾沾林则徐什么光。他甚至没有普通人通常那样滋润。
他有自己的职业，且忠心耿耿地在他的工作位置上默默地尽自己的力，像许多普通人一样，只是他比普通人更恪尽职守，更辛苦。
他是福建师范大学外文系的英文教师，干了多半辈子，才升为正教授，一点不比普通人容易。
1982年我考上师大外文系的研究生，分到他门下,却根本不知道他有这等背景，只知道他一直教高年级英文作文，对英文文体很有研究，且专攻英文非虚构文学（non-fiction）即散文和传记。福州城人杰地灵，姓林的人也多。分到这位导师门下后,新同学们纷纷祝贺我，那意思，好像我当上了林则徐的研究生似的。本来我的志愿是做小说(fiction)研究,分去做非小说研究让我略感失望,但因为林先生这等背景,对我的失落是一个补偿,恍惚之中我也陡增自豪与幸福感。心想这下可好，我可以做双重课题的研究，一边研究英国文学，一边弄点中国近代史。再一细想不禁哑然失笑：这两个课题太讽刺性地巧合了——伟大的英国文学与伟大的抗英斗争。
但他从来不提林则徐，即使我偶然问起，他也拒答。只谈学业，只谈英国文学。以至于有人对近代史感兴趣，“理所当然”地“托”我向导师提些问题，我也爱莫能助，只得请他们直接去问。
渐渐地，我忘了他是林则徐的什么人。在闽师读了三年书，不曾去过林则徐纪念馆或别的与林则徐有关的纪念馆。我像许多国民一样，了解林则徐甚少。这种失之交臂是令人遗憾的。
他做英文教授多年，一口道地的美国英语和一手漂亮的英文令人倾倒。外文系的英文作文课是他的领地。他也因此成为历届研究生的英文作文指导教师。他这样优秀的文体专家是难得的，工作量自然很大。校内校外，份内份外，他要指导的学生太多了，要改的作文和论文太多了，总也忙不完。这就是他全部的工作，永远做不完的工作。
我读书那三年他是住在一间筒子楼里，十几平米的小北屋，二楼，冬夏不见阳光。福州那地方冬天奇冷，夏天奇热，三月的梅雨季节几乎衣服就不曾彻底晾干过，感到人身上都发霉。可那样潮湿阴冷的北屋，他一住就出不来。有时，我在闷热的夏夜熬不住屋里的蚊虫叮咬和热浪跑出来散步，发现他那座楼几乎没有几个亮灯的窗口。但他的窗口肯定是亮着的，他在墙角里唯一的一张小书桌前读书写作改作业，地板上到处堆着书，他像苦行僧。
我毕业后在1986年去过福州一次，为给他个突然袭击，事先没通知他。到榕之后向同学打听他搬的新居在何处（因为师大那几年大多数人都乔近了），大家说不知为什么他没搬。
我又走进那座破旧阴暗的筒子楼，楼梯依旧吱吱作响，楼道里依旧昏暗，房顶挂钩上的衣服在滴水。敲开门，黑暗中露出导师半惊半喜的脸。屋里依旧是那么杂乱，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俱，好像那床、那桌椅都是向公家借用的。我不敢问为什么别人搬了新居他还住这里。什么也不问。我自从向他问林则徐的问题被不了了之以后，养成了习惯，凡学业以外的事不问。只凭经验猜测，只听别人传说。
他一直住在那里，吃教工食堂，自己不开伙。教工食堂中人们熟习了他的身影：一个谢顶的老人，手持一大号海碗，走路两脚生风，目不斜视。他似乎有什么宝贝藏在那间破筒子楼宿舍里，总在急匆匆地往回赶。我知道，那里除了一床一地的书，似乎没别的。
早晨他起得很早，去跑步。有时我被同学强拉起床去运动场，每次都看见他。他的步伐很健、很稳，步子还很大，双臂有力地摆着，双肩有力地晃着（这不大合体育规则但更显出他的健康与朝气）。同学们说他跑步是风雨无阻的，多少年来不曾改变。
年近耳顺，他喜得贵子。这孩子长得白净、细巧，一双大眼睛透着绝顶的聪明与机灵，绝不像导师那么温顺。老来得子，自然是要施以无限的父爱。导师时常把儿子从城里接来，辅导他学习，与他一同游戏。别人总把他们误以为祖孙，却不知这儿子姗姗来迟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多么令人发指的年代——“文革”。善良的导师在“史无前例”中遭过罪，婚姻也遭不幸。于是很晚才有孩子，父子看上去更像祖孙。
教书、养家、育子，锻炼身体，这些构成了导师全部的生活。他像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一样活着，又不像普通人那么应该享受普通的一切乐趣，因为他太忙。
1980年代末那几年，外文系的青年教师几乎全杀出国门去了，且一去无影无踪。教学任务更重地压在老教师的肩上。林先生更是“义不容辞”地多担些，因为他在教授中还算“年富力强”。教学，带研究生，他一丝不苟地忙着。尽管是教一批往外飞一批，剩下来的又不能让他们生活太清苦，林先生还要想办法为他们谋个“生财之路”，带他们搞“创收”。在福州这个开放的前沿，需要翻译的地方多，林先生就去揽些活儿来，分给大家去译，挣些译稿费。这项工作已非正式地成为他的正式任务。
1990年夏，林先生应邀来北京参加林则徐研究年会及鸦片战争150周年纪念大会。坐飞机来的，住的是海军招待所。光这一住一行就大大地令他吃了一惊：飞机一趟要500元啊！让他住单间，有地毯、电视、洗澡间，不知要花多少钱。学校领导说：“你从来没花过学校的钱，这次你的费用学校包了，去吧！”他这才心惊胆战地上了飞机。飞机上的现代化服务令他“心疼”那些钱——我们国家还很穷，飞机倒这么高级。两个小时之内要吃两次东西，太浪费了。面对“花”起来的中国，先生只感到太铺张。他认为他这是沾了林则徐的光，心里很不安。如果林则徐活着，他会坐这么豪华的飞机吗？或许，作为近代“放眼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如果他的正确开放主张不被大清的昏庸所埋没，现在的中国早已是人人皆可坐“波音”的时代了。那样的话，林纪焘先生坐进“波音”里也就不会不安了。历史，在林则徐和他的六七代子孙生长的这150年间的中国身上造了巨大的孽，造成了今日中国畸形的现代化——坐飞机成了官员的特权和有钱人的享受；也造成了林先生畸形的善良——他认为现在搞豪华的飞机和宾馆不合国情，因为大多数老百姓与他一样是无权享受这些现代化服务的。历史，在此产生了令人痛心的落差，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我只能告诉你，林则徐的一个玄孙是这样想、这样看这个社会的。
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第一次是1960年，住在永定门附近的一家澡堂子里。这第二次正赶上北京迎亚运，那样子与1960年比确是翻天覆地，这巨大变化令林先生感慨。其实福州的变化相对来说和北京速度一样快，老街陋巷也都摧枯拉朽地被消灭，盖起了高楼大厦，只是林先生仍住在那座破筒子楼里，他什么都没改变。这次我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师大那么多人改善了住房，他还依旧。他说，他也有所改善，又增加了一间——还是在那层楼里。这样，他把妻子和儿子都从城里接来学校同住了，儿子也可以进师大附中读书，那是一所全国重点中学。给他增加这一间，还是学校“照顾”他的。按“规定”他不应该住学校的房子，因为他属于有自家房子从而无权分房者。可那份祖业只是几间东倒西歪屋而已，无卫生设施，离学校又那么远。我劝他去找找有关领导，他说算了，不去麻烦别人了，中国人不如他的多得是。我想，林先生可能是国内唯一一个这样蜗居的正教授。都怪林家留给他那么一份倒霉的古宅。名门后裔，却有普通百姓所没有的累赘，还不如不姓林的好。
身处远离闹市的仓山校园中，林先生对日趋时髦起来的大千世界一点也不熟悉。那次来京，他要我这个半年不进一次商场的人帮他代买些给妻儿的礼物，我立即紧张起来，不知他要买什么名牌洋货。可一经他写在纸上，我几乎要心酸起来，不过是些日用品如运动服和皮鞋。这些东西，其实福州市场上全有，甚至比北京普通商店里的要洋气得多（那时友谊商店等高档地方要外汇券，普通人进去还要看护照，所以不是我能进去的地方）。可他对市面上的行情并不知道。我想他平日是不会挤汽车进城去逛市场的，那会儿师大通往市里只有一路公交车，且趟趟要挤出人油来，老先生没那雅兴，也无那等挤车的力气。而师大附近的小卖部里又能有几息“现代”气氛呢？无比普通的林先生在这方面一点不比普通人活得滋润。
这就是我的导师，几次提笔却无法落笔写的导师。我只能这样写他，因为我不了解他，不明白他的心思。除了英国文学，他几乎没对我谈过任何别的。而我的上下几位师兄师弟也从来不与我议论起导师的学术以外的任何事。我不知道世上别的研究生和导师之间是否都是这样的关系。
几年后，导师的居住条件终有改善，据说是为了照顾他，破例给他分了房，是助教楼里的一室一厅。虽然房子不大，但总算有了厨房和卫生间，可以在自己家里做饭洗澡了。估计他是全国唯一一个住在助教楼里的教授。当然，这还是破例的。
毕业后有的学生谈起导师像谈自己的父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有的则像谈自己的仇敌，控诉这几年受导师压迫的深仇大恨。而我却无从谈起，只说“君子之交淡如水。”
从报上读到林则徐诗二句：
一曰：“常倚曲阑贪看水，忽逢佳人与名山。”
二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岁月的流逝，这两种心境之于纪焘先生怕是渐远了。他只是像一个淡泊宁静的知识分子一样工作着、生活着。
这份淡薄和宁静我深有了解，这种淡泊表现在对待他的学生宽大为怀。
那是有关我的论文选题的事，应该说对我们双方都很重要。1980年代初每年全国招收的外国文学研究生不过百十个（其中大部分还是从事实用语言学研究），因此对硕士论文看得很重。由于劳伦斯还被按照旧的文学史说法被看作“颓废”作家，所以研究他就要冒拿不到学位的危险。但我就是坚持要选劳伦斯做论文。导师对我的题目很不感兴趣，但他原谅了我的任性，一边警告我后果不堪设想，一边还是同意了。现在想想，那一届研究生里他只指导我一个，我是“独生子”。有的导师指导两个，损失一个，成功率还是百分之五十，可如果我失败了，就等于作为导师的他百分之百地失败了，他的后果才是不堪设想。在学霸遍地和金钱效益第一的今日大学里，这样的宽容老师估计是大海里捞针般难觅了。
林先生之所以宽宏大量，超然物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应该是他出身名门，自身又德高望重，因此对年轻人十分包容，只把年轻人的固执冒昧当成趣事把玩，毫无愠怒。也正因此，我才得以如愿，潜心研究自己热爱的课题并通过学位答辩从而获得了那个年代里稀有的硕士学位。我一直对先生的雍容大度心存感念，他教我懂得了什么叫“宰相肚里能撑船”，但从没面对先生说过感谢的话，因为我知道以先生的大德大量，他不会允许我如此的表达，我们之间有的只是默契，因此我一直在心里遥远地祈福感念。
毕业后我离开了福建，回到了我热爱的北方。我曾经写道：“因为福建师大是一所纯福建省大学，省外人极少，我算是掉进福建人堆里了，班上其他六人全是福建人，不说英语时他们的方言对我来说如同另一种外语。这种“和外国人一起学英语”的感觉特别好玩。也因此我一直不了解他们的内心，也不了解他们的过去，只是相伴三年读书考试交流学习经验，我就像远方飞来的一只小鸟，在闽师这棵树上和一些叫声不同的鸟儿结伴玩耍了三年，然后我注定要回生我养我的北方去，我们没有窝里斗，没有猜忌，甚至没有误会，我只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长处，向他们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品质（不知道他们是否认为我身上有什么可宝贵的），因此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世界上最纯洁的。我们听不懂相互不同的鸣啭，但都觉得那啁啾很悦耳，这就够了。学生生活就应该这么清纯才好，学校本应是个避风港，大家友好相处，然后相忘于江湖。我幸运地享受了这样三年这样的生活。我耳畔永远回响着那些鸟鸣。”这段话同样适合描述我和导师的关系，导师也是纯粹的福州人，他说的福州话我也没想要学，因为我没想到要留在福建；他知道他培养的我这个外地人是不会留校当他的助手的，可他还是以一种君子之交的姿态呵护我。在人心叵测的世界上，我因此得以过了三年纯净的研究生生活，在长安山满山的野龙舌兰和冬季里满校园的扶桑花中流连，在闽江里畅游。“那三年居然奠定了我以后二十年文学生活的基础，才有了现在这些小说、散文集和劳伦斯作品的译文。一个北方人在闽江畔获得了润泽，心灵里酿出了文学的酒，那里面一定有福建的水分。”
我没有当一官半职，也没有在事业上发达，一直闲散地写作翻译，因此也没有能力为导师做点什么。
我没有当一官半职，也没有在事业上发达，一直闲散地写作翻译，因此也没有能力为导师做点什么回报他的恩德。在出版社工作时，我会经常写信约他翻译点什么东西，只要是英美名著，他愿意翻译哪一本都可以。可他总是“敬谢不敏”，称家务和工作繁忙，难以拨冗。因为远隔千里，同班同学都出国了，我对他的情况无从了解，也就罢了。但后来我发现他为三联和商务翻译了不少书，都是有关基督教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我想我明白了，历史和非虚构作品是他的最爱，那是他的工作，他根本不想翻译小说。怪不得他发现商务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后就让我帮他买了全套的寄去。
他唯一要我帮他忙的，就是有一次他看到电视上播出的1940年代滇缅公路的文献记录片，他打来长途电话要我帮他买节目的光盘。那是他早年为美军做翻译的地方，是他难忘的一段历史，他因此被当成美国特务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我把光盘寄给他，他一定要把钱寄给我，一定要我把价钱告诉他，如果我不说，他就不放电话，对一个耄耋老人，我只能从命，于是我只能告诉他不过区区几十元，没必要麻烦还我。可过了些日子，我还是收到了他寄来的那几十元钱。我能说什么呢，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再后来，他走了，走时89岁。
（本文部分首发于1990年的《大学生》杂志，署名鲁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