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未清初四川的大屠杀是張献忠？是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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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奌一：满清屠杀。

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明末清初,四川的人口落到了史无前例的空前低点,死了这么多人,总有人要来负责的。而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对四川人口骤减负主要历史责任的当然不可能是“我大清四川在明末遭受过张献忠的杀戮(有专家认为是满清的栽赃),
四川在明末遭受过张献忠的杀戮,清军进四川,杀的更干净大屠杀,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资料证实。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九七页。) 更重要的是,在清军开始长达十几年的四川大屠杀前,张献忠已经死了。我觉得张献中屠川是个迷,他要是那么残忍的人,四川人民怎么会为他立碑,而且清朝平定四川后四川人口才暴减的,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
张献忠死后四年四川屠杀依然如故，现四川还有张献忠祠，属人常祭之，谁屠的就不用明说了 都干过吧，还有那什么 张献忠祠 ，也不是四川建得的。张献忠屠杀四川? 但有人认为，类似指控有很大嫌疑基于政治上的对立而非客观事实。
四川大屠杀
　　1.四川人口锐减
　　四川的人口从万历六年（1578年）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估算的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嘉庆《四川道志》卷十七），整整少了三百多万人。后来清朝时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明末的三百多万人是确确实实的死掉了，那么到底是被张献忠所屠杀，还是被满清所屠杀呢？
　　2.满清修订的史料记载
　　据满清反复篡改修订的史料记载，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退出成都时，绝望之下，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有40万人的成都只剩下二十户居民；天府之国四川遭到毁灭性破坏，人口从至少三百万一度锐减到只有八万人，导致后来清朝时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同年10月20日，张献忠在盐亭县凤凰山被清军将领豪格射杀身亡。大西的官员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到张死时只有25人。大多被他杀死。
　　清廷官员彭遵泗在一百多年后所写的四卷《蜀碧》仿佛活型活现的描写了100年前张献忠在四川的残忍至极的大屠杀。后来的西洋传教士在《圣教入川记》也有相似的转载。明朝华阳县令沈云祚（被大西军所杀）的儿子沈荀蔚写了《蜀难叙略》说，由于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乃毁成都，“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部队逃到西充时，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一日一两万人。
　　3.辨证观点
　　（1）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难道这13年当中清军在和孤魂野鬼打仗？由此可见张献忠屠四川说法的荒谬。
　　（2）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
　　（3）历史就是历史，无论清朝的御用文人们怎么掩盖，在两个铁证面前，一切都败露了：
　　一、“圣谕碑”而非“杀碑”；
　　二、在张献忠1646年战死后，清军在四川尚有长达13年的征战。
　　这两个证据不仅完全驳斥了清朝御用文人所谓“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的说辞，而且还有力的把他们对张献忠污蔑的“记录”打回原形，成为他们自己“供述”清军屠杀四川的罪行。
湖广填四川的背后：满清四川大屠杀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後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後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後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後，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後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後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1659年。
对四川人民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後，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後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後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後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害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观奌二：张献忠屠杀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延安据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史书上说张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他身体魁梧，脸型稍长，脸色微黄，下巴有短须，眉目端正，是声若巨雷的一个瘦长高个子。
　　张献忠曾在延安府（今属陕西）充捕快手，后来在“长隶延绥镇为军”，是个职业军人，因为胆大妄为犯了军法，被捆起来要在军中斩首。主将陈洪范见他状貌奇特，起了爱才之心，喝住了刽子手，主动要为他到总兵官王威面前求情。但陈洪范还没来得及张口，外面的张献忠已经乘机逃脱。这个人性格的桀骜不驯和做事的不成章法由此可见一斑。
　　崇祯九年（1636年），张献忠被总兵左良玉和陈洪范两路夹击，一败涂地。张献忠自己额上也中了一箭，血流满面，无法继续作战，只好逃走。
　　张献忠手下的将领闯塌天（本名叫刘国能）历来与与张献忠不合，见张献忠兵败如山倒，趁势投降了熊文灿。张献忠听说后大为惊恐，担心闯塌天深知道自己底细，会引导官军前来对己不利；权衡利弊下，立即派人与陈洪范联络，说愿意投降。陈洪范因与张献忠有旧，替他在熊文灿面前大说好话。于是熊文灿接受了张献忠的投降，非但如此，还命他仍率旧部，屯驻穀城。
　　为了表示诚意，张献忠又主动为明朝招降了罗汝才。罗汝才绰号曹操，也是农民军的杰出人物，后为李自成所嫉，被暗杀。
　　十年前，熊文灿任福建巡抚，由于他出面说服海盗首领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投降并为明朝所用，熊文灿名声大振。他相信招抚有助于早日平息叛乱。张献忠和罗汝才在农民军中名气很大，他认为两贼既降，余贼夺气，于是上表请崇祯赦免张献忠和罗汝才，崇祯竟然批准。不久后，张献忠复叛，崇祯恼羞成怒，处死了熊文灿。
　　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攻下武昌，将楚王装进笼中投入江中。随即强迫武昌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的男子入伍，其他的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掉。从鹦鹉洲到道士洑，浮尸蔽江。张献忠随即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成都城墙坚固，起初久攻不下。后来张献忠派人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掏城墙根，埋入火药。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置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守城兵丁见张献忠的军队撤退一空，正要欢呼，忽然爆炸掀天，城墙垮了。
　　攻陷成都后，张献忠于1644年十月十六日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
　　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所供奉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即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
　　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住居七曲山，他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建此庙以纪念。唐封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到张亚子的故事就表示：倘若我战胜，当为重修庙宇。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张献忠亲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又一首：“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堪称典型的歪诗。同时，张献忠追尊文昌为大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历史上虽然也将张献忠这位老万岁称为是农民军起义领袖，但这位也宣称顺应天道的造反者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却是不容置疑的。张献忠性情凶戾残暴，将卒以杀人多少论功，杀人不分明军平民。“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张献忠入驻四川后，看见小孩子就蒸了来吃，看见妇女就带回军营，让部众轮流奸淫；并且将这些妇女的小脚割下来，聚成一大堆，号称莲峰；然后架火烧毁这些小脚，名为点朝天烛。
　　据说张献忠还“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李清《三垣笔记》）
　　最奇怪的是，张献忠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在锦江筑起高堤，但并不是为了治理水灾；而是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然后将他所抢来的数亿万计的金银财宝埋在坑中，然后重新决堤放水，淹没了埋藏财宝的大坑，称为水藏。
　　在杀人方面，张献忠还搞出许多新名堂。比如他派遣部下往各府县四面出击，遇人就杀，叫做“草杀”。他还在府中养了几十头藏獒，每天集结部下朝会之时，便放出藏獒去嗅那些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被藏獒嗅到者立即被拉出去砍头。张献忠乐此不疲，称这为“天杀”。又创造出剥活人皮的方法,皮没有剥尽而人已死的,行刑的人也要抵死.。将领士卒以杀人多少来论功行赏，共杀男女6万万多。义军中有不忍杀人而自己上调自杀的。大西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犯了杀人少之罪，被剥皮处死，并屠杀了他们家人。他自己不读书，也格外讨厌读书人，认为读书人奸诈伪善，就宣布开科举，将数千四川学子骗到青羊宫，全部杀光，尸体堆积如山。唯独留了个姓张的书生，才华横溢，张献忠很是宠爱，封他为状元，不离左右，时刻垂询。有一天，张献忠突然闷闷不乐起来，对左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总是想着。”于是下令将张状元斩首。（张献忠事迹见《明史·卷309·流贼传》）
　　张献忠还在成都立了一块七杀碑，上面刻着他杀人如麻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对他来说，好杀人并不是他的责任，蜀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是在替天行道。1644甲申年十一月十日，大西军驱赶百姓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道：“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
　　顺治三年（1646年），满清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临走走下令屠城，并将全城放火烧得干干净净。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说：“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 。同年十一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当时张献忠正忙着在西充屠城，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一个极好享受杀人的乐趣的人终于被人所杀
　　张献忠死后十二年（1659年），四川温江县清查户口，全县只有32户，男丁31名，女丁23名，“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这都是张献忠大肆屠戮的结果（事见民国《温江县志》）。相传张献忠屠尽四川，并非有意污蔑农民军领袖，真是确凿不虚。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近百年来有许多史学家都惊奇地发现，没有哪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从外省迁来的。根据当地语系及相关县志，四川民间所称的上五县：新津、大邑、崇庆、郫县、都江堰的土著多是由“湖广填四川”而来。因为张献忠剿四川把人杀光了，才有清朝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
　　张献忠死后，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治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才将四川省治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零散人口不计），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站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十三只相继走过。经历了张献忠的屠刀，四川已经是浩劫如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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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八千零九十丁 吓死人,难怪要湖广填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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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传说中的
天府之国
的真正面貌·······

一枪干倒

消灭满遗,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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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川的特大天災,政府和全国人民尽力救助.300年前的人祸,死亡300多万人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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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历史上四川经历的两次大屠杀

（注）本帖摘自《格老子四川人：四川人自在生活的底气》 作者：石维 马小兵 林元亨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不代表本帖发帖人的看法。
四川在历史上曾经消亡过两次。一次是南宋时长达60年抗击蒙古的战争，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张献忠屠川。
中外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宋代是中国文明的第二次浪潮。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时代的，也大有人在。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以文治国的时代。它能够同时抵御辽、西夏、金的轮番进攻，内部相对稳定，科学技术成就达到世界巅峰，同时，蒙古在灭亡它之后又全盘接受了汉文化。归根到底，这是文化的力量，应当引起后来者深思。
当苏东坡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在赤壁怀古，高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四川文化与经济的沉没以一种异常残忍的方式渐行渐近，空气里飘着血腥的味道。
公元1123年，蒙古发起了消灭南宋的战争，到1279年南宋灭亡的57年间，蒙古人在四川遭遇了空前激烈的抵抗，这个以屠城闻名，令欧洲闻风丧胆的强大帝国曾经三次攻下成都。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大肆屠杀成都居民。千年古城只落得民无噍类，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最近有学者从宋史、元史和明史提供的数字统计，四川被蒙古人屠杀后，人口由1300万减少到60万。
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由西部向东南转移，而四川，经此一击，千年的繁华与古老的文明形态几乎荡然无存。一个农耕与商业高度发达的地区刹那间回到半游牧状态。
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战争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灾难，它的破坏程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据美国历史学家Paul·B·Kern引用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到现在，中东地区耕地面积尚未恢复到蒙古入侵前的60%。
有西方学者这样认为:

蒙古的屠杀和掠夺，使得丝绸之路上这一繁华地区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他们摧毁了五千年来陆续修筑的水利系统，使得大量的绿洲变成沙漠，使其经济下降到公元前1500年的水平。宋朝时期的商业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那里不但聚集了全世界最大的财富和资本，而且聚集了最多的商人和学者；然而，蒙古人的入侵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消灭殆尽，使得最有可能第一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从此衰落；而西方遭到蒙古人的打击似乎是恰到好处，既没有伤及筋骨，又被一巴掌打醒了。在蒙古大军停止入侵西欧不久后，西欧正式启动了文艺复兴，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
尽管古蜀文明有着极强的再生复原能力，但在整个明朝近300年的历史上，四川仿佛冬眠一般，悄悄地躲在大国版图的角落舔舐自己的伤口。四川人的意气风发，才华横溢已成典籍中的追忆，而大国的目光也似乎从未认真停留于此。四川人独有的思维、观念、形象，从未以汉唐时代的姿态再走上舞台，它越来越模糊不清，无足轻重。
时间是医治创伤的最好良药，四川人正在自主自为的生活中进行多元文化的融合与重生。
天府之国是人类生养繁衍的天生福地，也是历代割据政权的安乐窝，入主中原的根据地。灾难与幸福是一对孪生兄弟，始终与她如影随形。
很不幸，当历史的车轮进入17世纪中叶的时候，她被一个乱世枭雄盯上了，这个人就是张献忠。
张献忠入四川，是习惯于在沉默中自在自为，独善其身的四川人的巨大灾难。震惊世界的张献中屠川事件，几乎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了四川的文化与生产力。尤其是对四万贡生——中国文明与文化传承者的屠杀，给后人留下了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的空白——从此再无四川人。
公元1646年深秋，已被多年战乱摧毁的四川以及成都经济，已经无力承担张献忠大顺政权及近60万军队的生存，再加上周边明朝军队正从多处逼近，张献忠决定放弃四川，打回陕西老家。张献忠临走之前，趁夜一把大火彻底烧毁成都，然后朝广汉退去。
此刻，在张献忠进攻成都时被俘，后逃脱到四川犍为起兵，成为明朝抗击张献忠主力将领的杨展，正在四川彭山江口的一条战船上调兵谴将，突见成都方向浓烟冲天，大火映红了天空，如同白昼。几个时辰后，他得到了张献忠撤退的消息，慑于张献忠强大的兵力，三天后，杨展方进入成都。
此时的成都烟雾弥漫，仍有余火在燃烧，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焦糊味。曾经千年繁华，让无数文人魂牵梦绕的大都会，连同城内数十万居民，从杨展眼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记忆中繁华的街道已被残垣断壁淹没，金碧辉煌，巍峨壮观仅次于北京紫禁城的蜀王宫建筑群早已灰飞烟灭。成都，被张献忠从地球上彻底抹掉了。
在蜀王宫的废墟中，明朝士兵发现了一块高七尺，宽三尺，厚八寸的花岗石“圣崳碑”，上面赫然刻着一排大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落款为大顺二年，即公元1645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献忠七杀碑，也是张献忠屠杀四川的最有力的证据。
在保存好作为证据的七杀碑后，杨展带兵4万朝广汉方向追去，而那里也是一片荒芜，了无人迹。
根据杨展的《万人坟记》记载，他在广汉曾经命令部队休息一天，其目的是试图寻找活着的人，了解张献忠杀人的情况。然而，整整一天，数万军队除了找到万余具尸体外，一无所获。
据史书记载，当时成都周围已成一片废墟，白天不见人因，夜间虎狼成群，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杨展不得不将部队带回嘉定城，即今天四川乐山一带。
公元1646年12月11日，四川西充凤凰坡，身居几十万军队中心位置的张献忠被突袭而来的几百清军斩首。一代枭雄就此了结。
公元1659年，清四川巡抚高民瞻入成都，他看到13年后的成都仍是一片荒芜:大街上长满了树木与艾草，人入其中，分不清东南西北，倒塌的城墙被野草淹没，一群群野鸡自由地散步，而晚上，则成了老虎的天下。在他的要求下，清四川政府不得不将省会临时设在川北阆中，四川巡抚、监察御史均驻节阆中，并在此举行了乡试四科。17年后，官府才迁往成都。
张献忠入四川，彻底摧毁了四川的经济与文化，是一次历史大倒退。古蜀以来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
张献忠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恐怕永远无法准确统计，明史上称有60多万。张献忠军队的铁蹄横扫四川前后20多年，祸遍巴蜀，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战乱使百姓弃田舍逃亡，十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川人死于饥馑、瘟疫又倍于刀兵。
四川比较确切的统计是明朝末四川有600万人左右，清初户籍统计，整个四川有史可查的仅有9万人，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嘉定的洪雅和偏僻的石柱土司夫人秦良玉白杆兵保护下的石柱县。平定吴三桂平叛乱多年后，成都原有住家户“十不存一”。
人口锐减，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城市倾毁，寺庙消亡，经济萧条，文化落后，元气大伤。为了恢复四川经济，清初鼓励全国各地向四川移民，于是开始了长达100余年的“湖广填四川”。
在近现代，尽管四川人的主体早以不是原住民，但张献忠屠川却是四川人心灵上抹之不去的伤痛。
张献忠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没有理由地杀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解的谜。鲁迅曾在《记谈话》一文中说:“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另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

而在四川，关于张献忠为什么要屠川，《蜀碧》上记载着一个流传非常广泛的故事:

张献忠小时曾经跟随父亲赶着一头驴，到四川内江贩卖大枣。来到集市上，便顺手将驴系在一个大户人家门前的石牌坊上。待卖完枣回来牵驴时，却发现乡绅的家奴正在用鞭子抽打他家的驴。张父走上前去制止，见到自家的驴把乡绅家的石牌坊拉了屎尿，弄得很脏，便赶紧赔不是。但该家奴就是不依不饶，在此家奴的逼迫下，张父只得忍气吞声地把驴粪和驴尿收拾干净。这一侮辱性事件，自始至终被张献忠看在眼里，深深地刻进他幼小的心灵。于是他临走时，发誓说:“我复来时，尽杀尔等，方泄我恨！”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民间的版本:

一次，张献忠的部队驻守在湖北与四川交界处，有一天张献忠走出军营在山脊上大便。排完大便后，张献忠顺手就在四川境内扯了一把草，来擦屁股。没想到他抓的是一簇荨麻（又称蠚麻），顿时痛得他直叫。于是他伸手到湖北境内又扯了一把草来擦屁股。这一回，湖北的草柔软而轻松。于是乎，从此张献忠就因为四川而同四川人结下了冤仇:“川人之凶，连草都如此，我就从这里杀起。”所以，当张献忠占领四川后，就来了一个屠蜀。
民间的传说只能一笑了之，并不可信。我们也没有找到鲁迅所说的张献忠屠川是报复李自成的证据。但透过这二个故事我们还是可以明确两点:其一，张献忠确有极强的报复欲与变态的心理；其二，四川人长久以来都对张献忠的残暴感到不可理喻。
张献忠的心理变态是常年在刀光剑影，鲜血四溅的生活中的必然结果，这固然也是造成大屠杀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仅从个人性格因素上去理解四川人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我们就很难揭开历史的真相，还原其本来的面目。
巴蜀历史研究学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四川历来就是全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秦灭六国，刘邦建立汉朝，隋统一中原，无不以四川作为根据地而展开。张献忠不可能不知道四川的重要性:入川建立根据地，攻可出汉中定西北，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
但明朝的四川并不欢迎张献忠。张献忠是陕北大饥荒的产物，四川经历了蒙古的屠杀之后，近300年的休养生息又回到了历史上“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时代，富裕殷实的川人从理智上对动乱有着天然的抗拒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在明代，经过理学的熏陶，中原大一统的儒家观念已成四川文化的主流，民间与官府之间在价值取向上的高度一致，对“流寇”必然加以阻击。那些振振有词地说四川人夹道欢迎张献忠到来的历史学家，只不过是300年后一种虚幻的呓语。
在我看来，对文化的嫉恨，没有根据地，数十上百万军队四处流窜而与民争食，“天下未乱蜀先乱”而蜀不从乱，帝王梦的破碎是张献忠屠川的根本原因。四川太让他失望了。
公元1679年，清军攻陷重庆，张献忠的余部退往贵州，十多万军队消失在崇山峻岭，茫茫雾霭中。四川曾经有过的5000年文明也从记忆与典籍中变得漂浮不定，渐行渐远，它的再现将是又一个漫长的300年，直到三星堆与金沙的破土而出。而四川人作为一个群体形象，他的个体特征将不复再现，他的识别标签只具有地理上的，而不具有文化上的意义。一种新的，连自己都说不清楚是什么而又为人称道的移民文化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