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先生撰写《西游记漫话》的另一点感触是,先生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笔锋一转,进而指出《西游记》的想像力和喜剧性如何最终统一升华为一种童话精神。关于童话或儿童文学的问题,五四学者如周作人等,均有所讨论。当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与西方文学的对比,反过来问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化缺少了什么。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没有神话和史诗,或者至少是没有系统记载的神话和充分发展的史诗?中国的戏曲为什么晚出?也有人问为什么中国没有童话,为什么中国文学中儿童的形象如此罕见,而动物一旦开口说话就变成了妖怪,哪里还谈得上欧洲童话中那些可爱的王子公主呢?依照这种思路,接下来的诊断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化又出了一个老大民族可以预想的毛病,那就是,我们的传统教育扼杀了儿童,窒息了天真的幻想等等。周作人因此着意于介绍欧洲的童话,或者从中国通俗或口头的文学中去探寻童话的消息。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并不简单。自从一九六○年法国学者Philippe Ariès 出版了他的名著Centuries of Childhood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在欧洲的语境中,童年(childhood)是一个现代的概念。生长在中世纪欧洲的儿童与成年人穿的是一样的衣服,打一样的工。像成人那样不识字,因此也像成人那样受到口头文学的影响。毫不奇怪,儿童即便偶尔出现在中世纪的文学和绘画作品中,也不过是小大人的形象。童年既然是现代的产物,欧洲童话的观念也不免要有相应的调整。事实上,近三四十年来,欧美学者对格林童话的来源和性质已经提出了质疑,指出其中的不少作品并非如格林兄弟声称的那样来自民间的口头传说,而是出于作者本人的创作。而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为儿童讲述的故事,在今天的读者看来,甚至包含了不可思议的、令人恐惧的、至少也是儿童不宜的内容。因此,追问中国的传统文学何以没有产生童话,从一开始就可能是一个错误。而如果从晚明的《西游记》中竟然可以确认某些童话的因素,则又不啻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不仅可以修正我们理解童话问题的习惯的前提和出发点,而且有可能由此而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供我们思考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