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漩涡中的林文庆

林龙井

    ■林文庆捐赠给厦大的别墅（鼓浪屿笔山路5号）

    ■获得英女王奖学金的华裔学生（右为林文庆）

    在厦大校史上，林文庆曾是长期被刻意回避的人物。该校发生于1924年的第一次风潮，是“极左”年代里妨碍人们对他正确评价的事件之一。本期“小岛大时代”特约请文史专家李启宇先生，根据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那段公案予以介绍和评论。

    林文庆 字梦琴，祖籍福建省海澄县，1869年10月生于新加坡，早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后又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21年至1937年，受校主陈嘉庚先生之请，担任厦门大学校长，以“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为校训，拟订《厦大校旨》、校歌及有关章程，绘制校徽，设校评议会为最高议事机关，强调要“使本校之学生虽足不出国外，而其所受之教育，能与世界各大学颉颃”。他致力于学校的行政与学科建设，礼聘知名教授，一时群贤毕至，名流云集，学术风气浓郁，办学体制逐步健全，办学建筑规模不断扩大，学科建设日趋形成，至1930年6月，全校共设5个学院21个学系。奠定了“南方之强”的基础。

    孙中山复电赞成他到厦大做校长

    1920年厦大筹办之初，原定校长汪精卫因决意从事政治而请辞；1921年4月，首任校长邓萃英又因不愿放弃北洋政府教育部职位而辞职。当年6月，新加坡先驱人物、孙中山先生的密友林文庆，应陈嘉庚之邀抵达集美，开始了其长达16年的厦大校长生涯。
    厦大校史记载，林文庆在新加坡同时接到国内两封电报：一封是孙中山的广州来电，召其回国襄赞外交；另一封来自陈嘉庚，请其担任厦大校长。林文庆于是回电请孙中山定夺，孙复电赞成他到厦大做校长。当然，林文庆夫人殷碧霞老家在鼓浪屿，也是他来厦的重要原因。
    厦大从起步之始就充满艰辛和挑战。林文庆兢兢业业，举凡聘请教职员工、招生、院系调整、校舍兴建，甚至校训修改、校徽绘制，无不躬身亲为，使得学校顺利度过草创时期。1922年2月，厦大正式迁入自己的校舍，开始其在厦门岛南部海滨的发展阶段。
    也许是语言、生活习惯的隔阂，也许是出于职务、待遇的过分追求，也许由于校长的临时更换产生人事方面的复杂——厦大成立不久，就出现一些不正常现象。有人散布“厦门大学开办之初，陈氏就主张只在厦门和南洋招收‘闽南’学生”的消息；有人无中生有地指责校内的闽南籍教师“奉旨”大唱“三闽南主义”即“厦门大学为闽南人所办，为闽南人所有，只为闽南人所享”；还有人在学生中挑拨离间，说某人大骂“非闽南”学生尤其是从上海来的，都是流氓，是来捣乱的；甚至有人声称“厦大此后专系厦门人之势力范围，下学期校中重要职员均系厦门人，外省人将逐一在驱逐之列”；甚至有人在上海的报刊上批评厦大的管理，并有个别学生据此提出撤换校长……
    上述种种流言的共同特征便是没有根据。但凡此种种分裂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言行，已经严重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为了不影响学校的稳定，林文庆根据“各方如中途不同意，得于三月前预告之”合同条款，于1924年5月26日预先通知4位非闽南籍教师：将于8月26日终止与他们的聘任关系。林文庆认为“此次举动，系曾经最详慎考虑然后决定者”。但是，他对当时的宗派活动还是估计不足。

    “只有陈嘉庚可以解除我的职位”

    5月27日，被辞退的教师没有公开出面说话，倒有一些学生站出来抱不平；5月28日，他们成立学生团总委员会，要求林文庆公布辞退4位教师的理由，被拒绝后遂通电上海《民国日报》，宣布自5月29日起罢课，还成立了纠察队，阻止其他教师和学生进入教室。
    于是，几位非闽南籍教师的诉求，先是扩展为非闽南籍学生的诉求，再扩展为“全校学生”的诉求，事件逐步升级。
    5月30日，“学生团”再次向各报馆和社会各界宣布林文庆及数名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教师“罪状”，要求学校辞退这几位教师。
    6月1日，学校召开教职员大会商讨对策。“学生团”派人强行出席，并于会后将反对罢课的学生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周辨明、学校秘书黄开宗、教师林幽挟持到学校礼堂。建筑部主任陈延廷闻讯，带着一批工人和学生（包括后来成为著名人类学家的林惠祥）赶来解救。解救过程中，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学生团”声称有3个学生被“打成重伤”、“捆殴垂毙”。参与此事件的周辨明、陈延廷、黄开宗等教师和张祖荫、林惠祥等学生被随后到场的厦门市地方检察署、警察厅带回询问，因为实际情况并不像“学生团”所渲染的那样，随后就被放回。
    是日下午，“学生团”举行“厦门大学学生流血请愿”，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并致电全国报馆，一时间舆论大哗。
    6月4日，厦门总商会洪晓春主持召开有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和厦大代表近40人参加的调停会。听取各方陈述之后，到会人士仅有两人对“学生团”的行为表示同情，其余均认为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于被辞退的个别教师和“学生团”。
    6月5日，调停会代表在厦大群贤楼与“学生团”会面，“学生团”提出包括林文庆即日辞职，周辨明、陈延廷、林惠祥等人即日开除，挽留被辞退教师和被开除的学生等在内的6点条件。林文庆则向代表出示学校与被辞退教师所签订的合同，声明辞退手续系按章办理，并无不妥。他强调：“我只对陈嘉庚负责，只有陈嘉庚可以质问解除职位的理由。如果我不称职，也只有陈嘉庚可以解除我的职位。”

    “若质实言之
    乃教员之风潮……”

    对于林文庆而言，能在这次旋涡中屹立不倒并非易事，陈嘉庚对他的绝对信任，此时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陈嘉庚不仅完全支持林文庆，还在新加坡华侨中学的演讲中，对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作了一针见血的总结：
    “厦大因辞数位教员，致生学生风潮，若质实言之，乃教员之风潮，而非学生之风潮也。盖教员以互生意见，阻碍进行，被林校长辞退，自知少数力薄，且不合出首，故唆使激烈学生数人，藉名学生会，散布传单，运动报馆，或投函，或访事，捏造是非，评论攻击，以遂其奸谋。更因欲推倒多数不同意之教员，既乏理由，亦非易事，故移攻校长，以为校长若倒，则彼所不满意诸教员亦必随之而去矣。自来要推倒校长，必有失职名称，不合理由，方可以欺骗社会，愚罔董事，但未若此次之学生因辞教员，而强暴干涉，目的不达，则欲推倒校长者，如此则进退教员之权，可全操之学生矣。试问世界中有此事乎？若学生果能一致，董事等亦可破格承认，无如激烈派实占少数，其反对者，中立者，与绝不知其理由者，居大多数，决不得因少数之私，以增其气焰嚣张败类之陋习也。”
    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调停失败。学校随即宣布提前放假，要求学生在5天之内离开学校。
    6月8日，“学生团”举行离校宣誓，誓称“厦大罪魁林文庆一日不去，我等绝不再来厦大。”其中的14名骨干后来到了上海，成立厦门大学“离校学生团总部”，编印《血泪》半周刊，控诉林文庆的“倒行逆施”，发起筹办大夏大学。
    2004年秋季，厦大正常开学。为了扩大生源，同时证明厦大并不是实行“三闽南主义”的大学，特意在上海各大报刊登招生广告，招收浙江籍学生。著名画家叶浅予当时还是懵懵懂懂的中学生，竟然也瞒着家人，和四个金华老乡搭火车、乘海轮到厦报考。虽然已经错过入学考试的时间，但经学校一位金华籍教师介绍，林文庆还是同5位学生见了面，允许他们补考并最终录取了一人，另外4人则被允许进入预备学校。
    文/图 李启宇


下
【小岛大时代】

    ■厦大校园内的林文庆塑像

    ■林文庆译著《离骚》（1929年5月出版）

    ■“文庆亭”对联从左到右的书写格式并不规范。

    不实舆论
    演变成了软暴力到右的书

    不实的舆论永远是一种极为可怕的软暴力。以此次事件为例：本来是学校依约与四位教师解聘，而“学生团”却将此事提升为“与万恶势力奋斗，为中国教育争光明”。有了如此“崇高”的目的，采取什么手段也就无所谓了。
    1924年5月29日，“学生团”在给上海《民国日报》并转各报馆各学校的电文中，就有“林文庆不学无术，寡廉鲜耻，近更倒行逆施”的词句。5月30日又在厦门社会各界人士大会上宣布林文庆“资格不够、办事无能、思想陈腐、心术不正”的“四大罪状”。
    由于厦门本地对于此次风波亦有“地近则易核”的便利之处，学生团便将舆论宣传的重点放在上海、广州、新加坡等地。
    6月4日，学生团在新加坡《新国民日报》与《叻报》刊登电报，声称“校长林文庆以金钱雇苦力流氓五百人，嗾使围攻学生，将学生痛殴，有三名失落，殆已死矣”（一说“以金钱雇苦力流氓”为报刊所加）。
    6月10日，“学生团”在上海《申报》发表《厦大学生团之呼吁声》，该文颠倒黑白、恶意攻击的成分简直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能够用流利英语讲授孔孟之道的林文庆，被说成“不学无术”；林文庆明明是置数百万家产于身外、毅然回国担负草创厦大重任，却被诬为“寡廉鲜耻，媚外谄势”和“卖国求荣”；在海外就以熟知传统文化著称、创办多家华文刊物和华语学校的林文庆，被称作“中文不谙，国情更无所知”；林文庆参照欧美大学的做法，卓有成效地对厦大的校内设施、院系组织、课程设置以及教授的延聘方法加以改进，却被指责为“策进无方，办事失序，舍大图小，守拙抱残，专恃私见，蔑视公理，听信谗言，违反正义……”
    就连远在北平的陈独秀，也凭着报刊上的报道，将林文庆说成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华侨”，“不但盲目的拥护旧思想，而且在南洋诌媚外人，压制同胞。这种人当校长，不单是厦大学生的不幸，实在是中国教育界的耻辱！””进而号召学生们“奋斗到底”，“扫除林毒”。

    动荡时代破坏容易建设难

    在大变革的动荡时代，激进、破坏往往是容易而且时髦的；而恪守坚定的文化、道德理念，忍辱负重，有所作为，则更加难能可贵。
    在劈头盖脸而来的漫骂、污蔑面前，林文庆的举止还是一如常规：该开的会还是照开不误；正在兴建的校舍还得不时前往巡视；院系的调整计划仍在有条不紊地策划、筹办之中；辞退和出走的教员的空白该如何补上，留下来的教职员工该如何抚慰，都在有序进行……
    林文庆在厦大成立三周年大会上指出：“今之新进少年，多谈爱国，而无爱国之实心，且张大其词以恫吓国人。”又在建校五周年大会上说道：中国的许多问题“不是大声疾呼所能得到的，也不是各处骚动可以得到的。虽然我们各处的国民运动很多，不过建设的方法却很少。”
    闽南在历史上曾长期被视为“烟瘴之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厦门岛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城市建设仍处于杂、乱、脏的状况，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已经办了几年的厦大除了刚刚建成的几座校舍之外，半是荒山，半是坟场。即便是1926年被林文庆用高薪请来的鲁迅先生，也诧异为什么要把大学办在这么一座荒岛之上。
    但是，在林文庆和陈嘉庚看来，因为荒芜，才需要开垦；因为空白，才需要建设。他俩都是闽南人的后裔，都有着在南洋披荆斩棘、从草莽中建造家园的经历，血液中都充满着闽南人爱家乡、敢拼搏的激情。陈嘉庚曾梦想厦大将来有“生额万众、基金万万”的盛况，林文庆下车伊始就宣称要把厦大办成“生的非死的，真的非伪的，实的非虚的大学”，两人的共同目标都是让厦大成为教育、学术方面的 “南方之强”。
    厦门海关的《海关十年报告之五（1922－1931年）》（戴一峰译）这样记载：“理科的训练和研究则在厦门大学进行。在那里，能干的教员为学生将来的工作打基础。厦门大学设有文、理、法、商和教育五院。教职员工共60人，学生1000多人。许多学生来自外省。现在，每10个大学生中有一名女生。校园宽敞，风景如画……”这段史实是评价林文庆的最为客观证据。

    迟到了近70年的树亭立像

    由于种种因素，林文庆有一段时间被厦大遗忘了。新加坡学者李元瑾教授曾回忆说：“1995年5月中旬我访问厦大，在宽敞的校园里，因为找不到一砖一瓦、一张墙角照片或一间斗室，凭吊或纪念林文庆，内心受到冲击。”  
    但林文庆没有忘记厦大，他在1957年1月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将位于鼓浪屿笔架山的别墅捐赠给厦大，他的厦大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欣慰的是：2005年4月6日，厦大在学校图书馆后的池塘边建造了“文庆亭”，并在亭边树立林文庆的塑像。朱崇实校长在仪式上的讲话，肯定了林文庆在陈嘉庚先生的领导下，不懈奋斗，无私奉献，初步实现了厦门大学“南方之强”办学目标的功绩。
    2006年底，厦大恢复了林文庆筹建的国学院。校方强调：在当今的国学热中，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虽然先后设立了国学院，但都属于“新办”；只有厦大是“复办”，是“秉承林文庆校长当年创办国学院的宗旨、理念”。
    如今，在厦大校园青枝绿叶的簇拥之中，林文庆昂着他那颗充满睿智的头脑，睁大双眼，赫然一副认真到几近执拗的神情。也许，他对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亭子的对联中给予他的“十六年耿耿乎礼门义路”的评价不太满意——因为“礼门义路”并不能完整概括他主掌厦门大学时秉持的“西文与国学并重”的办学方向；或许，他对于亭子对联的横批从左到右的书写格式不以为然——依照“国学”古制该是从右到左的；或许，他对于对联之类的小情节根本未加关注，而是诧异于经历了近70年的暌违，为何又置身于鹭江之滨的闽南最高学府……
    厦门大学在《文庆亭记》中写道：“一九二一年六月，林文庆博士应校主陈嘉庚先生之请，接掌厦门大学，倾其睿智才学，运筹操劳，主理校政十六载。学校事业蒸蒸日上，硕彦咸集，鸿才叠起，声名远播海内外，与公办名校并驾齐驱。”
    这段铭文就镌刻在林文庆塑像的基座上。铭文之上，矗立着曾经沧海、屡陷漩涡的林文庆。在他的身后，是平静安谧的一泓碧水。

    作者附言

    学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陈嘉庚任用林文庆是用人不当的败笔。笔者以为，厦大选择林文庆做校长是值得庆幸的。
    林文庆自小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稍长即全面接受西方教育。在中西对比之后，他形成了“将来拯救世界还必须靠中国传统道德”的理念。接受厦大校长职位之前，他与陈嘉庚做过深入的探讨，形成“国学与西文两者不可偏废，而尤以整顿国学为最重要”的共识。因此，林文庆把“止于至善”作为厦大校训，把培养“仁人君子”作为学校的教育方向。用他的话说，就是“学新科学而不要忘记旧文化”。
    在林文庆任内，他遇到的风波还不止这一次。1927年初，因为陈嘉庚的橡胶经营发生经济危机引发厦大国学院与理科的纷争，有人徒呼奈何，有人悲观丧气，有人见机引退，有人拂袖而去，有人甚至借机闹事。而林文庆仍旧执著于自己的梦想，坚守着内心的理念。他亲自出马，到南洋向华侨募款，同时捐出当年全年的工资6000元，又将自己在新加坡的51英亩土地的一大半捐赠给厦大，帮助厦大渡过难关。
    除了主持日常校务之外，林文庆还从事儒家伦理的研究以及其他多方面的著述活动。他喜爱屈原的《离骚》，曾熟读《离骚》，并于1929年完成《离骚》的英译，由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和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作序出版。1930年，他兼任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民族周刊》主编。他的主要著作有《从内部发生的中国危机》、《东方生活的悲剧》和《新的中国》等。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厦门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一集、第十集；李庆华著《厦门大学的两次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