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姓也有出自-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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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江流域疍民的文化习俗形态

福建东南新闻网　　|　　时间： 2007年10月15日　15:42:18 　　 |　　文章来源： 福建社科院网站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福建、广东、浙江等省生活着一支水上吉普赛人——疍民。“疍”或作“蜒”、“蛋”。是一支古老的族群，在史籍中最早见于《国语》称之“水人”，隋朝时称“疍人”，疍民在魏晋时称“蛮疍”，宋元时称“疍族”，明清时期称“疍户”或“龙户”，解放后称“水上居 民”。 　　生活在闽江流域的水居船民在建国前俗称“科题”或“曲蹄”；生活在厦门鹭江和泉州的晋江流域的水上居民，在厦门称之“海越仔”，在泉州称“游艇子”、“白水郎”。 　　一、 闽江流域疍民族源的多元性 　　目前史学界及民族人类学界对疍民的族源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色目人（蒙古人），有的认为是汉族，有的认为是客家人，有的认为是蛮族，有的认为是苗族，有的认为是乌蛮，有的认为是闽族，有的认为是越族，有的则认为是独立民族——疍族等等。各有其证据，然都有片面性。据笔者田野调查所得看。疍民源流较为复杂，并非单一族源，它既有福建原住民（闽族）的血缘，又有楚灭越后“会稽南下的客族（越族）”，同时又因秦汉以降随汉族入闽，也吸纳南下汉族中破落之户。 　　一是来自远古时代生息在闽江流域的先民。闽江是福建的母亲河，闽江流域“地深昧而多水险”，是中国先民们最早生息的地方之一。在闽江及其出海口的港湾、江汊，先民们“水行山处”，以木、竹、筏为工具从事采集渔猎活动的闽族文化——滨海文化，锻炼并造就一支“习于水斗，善于用舟”、“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水上部落。 　　这支滨水而居的部落不可否认是疍民的先辈之一部分。日本学者野上英在1937年撰写《福州考》中指云：神州古代人种是“闽族”。武夷山市赵勇先生也推断疍民“与武夷架壑船的主人有密切的关系”（1）。“疍民为越人之遗民”(2)。“沿海疍户……昔人称为百越，非虚也。”(3) 在福州、长乐等地调查时，有多人指出，“曲蹄仔”乃“郭倪仔”之谐音，“郭倪” 乃“国黎”——闽越国之黎民之意。调查发现疍民中郭、倪两姓，多称自己乃闽越国王族后裔。 　　二是来自南下的越族。据古史籍记载：约公元年前334年，楚威王兴兵伐越，“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山”(4)。越灭族人或在王族率领下由陆路“走南山（今武夷山）或由海路入闽江(5)。”其族入闽者，屡与土人（闽族）战，传至无诸，战胜土著，遂自立为闽越王(6)。南来越人中“习于水斗善于用舟”者与原住民中滨江海而居之族群融合成闽越族水上部落，且成为闽越国一支强大的水上军事力。这支集渔猎捕捞、舟筏运输及水上军事活动为一体的族群，在闽越王无诸死后，其子郢继位，在郢反抗汉王朝中发挥很大作用。闽越王郢反抗汉王朝时“阴谋奇策，入燔寻阳楼船。”(7)为此，引发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朱买臣为会稽大守，“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8）伐闽越，“汉兵临境，（闽越王）乃遂反。”闽越王余善以攻为守，命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北上出击。同时又充分利用其族人“习水斗，善用舟”的优势做好“徙处南行，至大泽中”，及“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的准备。当汉军分水陆四路：一路由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经江西鄱阳入崇安县分水岭攻闽北；一路由中尉王温舒出梅岭攻闽西；一路由横海将军韩说率兵集中于句章（今浙江慈溪）乘海船直扑东冶（福州）；一路以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今浙江绍兴）、白沙（今浙江乐清）共同越海威逼闽东北沿海)(9)。闽越国王族因内讧，众合谋诱杀余善，公元前110年，立国九十二年闽越国顷刻瓦解。闽越国虽灭，然“闽越地狭昧多险阻”，“锐兵敢死”，“强悍而又屡反复” (10)。汉武帝采取徙民虚其地措施，下诏将闽越之民悉尽迁往江淮，“东越（闽越）地遂虚”(11)。 　　闽越国灭亡后，其族人或“亡入海”，或逃入山谷篁竹之中，或居“沼泽中”，以避汉。逃入山谷篁竹之中成为“山越”，“居山谷者为畲族，水居者为蛋民。”(12)善用舟者远逃到台湾或东南亚，汇入当地的土著中。日据台湾时期的台湾总督府所编《台湾理蕃》中也有记载；葛玛兰番社和平埔社传说其先辈原住山西（福建）因遭大水伐木为筏；至鸡笼山（基隆）而定居……(13)。今天台湾省的高山族保持着闽越人相同的崇拜蛇、纹身等文化。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邱新民教授曾指出：“东南亚的主要民族如泰兴、缅人、马来人者是早期通过航道来自中国的水上民族，至今还保存着古越人文化”。徐松石先生也指出“福建疍族仍然保持着科题这个名称，现在在马来半岛西部近海低也丛林中，还有一种土著叫科题族，取名含有盆地浅水族的意义。他们自称远祖是东岸的水上人，大约也是远古由中国东南沿海移来的”。 　　三是来自破落的汉户。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有些疍民明确指出自己的祖先乃汉族或官或商。声称其祖先因官场失败或受人迫害而逃入江海避难而成为疍民；或因经商失败，债主临门逼债而逃入江海避债而成疍民。虽然其中有存在伪托之虞，然不能排除有一批破落的汉人汇入疍民的队伍。如宁德三都澳有一户从福州迁来的陈姓疍民就称：其祖先的祖先原是朝廷大官，因得罪权贵而落满门抄斩命运，其族人中有侥幸逃脱而被迫以江海为避难所，久而遂成疍民。在福安市罗江沿岸林姓疍民则称其始祖是与汉族林氏同源于商朝比干少师，祖籍河南汲县，因“犯上”而被迫逃亡水上⒁。在长乐市、连江县等地一些疍民甚至称其祖先是东晋元兴二年至义熙元年的卢循农民起义军“水师”的后裔。卢循起义军的水师，后为刘裕军队所败，由浙江永嘉入晋安（今福州），后一部辗转逃亡闽南泉州一带，一部分留居闽江中下游也汇入蛋民中。在长乐市筹东村一卢姓疍民则声称自己先祖是卢循。据徐吾行先生指出：疍民中有一部分乃明初陈友谅起义军的后裔，在明初朱元璋派汤和率军由海路攻打陈友谅部，陈友谅兵败时，陈友谅水师中部分逃亡避居于海岛江汊。 　　四是来自元统治者。元末明初，蒙古族统治者因战败，黄河以北的蒙古人逃回漠北，而黄河以南的蒙古人一部分亡入江海，成为疍民⒂。 　　闽江流域疍民姓氏较杂，主要有江、唐、翁、欧、池、浦、下、倪、陈、林、赖、郭、卢等二十余姓。今集居于福州三保、帮洲、水上等街道多姓唐、赖、江、翁、詹等姓，集居于闽候白沙、溪头、沙墩、港边、白石头、横岐、南屿、禄家、江中、洪山、闽江等村镇则多姓欧卞、池、江、郭等姓，集居于长乐东屿、岐头、海星、后安、象屿、浮岐、福星等地多姓陈、江、翁、倪、林等姓。这些姓氏中欧即鸥之意，翁即渔翁之意，池江浦等则以住居水域而为姓。有较明显的职业与生活环境特征。 　　二、闽江流域疍民生活型态及其演变 　　生活在闽江流域下游古田、闽清、闽侯、福州、长乐、连江等市县江汊港湾之处的疍民，因其长期以船为居，生产、生活空间狭小，睡觉曲膝抱臂，坐地也习惯盘腿，在行船捕捞操作中也习惯两腿叉开以达站稳，久而久之双腿变成罗圈腿（弯腿），而得名“曲蹄”，谐音称“科题”。他们自称“船下人”。闽江流域疍民建国初达五千余户，三万余人。因五十年代土地改革时蛋民分到土地，部分疍民不仅陆居且改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六十年代以来开辟外海外省渔场，先后在福州、闽侯、长乐、连江等市县组织多批疍民（包括家属）近二千余户，六千余人迁往（驻泊）浙江舟山和江苏泗洋等地落户，同时因闽江航运企业招为船工或水手，疍民户数与人口大大减少。如福州原居住三县洲等地的疍民因市政建设需要皆迁居他地从事他业。据不完全统计，今生活在闽江下游的疍民约二千五百余户，近四千九余人（不包括其祖先是疍民，今已不从事水上营生或不承认自己是疍民）。其中一千四百余户，三千余人仍从事其传统的水上营生（江海捕捞、水上运输等）。 　　其生活型态可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史前生活状态。据目前考古所得观之，在闽江流域的疍民先人的生活状态的原始的木、竹、筏为工具从事采集渔猎活动。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闽江流域，尤其是在闽江下游两岸闽侯县甘蔗镇一带（古出海口）蔓延二十余里的不高又不大的小山丘所发掘的“昙石山文化遣址”（这里小山丘几乎是由史前人类吃后的贝壳所堆积而成的，贝丘层次厚达二米左右，并出土许多渔业生产、生活的用具蚌刀、陶网坠等）（16）足证早在六千多年前，先民们就取食、生息于这闽江下游两岸的泽国江海滩涂上，靠捕捉、采集水族生物为生。 　　第二阶段是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随越族因亡国而遣散，部分越人随王族入闽后汇入闽族水上营生族群中，形成闽越族“善用舟”、“善造舟”的文明时期，并萌芽了福建与广东、浙江等省的海上交通。闽越族水上营生族群因“闽（陆）道之难更甚蜀道”而成水上交通支柱与水上军事的主力军，这些疍民的先辈除从事传统的以舟筏捕捞之外，同时肩负水上交通运输及水上军事活动。 　　第三阶段汉王朝灭闽越国到鸦片战争前。随的汉民族南迁入闽及福建农耕经济发展，尤其是福州港兴起，福州港等成为中外交通的据点。这时期疍民除肩负传统的水族捕捞及水上运货（运盐米）外（据文献记载在明清时代闽江上下游拥有“盐米船一百余艘”），也出现小部分疍民汇入海商队伍中“以出卖躯体劳力及本身航海经验”受雇于海商。同时并存另一种辅助性（讨小海）、季节性职业，即农忙季节，原“不事商贸农耕”之疍民分化出部分人，尤其是青壮男女上岸替陆居农户打短工，老弱妇孺则到田间拾遗穗、打田塍（收集散落田间的谷粒），掘遗薯等以补粮食不足，有的地方疍民在逢年过节之期上岸替陆居汉人洗刷房子，能说会唱的女性则成为婚礼上的“喜娘”，俗称“伴房妈”。 　　第四阶段是鸦片战争后到建国前，由于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外国人在闽江中下游创办公司、工厂，疍民中分化出“部分专门服务或兼业于洋人企业、公司的族群”，为洋人货船转运、装卸货物，同时由于“马尾船政局”近代轮船诞生并逐渐代替传统帆船，疍民传统的谋生手段受到挑战，出现贫富分化，一小部分因服务于洋人或从事货物运输而发家致富成为船主并陆居，一部分则只能靠出卖体力成为近代轮船的水手、舵工及水师练勇等。 　　第五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因疍民分到田地，一部分上岸陆居专门从事农耕。尤其是六十年代后，由于闽江航运事业需要，限制在闽江航道拖网作业，政府将部分生息于闽江上的疍民（中青年人）招进工厂企业或航运公司充当工人、船工水手，并扶植疍民组成数个规模大的渔业大队，更新装备发展外洋机械化捕捞业。到八十年代末以来由于闽江及近海渔资源枯竭，疍民再次分化，已实现专业分工，一部分改从事专业水上运输，一部分专门从事工商企业经营活动，从传统的“讨小海”或运货渡人甚至近海捕捞中走出一支活跃于工商业战线上的新新疍民，还出现规模宏大的渔业村，如闽侯县的闽江乡、长乐市的海星、福星等数个疍民渔村，发展机械化海洋捕捞业成为我省著名的“水上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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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林姓渔民这方面的消息,望告知

3471林立

马尾罗星塔附近的原罗星村有林姓渔民,以及马尾区原六江村还有姓连的疍民,但其后代不从事水上营生,他们多不愿承认自己是疍民,只因祖先多受岸上居民欺躏,感觉象低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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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爷爷一代就是疍民,解放后上岸.这是历史不容否认,解放之前受到岸上原著居民的欺辱,感觉是低人一等,

3471林立

本人小时候就亲眼见过疍民生活的艰辛,他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整天盘坐在几平米的船上，吃喝拉撒工作全在这一叶孤船上，靠打点小鱼维持生活．儿童就更苦了，用绳子绑在船上，还拖个浮球，以防落水，没有同伴，没处就学．他们风里来雨里去，那种辛苦是无法让我这岸上人想象的．他们还要受尽岸上著民的欺辱，往事不堪回首，不愿承认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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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谅就是疍民,也算是抗元的风云人物了.如果有林姓疍民相关资料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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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疍民的由来及分布
这里的“闽东”一般是指唐宋时期隶属于福州的长溪、宁德两县和元明清时期的福宁州（府）。福宁州除在明初的百余年一度降为县，与福安、宁德并属福州府外，其余时间皆领福安、宁德两县和本州，与福州并列；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福宁州升为府，辖福安、宁德、霞浦、寿宁四县，五年后又从霞浦县分出福鼎县，后来人们常说的“福宁五县”形成。“福宁五县”与“福州十邑”〔1〕地域相连，都位于闽省的东北部，语言上又同属于“闽东方言区”〔2〕，“福宁”和“福州”同属于一个文化圈，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关于疍民的起源，迄今学界是众说纷纭，各地有各地的说法，莫衷一是。有学者甚至断言：“要想在破析这一千古之谜上得到统一认识，大概是不可能了。”〔3〕闽东的疍民称自己“祖公开基做曲蹄”，这显然是一种懵懂的说法，实在是说与没说没有两样。学界一般认为，闽江流域的疍民最早应源于汉魏时期的福建土著闽越人。尽管史料十分有限，但还是可以看出个中端倪。
《前汉书•严助传》：（闽越人）“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4〕
《隋书•南蛮传》：“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5〕
唐刘禹锡：“闽有负海之饶……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6〕
清•郑祖庚《侯官县乡土志》：“县有一种人，以舟为居，能久伏深渊，俗称曲蹄〔以处舟中，其脚常弯曲不舒放。或作乞黎，贱视，如浙之堕民，不齿齐民，不通昏媾〕，盖即蜑户也〔蜑亦省作蛋〕。江干海澨，随处有之，虽浮家泛宅，无一定所，而各分港澳。姓多取翁〔义取渔翁〕、欧〔义取鸥鸟〕、池、浦、江、海〔以地为姓〕。诸氏间有登陆结庐者，然亦不习工商，仍供贱役〔娼家多讹托之〕。其人皆蛇种。《说文》谓‘闽，蛇种’，实专属蜑民一族而已，与全民人士悉从中原迁来无涉。”〔7〕（方括号内文字系原注，下同）
当然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史料，但多是三言两语，言焉不详。以上这些记述一律认定闽越人或蜒人系福建原住民，与后来从中原迁来的“华”人不同。
上世纪50年代后在闽东滨海临溪处发现了许多古文化遗址，说明古代的闽东也是闽越先民的活动区域，从而也证明了闽东疍民与闽越土著的渊源关系。这些遗址重要的有霞浦沙江的黄瓜山贝丘遗址、福鼎店下的巽城马栏山遗址，宁德霍童溪畔的山下遗址，福安长溪水系交溪畔的沙溪后山、秀峰王家垅山、茶科所一号茶山、潭头鲤鱼岗遗址，穆阳溪畔的城山虎头山、磻溪王里遗址，赛江（白马港）畔狮子头金龙岗、小留桥洋湾、湾坞大头岗等遗址。从这些遗址中采集到许多印纹硬陶、黑陶、彩陶、石锛、石镞等遗物，年代均为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黄瓜山遗址还采集到许多渔业生产、生活的用具蚌刀、陶网坠等，在距地表1—1.5米处还有厚达10—120厘米不等的贝壳堆积层〔8〕，证明生活在闽东沿海的古越人主要以采捕水族生物为生。
这许多的考古资料说明，以闽侯昙石山上层、福清东张中层为代表的闽江下游地区和包括霞浦、福鼎沿海，长溪、霍童溪沿溪的广大地区，是青铜时代福建彩陶文化最为集中和发达的地区，而这些文化的创造者都是当时福建的土著闽越先民。〔9〕前文所引《前汉书•严助传》关于闽越人的叙述，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大家所熟知的疍民生活习性，可知福建疍民确实源于秦汉的闽越族，本文仅是以闽东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闽东疍民也是源于闽越族而已。
《三山志•地理志》还有这样的几段记述：
“官井洋港……潮，东至白沙，西至廉首，……白沙溪船至斜滩，廉首溪船至缪洋（即今穆阳）。”“松山港……潮，北行者至大桥，西行者至斗门。次西乌崎港……小船至饭溪，大船至杨梅潭。”“白露门，或曰即白水江也，白水郎停船之处，泊莆门寨前。……沙埕港……船至桐山。白水江……《寰宇记》：‘白水郎，夷户也。亦曰游艇子，或曰卢循余种，散居海上。唐武德中，王义童招其首领周造陵、细陵等，授骑都尉。以船为居，寓庐海旁。船首尾尖高，中平阔，冲波逆浪，略无惧怛，名了鸟’。乾符间，有陈蓬者驾舟从海上来，家于后崎，号白水仙。……蔡学士《杂记》：‘福唐水居船，举家聚止一舟，寒暑、食饮、疾病、婚娶未始去。所谓白水郎者，其斯人之徒欤？’”〔10〕
我们从这部福建省存世最早的地方志可以看出，宋代福建称疍民为夷户或白水郎，认为他们是东晋刘宋时期孙恩、卢循起义军失败之后散居海上的余部及其后裔〔11〕，而且广泛分布在福建东北部的沿海，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对此有记述。后来的唐朝政府对他们进行招抚，纳入政府管理。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包括闽东在内的福建疍民除源自闽越族外，还有一部分是孙恩、卢循义军的孑遗。
前面《三山志》的记述还让我们看到了当时闽东疍民（白水郎）“以船为居，寓庐海旁”，使用的船只“首尾尖高，中平阔”，具后来闽东疍民的基本特征（闽东的“溪利船”是典型的“首尾尖高，中平阔”）；主要分布是在“官井洋港”、“松山港”和“沙埕港”一带，即包括今之宁德、福安、霞浦、福鼎的整个闽东沿海。其中“官井洋港”的溪船乘潮可到达长溪水域腹地的沿溪村镇，长溪干流自斜滩以下、支流穆阳溪（古称廉溪）自穆阳以下，都有疍民的分布。而且闽东疍民与福州地区的疍民（《三山志》称“水居船”）也有着密切的来往，活动范围延伸到福州南面的福唐，即今之福清、平潭两县兴化湾以北的广大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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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闽东疍民的汉化进程
疍民的历史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闽越与汉族相融合的过程。闽东疍民的“汉化”历程与全省同步。
福建东北部疍民的早期历史应该就是先秦时期生息在这一地域的越人的历史，闽侯昙石山上层和黄瓜山遗址是其代表。这些上文已经作了概述，可以足证闽越先民以采捕水族生物为生的生存状态。
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越族人因亡国而遭遣散，部分越人随王族入闽后汇入闽族水上营生族群中。“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淮南子》），越人的加盟使闽越族进入一个“善用舟”、“善造舟”的文明时期，并萌芽了福建与广东、浙江等省的海上交通。闽越族水上营生族群因而成为水上交通支柱与水上军事的主力军，这些疍民的先辈除从事传统的以舟筏捕捞之外，同时肩负水上交通运输及水上军事活动。〔12〕
三国时期孙吴开始经营闽东，在侯官县（今福州）设典船校尉，“主谪徒作船”；并在三沙湾内设“温麻船屯”，将这里作为制造海船的基地。其温麻港即今之盐田港，“在霞浦县西南部、福安市东南部间，为霞浦县、福安市海上交界线”。〔13〕在这里参加造船的有北方的谪徙刑徒也有当地的闽族原住民，再加上前面所说的孙恩、卢循散居闽东沿海的余部，其中众多的北国来客是承载着中原文化，包括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宗教观念、姓氏郡望等等来到这一片陌生的地域，从而形成了北方汉族移民与闽越原住民融合的早期高潮。
闽越与汉族的融合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婚，通过联姻，加速了闽越的汉化进程。唐景福三年，河南人王潮、王审知率领三千唐军入闽，从闽南打到福州，并驻扎下来。为了缓和民族对立，王审知实行了“汉蛮联姻”，迫使土著女子与汉人士兵结婚，这一政策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闽越与汉族的融合，使闽越族逐渐汉化。被迫下水的闽越原住民则成了后来的“疍民”〔14〕；土著女子因被视为闽越王无诸的后裔，所以称为“诸娘”（一说“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谓之珠娘”〔15〕），“诸娘”被迫嫁与的新郎是唐兵，所以称之为“唐部”。时至今日，民俗文化仍然鲜明地保持着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忆。整个闽东方言区，不管是福州话还是福安话，都还称男人为“唐部人”，男孩为“唐部囝”；女人为“诸娘人”，女孩为“诸娘囝”。有关文献记述：“周亮工《闽小记》云：福州呼妇人曰‘珠娘’，其来旧矣。……按：福州称男曰‘唐补人’，盖以唐时，衣冠相率迁闽，故尊称之也；呼女曰‘诸娘’，盖闽为无诸地也。珠娘或即诸娘之讹音。”〔16〕
宋代开始有了官府招抚疍民参加水军担任水手的记述，说明此时的疍民已经正式进入官府的视野，官府也对这些“以舟楫为宅”的群体实施了有效的管理。清乾隆《福宁府志》引录了《三山志》的一段：“绍兴三十年，令安抚司籍募土豪水手。漳、泉、福、兴积募到船三百六十只，水手万四千人。仍于濒海巡检下土兵内取七分识水势人，每月一次，同土豪水手船出近海港口，教阅五日，复回本处。”〔17〕
明代官府继续调用疍民船只，以为土兵，守卫海防。明万历《福安县志》云：“三塘（按：即今之甘棠，位于长溪下游白马港的西岸）土兵船，旧名调用船。其居海隅，其俗尚气先勇力，有秦人《无衣》之风。长于水战，与宁德据洲风习同。昔年籍名于官，有海警，听调。”〔18〕与此同时，官府还比较认真地保护疍民的合法权益。嘉靖至万历，长溪下游沿海私盐猖獗，“盐哨在海乘机为害久矣……一切鱼贩民船皆以哨船掠之矣。少有不从，即以哨船预带之盐诬之矣。……坊里陈万兴、黄世美、郑三仔，澳民罗敬六、林兆八、高书二二百余人，有陆续赴诉于道州之词焉。……分巡带管盐政马〔公讳邦良〕批示：奸商违禁害民，大非法纪，仰县依律尽法重究，着实严革。……地方甫宁。”〔19〕
入清以后，封建政府为了进一步缓和社会矛盾，允许疍民上岸居住、耕作，将疍民与齐民同等看待。雍正七年（1729年）颁发上谕：“凡无力之疍户听在船上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并令有司劝令疍户开垦荒地播种加田为务本之人。”〔20〕官府的这些态度为疍民的进一步汉化开启了大门，至少在理论上与齐民一视同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闽东滨海临江形成了一些渔民聚居的村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更定户口牌甲之令，将疍民归入当地保甲编制进行管理：“……沿海等省商渔船只，取具澳甲族邻保结，报官给照。……内洋采捕小艇，责令澳甲稽查。至内河船只，于船尾设立粉牌，责令埠头查察。其渔船网户、水次搭棚趁食之民，均归就近保甲管束。”〔21〕这些政令措施，加速了疍民的汉化进程。
虽然表面上疍民与陆上居民地位是“平等”的，实际上疍民的经济地位十分低下，受到主流社会和多数陆上居民的歧视，更有甚者，还要承担官府沉重的船税。清乾隆福安解元陈从潮有一首《渔船谣》：“朝渔船，暮渔船，我家卖鱼以为命，平生不识催科钱。今年更卒征船税，一船一千放渔竿。昨日卖鱼回，尽饱吏卒求其宽，今日无鱼卖，吏卒催索仍如前。何日充税免官鞭？”〔22〕道出了疍民的吏税之苦。此外，疍民还要忍受沿海临溪村镇恶棍强徒以“溪租”为名的额外勒索。封建时代，广大疍民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十分悲苦的生活。
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近代浪潮的冲击下，闽东的港口经济空前繁荣，重要的海港如沙埕、桐山、三沙、赛岐、三都、漳湾等，近代轮船逐渐代替了传统的木帆船，疍民传统的谋生手段受到挑战，出现贫富分化，小部分疍民主要因从事货运而发家致富成为船主并定居市镇，大多数疍民仍然只能继续旧日的营生。
1951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使疍民也分到了田地，部分疍民上岸陆居，专门从事农耕成为农民，但仍操旧业以为副业；余下的疍民虽然仍以传统的营生为主业，但大体都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简陋的岸上居所。
随着疍民陆居的普遍化，与汉族通婚也越来越普遍，传统的内婚制自然瓦解。同姓同宗的疍民还开始修纂族谱，鼎建祠堂。由于疍家在历史上没有这方面的积累，也没有旧谱相承，所以十分粗放，且年序不清。以福安《济南林氏禄房仁支廷明公派支谱》为例，卷首《岩湖济南林氏宗谱序》言“林氏源殷比干之后……至晋宗禄公随晋元帝渡江，官招讨将军”，自认某个历史名人为祖先，以昭示本族在血统方面或真或假的高贵和荣耀，这一点与汉族其他的宗谱不约而同。该谱对世系承继和居地迁徙交代得比较清楚，但年代要素则是严重阙如。概述如下：一世建公由建安迁浙江平阳泗溪，……十世通四公由平阳迁福州侯官……二十六世科公由侯官迁福安东昆，二十七世分福、禄、寿三房，至二十九世派居福安县的潭头、船潭、柳堤、湖塘坂、东昆、牛洗壑、洋尾、田坂等地；以上人事，在谱中均无注明年代，直到三十世禄房仁支才有“廷兴，派居顶头，生乾隆乙丑；廷明，派居本房（岩湖），生乾隆辛未”的年代记述。〔23〕
陆居、内婚制瓦解和修谱建祠昭示了疍民在生活方式、生产劳动、风俗习惯诸方面区别于汉族的“最后防线”已经不复存在，标志着疍民“汉化”进程的最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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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公建公由建安迁浙江平阳泗溪....十世通四公由平阳迁福州侯官.....二十六世科公由侯官迁福安东昆,二十七世分福,禄.寿三房,至二十九世派居福安潭头,船潭,柳堤,湖潭坂,东昆,洋尾田坂等地
有知情者,十世通四公.....二十六世科公迁福安的,请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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