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娅：女性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

林龙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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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丹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从事文学教学、研究和写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华文文学、性别与文化。迄今出版《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中国女性与中国散文》、《用脚趾思想》等论著以及小说集《白城无故事》，散文随笔集《人生的花季》、《不死的思念》、《生命的流象》、《阳光之门》、《经历长大》、《用痛感想像》、《女性景深》等文学作品集；主编国家“十一五”规划教程《女性文学教程》（合作）、女性悦读丛书等。兼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女性文学委员会副会长、福建省写作学会、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会、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理事等。其作品曾获福建省第一、三、四、六、七、八届优秀文学作品奖及福建文学优秀作品一等奖、福建省首届百花文艺奖三等奖、首届青年文学优秀创作奖、通俗文学理论全国征文优秀论文奖、全国第二届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中国首届女性文学理论建设奖等。
    林丹娅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身为女性的我，始终活在女性的世界里，因此从来就不能抑制、也不会隐瞒自己对女性有着更深切的关注与偏爱。在人类性别文化的不平等语境中，女性所背负的从身体到精神的苦难，我感同身受；浸染其中而生成的各色陋习顽疾，我感同身受。然而，尽管如此，我仍然还是会看到女性的另一面：她们总是从斑驳陆离的文化影像中顽强地浮出，显示出与那永恒的自然同在的美丽与和谐，与那在任何境遇下都能显示出来的作为大写的人的智慧与能力。这个感受，几乎化为我的宿命。”
    深秋的一天，在林丹娅面朝大海、四壁皆是书香的家里，我们聊女性文学，聊性别与文化研究，从下午，一直聊到黄昏日暮，聊到月上柳梢头……

    女性写作，从客观上来说，意味着被他人书写、被他人塑造、被他人代言的历史状况的结束

    黄静芬：作为学者，您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女性文学。什么是女性文学？为什么没有男性文学这个概念？
    林丹娅：一直以来，有人对什么是女性文学，为什么要对某种文学标识出“女性”感到困惑，其根据之一是为什么没有男性文学？这个问题其实是老生常谈。我想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起码还未意识到，或还不知道性别研究中一个基本命题，即父权宗法制君临天下的统治地位，在漫长的历史文明进程中，造就了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男性历来执文化霸权之牛耳，男性意识直接侵蚀到男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人性意识。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男性不单比女性占优势，而且成了人的一般性，以同样的规范方式支配具体的男性和具体的女性。这是由男人的权力地位以种种中介造成的。”又说：“人类文化可以说并不是没有性别的东西，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的文化。相反，除了极少数的领域，我们的文化是完全男性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想，上面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因为一部既定文学史本身即是男性文学史，他不用标示即可堂而皇之地存在，而女性要创造出有别于此的文学史，就不能不标示出自己的性别。
    黄静芬：研究女性文学，其重要意义何在？
    林丹娅：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由于男权文化所造成的性别状况，使女性写作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在历来由男性来书写的历史中，女性的写作会给自我，会给固有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家庭关系、性别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是研究女性写作意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女性写作，从客观上来说，意味着被他人书写、被他人塑造、被他人代言的历史状况的结束。这不仅是女性写作的历史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人类认识自我进步的标志，同时也是促进文明进步、人性完善的必需。
    我们应该看到的有，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形成中，女性并未有自己独立的意识与独立的话语体系，被他人塑造与代言的历史，通过文化生活，沉淀在每一个女性个体生命中。她的思维、观点、立场、视角、语言、表述，带着男权话语的烙印。例如，我们通常能在日常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看到一种现象：当一个女性有可能介入传统上由男性主宰的领域里一展身手时，她甚而会比男性更变本加厉地复制或履行男权成规与程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研究女性文学的意义之所在，它与女性主义文学不可同日而言。如果一个女性在写作，那么，性别的因素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在其间发生着正面或负面、隐性或显性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使作品本身具有意识形态、文化形态的色彩，同时还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艺术品质。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获益于三大源头：一是现代西方哲学，二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三是本土文化资源

    黄静芬：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走上一条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概况。
    林丹娅：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获益于三大源头：一是现代西方哲学，二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三是本土文化资源。将三者融合彼此推进，则是延续三十年之久仍在继续的探索过程。
    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出现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真正兴盛之时，是在1988年至1989年之间。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于1986年在国内由湖南文艺出版社率先出版，她指出“女人不是生来就这样的，而是社会造就的。”这一言论无疑具有惊世骇俗的效果。而后，1989年，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出版，前者提出了“双性同体”学说，后者则摘要了本世纪重要的女性主义文论，可谓是第一次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系统引进。而后，在中国出版的一系列专著和文论集，都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本土文化资源为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上世界80年代末，除却现代作家陈衡哲、白薇、冰心、庐隐、凌叔华、苏雪林、林徽因、丁玲、白薇、萧红、张爱玲、苏青等人的丰富创作，改革开放前当代作家杨沫、宗璞、茹志鹃等人的书写，及至彼时出现的女性文学创作的高峰，伊蕾、翟永明、唐亚平、海男、斯妤、叶梦、残雪、陈染、林白、徐坤、蒋子丹、方方、徐小斌、池莉等女作家的创作，也都纳入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中国开始了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进程。
    黄静芬：在父权制社会，男性总是处于尊贵强大的主体性位置，女性总是作为卑微柔弱的被动存在。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女性主义理论浪潮的兴起，使得这一曾经被视作惯性存在的模式发生了裂变，重现了人性真实的一面。您能以女作家的文学作品为例，谈谈这一改变吗？
    林丹娅：在中国以往的文化书写中，男性总是充当着光芒万丈的神祇角色。改革开放初期，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伴有依赖“哥哥”情结的女性文本，出现“不见哥哥心里愁”的话语倾向，“寻找男子汉”或“呼唤男子汉”成为新时期初女性文本的一个显明主题。这一时期的女性书写的文本中，大多抒发着对理想男性的渴慕崇敬之情，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的《爱的权利》、女诗人孙悦的《诺日朗》一诗。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哥哥依恋症”模式旋即伴随着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发生变化。待到1986年，张洁创作的《方舟》则展现了中国女性在“男女都一样”的神话中艰难求生存的性别真相，书里的男性，不再是高高在上、供人膜拜的男神，而是从神坛上跌落，表露出一副卑鄙龌龊的嘴脸，已然成为女性自足发展道路上的压抑者。
    这一时期，中国女作家开始反思女性自身的形象。自古以来，女性不是被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无私神圣的母亲，就是作为倾国倾城的“祸水”出现。这时，女性作家开始意识到男权社会对文化的塑造，不仅仅体现在男权神话的书写，更表现为女性童话的构造，进而产生怀疑与解构的颠覆冲动。如果说铁凝的《哦，香雪》、王安忆的《雨，沙沙沙》中的女主人公还停留在童稚如一张白纸的少女阶段，那么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浸透，香雪、雯雯们开始走上叩问自我、发现女性真实存在的路途。而最明显的书写变化表现于对母亲形象的颠覆上。铁凝的《玫瑰门》塑造了司漪纹这一恶母形象，池莉的《你是一条河》中的母亲，成为负载麻木不仁、愚昧昏聩的“母性本能”的牺牲品。沐浴改革开放新风的女性写作在探索自我意识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将“母亲形象”为代表的一系列传统女性角色形象置放在社会与家庭、文化与的结构与关系中重新审视并显示。

    身体书写是对男性压抑的叛离，身体书写也填补了女性讳言
    自身的空白，而这一切肌肤体验是男性笔触所无法涉及和想像的

    黄静芬：在解构男权社会的性别文化秩序、追寻精神文化家园的历程中，女性急需建立自我主体定位，以解释“我是谁”的困惑。于是，个人化书写取代集体书写，成为新时期以来女作家的创作方向。“个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这两个词由此进入公众视野。您是怎样看待“个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的？
    林丹娅：中国女性写作的私人化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丁玲身上曾经得到短暂的体现，上世纪40年代时局动乱的沦陷区，市民文学大盛，从苏青平民立场的“饮食男女”到张爱玲贵族味十足的末世寓言，都指向私人化的日常生活空间。上世纪90年代以私人写作为旗帜的女性文学大盛，诞生了许多女性私语文本。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文本便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以宛转的笔调书写起女性细语倾诉的私人空间。
    在女性私语的个人化写作中，“身体写作”因其颠覆性而尤为引人注目。在既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对身体的自我书写是一片讳莫如深的空白，在道德规约下“身体”只能是这一失声群体的禁忌词。然而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书写却力图建立一整套女性话语，以破禁式的自我体认来确立女性主体性，如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徐小斌的《双鱼星座》……身体书写是对男性压抑的叛离，她以自身满足来拒绝他性的侵扰，显出独善其身的卓绝姿态。同时，身体书写也填补了女性讳言自身的空白，以细致入骨的自我审视还原女性空间的真实所在，而这一切肌肤体验是男性笔触所无法涉及和想像的。
    黄静芬：近来“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争议颇烈。您如何看待？
    林丹娅：“身体写作”原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出的一个写作策略。关于“身体”这个概念，首先应是出自哲学层面上的意义，是与“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等一系列二元概念相关联的问题。在社会学的层面上，“身体写作”这个文学行为具有严肃的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但在“女性身体”完全成为男性欲望化对象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美女作家”加上“身体写作”，其轻薄、调侃的贬义完全消解了女性写作的意义。如有一评论者以“身体是美女写作的本钱”为题发表自以为是的判断：“……有的人用生殖器思考，故而才有‘身体写作’和‘美女作家’之说。”可见这种所谓中国式想像的“身体写作”与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之间存在着如何南辕北辙似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最可悲的莫过于女性主义话语的内涵，被中国式的男权习惯性思维所推理、所演绎，然后再给予非难。

   《中国女性文学教程》的出版，标志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中国高校主流课程，有助于中国构建两性和谐的社会

    黄静芬：目前，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女性文学学科基本理论和相关知识的高校教材《中国女性文学教程》已出版，您作为这本书的主编，请问：其“第一部”的重大意义，表现在哪里？
    林丹娅：《中国女性文学教程》被列入中国公布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重点教材目录中，将作为高校文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用书。这本书的出版，有关学者指出，这标志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中国高校主流课程，妇女/性别的研究走向学科化、主流化，有助于中国构建两性和谐的社会。
    黄静芬：今年5月份，厦大版《阴道独白》在厦大上演，引起热烈反响。有观看者说：剧中那些极具震撼力的台词，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来自女性生命深处的真相告白。请您谈谈这部剧吧。
    林丹娅：《阴道独白》是美国女剧作家伊娃·恩斯勒在采访不同群体的女性的基础上创作的一出话剧。剧作家在剧中揭示“阴道”是如何由一个类同于“手臂”、“眼睛”的身体器官名词，变成贬义缠身的禁忌字眼。该剧推出后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1997年获得美国奥比奖，并在欧美各高校持续上演。该剧的最大特点是，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上演时，往往都会被加入当地女性的体验与遭际。这一方面表明它是一个包容性很大、蕴涵丰富的开放式剧本，另一方面也再次证明，女性问题实际上是所有人的问题。
    “阴道独白”毫无疑问是一个惊世骇俗的标题。恩斯勒允许别人改编上演她的剧目，但不允许别人改变这个剧名，她要的正是这种振聋发聩的效果和直面存在、发现真相的精神。
    厦大版《阴道独白》是由厦大中文系研究生改编、组织、导演，由厦大学生自愿者排演的，今年5月10日、11日两个晚上，在厦门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上演。闻讯而来的观看者把演出大厅挤得座无虚席。这是《阴道独白》首次在福建地区的上演。此剧的演出，应该说获得了性别教育与艺术感染的双重效果和成功。
    黄静芬：作为厦大版《阴道独白》的顾问，此剧的上演，您的感触特别深刻？
    林丹娅：现在的大多数人，在大庭广众面前宣讲“阴道”这个词，仍然感到羞于启齿。两年前，当我把此剧带给我的学生时，并没有预料到我们会排演出自己的“独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阴道”那儿来，但“阴道”却被男权观念中的我们，意识成污秽、龌龊、腌脏、下流、黄色、桃色的地方，它的苦难、悲剧、梦想、真相就这样被遮蔽在我们不愿说、不想说、不屑说、不知说什么、不知怎么说之中。此剧的上演，获得了“没有人在看了《阴道独白》以后，还会以原来的方式看待女性的身体”的效果。由此，借助这部剧，我感到“女性解放”似乎不会如预言中的那么漫长，“性别平等”也不会如想像中的是个神话，我看到了人类性别和谐的希望与未来。
    ○文/黄静芬
    ○图/林丹娅提供

厦门日报2008.11.21

雨宝宝

林氏望族现代女性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