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葛剑雄_关于家谱

林忠辉

原文在：葛剑雄先生《人在时空之间》第二章，中华书局出版， 2008年5月出版。新浪读书有连载。


    近年来常从报上看到一些某某名人第几代后人在某地发现的消息，根据都出于他们自己保存的家谱。稍作分析，就能发现漏洞百出，不是误信了前人作的假，就是当代人为了某种需要故意以假乱真。为此我专门写过文章，还在有关的学术会议上发过言，但大概影响不了某些传媒，更拂不了有关人士的兴致，这类报道还是屡见不鲜。最近从7月28日的《人民政协报》上又看到一条消息，题目就是《三国豪杰孙权、刘备、孔明后裔齐聚浙江富阳》。孙权是富阳人是见于史书的，诸葛亮的宗族三国时就已迁入江南，刘备的后代如何不远千里到了富阳？一看报道，原来又是一部《富春刘氏宗谱》“透露出一个惊人消息”。

      虽然我没有机会看到这部家谱，但从报道看就是完全靠不住的。首先，这是“1925年重修之物”，至于它再前面的来源就没有提到。75年前的人对一千多年前的事大概不可能比现在的人多了解什么吧！文章又说：“《富春刘氏宗谱》曾多次重修，每次都有名家作序，如朱熹、文天祥、方孝孺等都名列其中。”这又是上了一些家谱的当，因为这类名人的序大多是从其他地方抄来的，像不少家谱中朱熹的序连文字都一模一样，只是将张家换成王家而已。

      更离奇的是，“据谱中记载，自司马炎建立晋朝以来，刘氏家族离川避难，并‘将刘（繁体）字去卯刀而姓金焉’”。实际上，离蜀国灭亡不久就问世的史书《三国志》中对刘备后代的下落有明确记载：蜀亡后，后主刘禅、刘禅的庶弟刘永、另一位庶弟刘理的儿子刘辑；刘禅的四个儿子等都“举家内迁”至洛阳，蜀国大臣、大族被内迁的有三万户，刘氏宗族是不可能遗漏在四川的。司马炎建晋后，刘禅还安享了七年“食邑万户”的“安乐县公”，子孙被封侯的有五十余人，再到永嘉之乱后才“子孙绝灭”，但还有刘永的孙子刘玄迁回四川。退一步说，即使刘氏有个别远亲留在四川，即使司马炎要灭刘氏的后裔，怎么会在洛阳供养着五十余位公侯，却要逼得四川的个别刘氏后代逃亡改姓呢？再说，晋朝的刘氏也是著名的士族，推翻西晋的匈奴刘氏自称刘邦之后，取代东晋的刘裕更声明是刘邦之子楚王的后裔。那位“刘备后代”根本没有必要改姓金，即使一时不得已改了，也早有恢复的机会。

      报道中另一个笑话是：“后来由于家族出现了‘专政的刘瑾’，家道再度衰落，宋朝皇帝诛杀了刘瑾之后，‘又欲诛天下刘金二姓’，刘氏家族被迫流亡。”众所周知，宋朝根本没有出过“专政的刘瑾”，倒是明朝出了一位专政的太监刘瑾。但刘瑾被杀是当时的大事，记载十分详尽。刘瑾本姓谈，冒用了另一位太监的刘姓。刘瑾被杀后的确杀了他的族人，但那都是谈家的后裔，皇帝再残暴，怎么会牵连到“天下刘金二姓”？明朝当时姓刘、金的官员名人随便都可以举出几个，哪里有过这样的事？

     看来，这部宗谱的先人其实是姓金的普通人，为了要将自己的家族附会为名人之后，不惜请人编造史实，以便与刘备挂上钩。可是替他编造的人连基本的历史常识也没有，留下了这些漏洞百出的笑话。

      前几年还在一本颇有声誉的杂志上看到报道，称司马迁的后代就在他的故乡，只是已改了不同的姓，原因是东晋灭亡时，宋武帝刘裕要杀尽天下司马氏。可是编造者却忘了一个根本的事实，东晋灭亡时司马迁的故乡今陕西韩城已经不在它的国土之内，刘裕再厉害也不能杀到敌国去吧！其实从那几个姓看，正是曾经聚居在这一带的羌人之后。

     我完全理解当地迫切希望充分开发历史资源发展旅游的迫切心情，但不能饥不择食。如果将这类拙劣的编造当作“丰厚的历史底蕴”，倒是会贬低真实历史的价值，降低了旅游的人文品位。也希望传媒能慎重对待这类家谱，不要被它们牵着鼻子走。

附：答编者和西安刘海明先生

      要不是有友人提醒我，我几乎不会注意到9月13日《南方周末》22－23页中缝“编读往来”中《一篇靠不住的文章》竟是针对刊登于8月23日“阅读版”的拙文《靠不住的家谱》的。顺便说一下，拙文原来的题目是《慎用家谱》，大概编者认为不够醒目，才改成了现名。这篇文章以此为题，无疑是全盘否定了拙文。

      更使我感到惊异的是，编者还郑重其事地加了按语：赞扬这篇文章“言之有物”，“发表于此，以便让读者与《靠不住的家谱》对照着读，自会增长不少历史知识”。编者的倾向性很明白，拙文不是言之无物，就是缺乏历史知识，或者向读者提供了错误的知识，让读者“对照着读”，无疑是为了消除错误的影响。编者声称“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似乎要就此作进一步的讨论或批评。奇怪的是，直到此文刊出，该报才有一位编辑以私人身份给我打了个招呼。既然要争鸣，为什么不能让我同时发表意见？对照着双方的意见读，不是更有利于争鸣吗？

      当然，对所有读者，包括刘海明先生此文的批评，我衷心欢迎，十分感谢。正因为如此，在读到刘先生“哑然失笑”，“在这篇引经据典的短文里，实际作者的考证既肤浅又‘漏洞百出’，一点也靠不住”时，我万分惶恐，急于了解“百出”的漏洞和肤浅之处。但读完全文，我虽还不至“哑然失笑”，却怎么也理解不了刘先生的批评，只能请刘先生进一步指教。

       刘先生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即南朝宋武帝刘裕自称的祖先西汉楚王刘交是刘邦之弟，拙文误写为“子”，无论是笔误还是误记，都难辞其咎，首先应该承认错误，并向读者致歉。但除了这一点以外，刘先生却没有指出什么错误来。例如，刘先生将拙文中称“推翻西晋的匈奴刘氏自称刘邦之后”为“模糊”，说“刘渊明明昭示天下自己是刘邦的外甥而非子孙”，指责我连“浅显的史学问题”也不懂，指责我没有讲清楚这段资料。读过拙文的人一定明白，我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说明，如果那位族谱的祖先本来姓刘，在蜀汉灭亡时不得已改姓金，那么等到自称刘邦之后的匈奴刘氏建国后，完全可以恢复本姓了。“自称刘邦之后”难道不是事实？《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载刘渊即汉王令写得明明白白，“昔我太祖高皇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不是自称刘邦“之后”是什么？我说得很清楚，这是“自称”，并非事实，至于是外甥，还是子孙，因与主题无关，似乎不必在一篇千字的短文中说明。退一步说，即使我不懂这“浅显的史学问题”，拙文所指报道中的刘氏若被迫改姓金氏，在刘渊时代已可恢复本姓的逻辑是否合理？刘先生为什么回避这个主要观点呢？

     如果篇幅允许，我倒还可以补充一个事实，刘渊不仅自称是刘邦之后，还与刘备、刘禅父子拉上了关系，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称自己是为他雪耻，改变“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的局面。要是真有那么一位一度改姓的金的刘备后代、又生活在刘渊的统治区，岂能不恢复本姓？

      刘先生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拙文一开始就说明是针对那篇报道写的。报道中称“据谱中记载，自司马炎建立晋朝以来，刘氏家族离川避难，并‘将刘（繁体）字去卯刀而姓金焉’”；所以我列举的史实只是证明刘备之后在蜀汉灭亡后既没有必要改姓金氏，实际上也没有改姓金，所以才引述刘氏后人在西晋的分布和下落，写到刘玄在西晋亡后入蜀已足以说明问题。难道在一篇短文中非要将刘氏的下落交代甚至假设清楚，才能证明自己不是“不知”？刘先生完全撇开报道中的话和我要说明的观点，设想了刘玄的后裔从南京再辗转流落到富阳“极有可能”，究竟是在批评我，还是在另写一种与报道无关的推断？即使刘先生的推断成立，也是一支姓刘的刘备之后的迁移，与那篇报道提及的那部家谱中早已在西晋时改姓了金的人毫无关系。连人家自己家谱中都没有记载的事，大概不需要刘先生越俎代庖吧！

       坦率地说，我再三拜读刘先生的批评，反复思考，除了误将“弟”写成“子”以外，还没有发现“漏洞百出”和“笔误再三”。既然编者希望开展“百家争鸣”，就请刘先生一一指出，也恳请其他读者不吝指教，以免谬种流传，贻害后人。

      我也要重申拙文中三个主要观点：一、蜀汉灭亡后刘备之后没有改姓的必要，至今也没有发现改姓的事实；二、即使有人改过姓，在西晋灭亡之后的北方和东晋灭亡之后的南方都已有恢复本姓的机会；三、宋朝根本没有一位“专政的刘瑾”，明朝倒有一位，却是太监，而且本姓谈。这些都是针对那篇道报而言，目的又想登在《南方周末》上，让更多非专业的读者看到，刘先生认为“肤浅”我并不在乎，但刘先生的批评根本没有涉及这些观点，倒使我非常遗憾。

      我赞赏编者按提出的“百家争鸣”，所以要求编者及时发表我的回应，并且请求不要删改我的文字和题目，以便文责自负。编者先生既已有成见在胸，也不妨直接参与，以确定拙文是不是“一篇靠不住的文章”。对拙文中的那一处错误，我无权作任何辩解，只能深刻反省，再次向刘先生和全体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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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关於家谱]一文，我看就很客观，说到修谱拉名家作序，附会为名人之后，他说的是富春刘氏宗谱，没有象[族谱资料在客家文化研究中的局限]一文中那样说是”氏族之谱”.说到他完全理解当地迫切希望发展历史资源,发展旅游的迫切心情,指出拙劣的编造倒是会贬低真实的价值,请注意,他说的编造是那些迫切希望发展旅游的那些人,不是[族谱资料在客家文化研究中的局限]一文中那样说的是”修谱者”,还说这样倒是会贬低真实的价值,他肯定了族谱,不屑那些编造者,而[族谱资料在客家文化研究中的局限]一文却是否定族谱,说族谱抵牾正史,徒诒嗤笑,不屑的是没什么见识之徒的修谱者.请注意,是修谱者,不是某些编造者,两文用意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