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先生对钱理群的影响

林龙井

回顾自己的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在70年代末，文化革命结束以后，能够回到燕园，直接受到承接了五四传统的一代学人的精神熏陶与学术训练。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70年代末与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拥有一大批真正是一流的教授，他们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有不同的追求，而且把这样的追求，发展到极端，形成极其鲜明的个性，他们之间既相同又不同，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每一个教授都是偏至的（既有明显的长处和特色，同时也有明显的偏颇与不足），但由于他们的相互制约，即从整体上保证不会将某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从而达到较为合理的学术生态平衡”。“这正是最有利于学生的健全发展的。他们可以从有着不同的追求与风格的教授那里，各有所取，又各有所不取，他们与每一个教授的关系，都是既受其影响，同时又保持独立的批评态度。当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每一个学生和教授的关系，也会出现不平衡状态：学生会根据自己的气质、性格、爱好、知识结构、自我设计与选择，对与自己有着更多共鸣处的教授产生更大的亲和力，受到某位教授的更大影响，这自然会产生某种特殊的崇敬感，但他也会受到其他教授的影响，并从其他教授的不同的追求中，看到这位教授的某些不足，这就会有效地保证不会将崇敬发展为盲目崇拜。这样就既可享受追随自己心仪的教授的‘从游’之乐，又能够保持自我精神与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能够达到‘亦师亦友’的境界。我和我的同代学者之所以得到较为健康的发展，可以说全仰赖于这样的学术传统与环境”(《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
我在说这番话时，心中想到的，就是文学专业的“三巨头”：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与王瑶先生。他们之间是那样的相通———不仅私交很好，而且都同是五四精神的传人，有一种内在的心灵的契合；但他们的精神气质，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学术的追求，以至治学方法，又是那样的不同：都是不可重复的活生生的“这一个”。有幸作为他们的学生，我从内心对他们怀有同样的崇敬之情，但彼此的关系与所受影响，却又不同。王瑶先生是我的导师，我毕业留校后又长期担任他的助手，交往自是十分密切，先生作为一个“鲁迅式”的知识分子与学人，其精神与治学态度、方法对我的影响，也非常明显，我曾写有《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等多篇文章。因为我的大嫂是吴组缃先生的老学生，我与吴先生也就有了更多的私人的家庭式的交往，吴先生的“敢说真话”与学术、创作上的“务去陈言滥调，绝不人云亦云，无论如何要有自己的东西，言他人所不能言，写他人所不能写”的独立创造精神，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这些在我所写的《吴组缃“时代小说”序》及一篇未发表的悼念文章中都有所论及。
惟独林庚先生，我个人和他接触并不多，也从不写像写王先生、吴先生那样的文章；却不断地鼓励我的年轻朋友与学生去接近他———我曾经建议郭小聪写研究林先生诗歌理论的学术论文；介绍我的学生谢茂松去拍摄有关林先生的录像片；我的最年轻的学生张慧文则在我的指导下，作过关于“林庚与北京城”的研究，她写的读书笔记至今我还保留着。我总是这样对他(她)们说，不了解林庚，你们对北大及中文系的精神传统与学术传统的理解就是片面的，作为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你们会感到终生遗憾。而学生们一旦直接、间接地接触了林先生，就都毫无例外地为先生的风采与智慧所倾倒，在我面前讲个不停，而我总是默默地听着，发出会心的微笑……
我愿意就这样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远望”林庚先生。这里其实是存在着一种颇为微妙的心理的：我自知自己在精神上与林庚先生的亲近，我早就在心中将他圣洁化了，或许保持这样一种欣赏、赞叹而不过于密切的关系，从而获得一种自然而松弛的感觉，是更美好的。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我赞叹的是林庚先生身上诗人与学者的统一，我欣赏的是林庚先生将诗学术化与学术诗化所达到的人生境界、诗歌境界与学术境界。林先生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他的《天问》研究就足以显示他的考证的功力。但更让我动心的，却是他的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感悟力、直觉判断力与想象力。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学术研究也可以分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流派，林庚先生就是“浪漫主义学派”的代表。我曾经饶有兴趣地注意到王瑶先生写的《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文收《王瑶文集》第二卷）中的批评意见：在王先生看来，“这一部《中国文学史》不仅是著作，同时也可以说是创作”，“贯彻在这本书的整个精神和观点，都可以说是‘诗’的，而不是‘史’的”，其主要理由就是全书出于“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贯穿了“反映着五四那时代”的“生机的”历史观，“作者用他的观点处理了全部文学史，或者说用文学史来注释了他自己的“文艺观”。因此王先生举了许多例子批评作者“由自己的主观左右着材料的去取”。这大概就是过去通常所说的“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争吧；用今天人们习惯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主观”与“客观”之争。如果去掉学术批评与论争中必然有的“主观”色彩，“客观”地看两位先生的文学史观、研究方法和实践，作为学生辈，我是分明地感到先生们的研究既有相通的方面，更有明显的不同，而又都各具特色，各有魅力，又多少有些不足，正可以相互补充。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学习、吸收两位先生的长处，又警惕可能存在的偏颇，就成为我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考虑的问题。但吸取什么，怎样吸取，又与个人的精神气质直接相关；我因此而折服于王先生治学中的历史感，同时又对林先生的诗化学术有着情不自禁的向往。
而最让我醉心，并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的，是林庚先生最后一次讲课所提出的文学观与学术观。大概是1985年，当时的系主任严家炎老师让我参与全系性的“学术讲坛”的组织工作，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约请已经退休的林庚先生作演讲。林先生非常重视这次重上讲堂的机会，足足准备了一个月，反复斟酌讲稿，讲题都换了好几次。上课时，先生衣着整洁大方，神采奕奕，一站在那里，就把学生震住了。先生开口就问：“什么是诗?”然后，随口举出几首唐诗，逐字逐句赏析，先生讲得有声有色，学生听得如痴如醉。先生这才缓缓点出这堂课的主旨：“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此语一出，所有的学生顿有所悟，全都陷入了沉思。而先生一回到家里，就病倒了。我这才明白，这是林庚先生的“天鹅绝唱”，他把自己一生写诗、治学、做人的经验、生命的追求，都凝结在这句话里了。也正是林先生的这句话，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与治学之路。以后，我几乎每一次向研究生、大学生和中学生讲课，都要反复地申说林先生的这一观点：“这里所说的‘婴儿状态’，就是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新奇感，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从而产生不断有新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与“发现”：“只有有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才会产生学习、探索的热情和冲动：这正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与劳动的原动力”；“发现”则“包含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与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我还这样对年轻人说：“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像婴儿一样重新看一切，你就会有古人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进入了生命的新生状态。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人们所说的赤子之心。人类最具有创造性的大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学者，其实都是一些赤子，永远的赤子。北大‘大’在哪里?就因为有一批‘大学者’。这些学者‘大’在哪里?就因为他们始终保持‘小孩子’般的纯真、无邪，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所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与南师附中同学谈心》)。这些话在不同层次的青年学生———从中学生到研究生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实我所做的，不过是在向年轻一代宣扬林庚先生的精神与思想，林庚先生的基本创作经验和治学经验。
而这正是显示了林庚先生对我们中文系，对北大，以至对当下中国文学界、学术界、教育界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逐渐消失，因而弥足珍贵的传统。最近，我在一篇为巴金先生一百岁而写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无论如何，巴金老人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像他这样的人。———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灰尘与油腻蒙蔽了”。———这也是我此刻对林庚先生的感情：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
每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了燕南园那间小屋里的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下来，充盈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
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2004年12月10日急就


作者：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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