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草圣”——林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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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散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历十月七日生于 江苏省江浦县乌江桥北江家饭村。因在叔伯兄弟中排行五，乳名“小五子”稍长，困其自幼左耳微聋，又性憨 痴多沉默，人以为呆，故又呼他“五呆”。六岁人塾读书时 取名以沃，后改为以霖。十七岁时因发愤苦读，迷于诗书画，自号“三痴生”，故其早年诗稿及书、画上常署“林霖”（“林以霖”之省），铃自刻印“三痴生”或“痴墨”。1921年二十四岁时，其师张栗庵谐“三痴”之音，为其改名“散之”，终生用之。中青年时代，因左耳聋，书画上署款时常姓名之后又别署“左耳”。1966年，因其妻病逝和“文革”浩劫的双重打击，致两耳全聋，以后落款常署“散耳”、“聋叟”。

　　林散之的父亲林成璋是一位天性诚厚、无意功名的读书人，其 个性与学养对林散之有直接的遗传与影响。林散之三岁即喜写写 画画，五岁能对物写生，六岁入塾读书。自此至十三岁，七年间读 完《百家姓》、《千字文》、《孟的经典及《左传》、《古文观止》、《诗 经》、《毛诗》、《唐诗》等，又习作文、属对、作诗，习字则从描红人手，继临颜、柳名碑，十二岁已能为邻居写春联。课余又写生，或钩摹《绣像三国演义》、《绣像水浒传》中人物，大胆而富有想象力。因 其顽皮，童年时闹出不少趣事。

　　林散之十四岁时其父病故，家庭生活艰难。此后，他发奋求学，先从和县陈姓廪生读书，继去南京从张青甫学画人像。十六岁 时因疮疾返乡。诗文请教凛生范柳堂，书法从师范培开，并习武强 身，十八岁应聘在和县姐丈家教书，并从张栗庵学诗方文辞，尽读 其藏书，书法亦获其指授。十九岁娶赵姓女，次年，赵氏病故。二十一岁时大病垂危，幸张师精医道，获救。二十二岁被全椒富户盛 家选为婿，妻盛德粹贤淑达理，善治家，使其专心文艺，相伴数十年，感情甚笃。

　　林散之二十三岁时分得祖产水田近四亩，宅后山地数亩和原 住房十间。又购周围荒岗，辟为果园，并植大量树木，名其居日“散 木山房”。是时，其诗书画已颇有名声。

　　二十六岁时，他着手编著《山水类编》，至二十九岁时完稿。三 十二岁时，经张栗庵介绍，辞去教书工作，赴上海从黄宾虹学画山 水，至三十四岁，因家中经济困难，还乡，仍教书。当年秋，家乡水 灾，他挺身而出，义务主持圩事，公正廉明，甚受拥戴。

　　1934年，林散之三十七岁。遵黄宾虹教导，为师造化，孤身作 万里游，得画稿八百余幅，诗近两百首。次年撰成《漫游小记》，连 载于上海《旅行杂志》。1936年游虞山、扬州等地。1937年游黄 山，得诗十六首，画稿若干幅。

　　1938年，家乡为日寇侵占，林散之举家逃难，数年间，随身携诗稿、碑帖与笔墨纸砚，流浪中仍作诗书画不辍。1945年抗战胜 利，他不胜慨叹，曾作诗十九首记之。

　　解放后，林散之于1951年被选为江浦县人代会常委，作为国 家干部在江浦工作、生活了十二年。其间于1956年出任江浦县副 县长，1958年当选为南京市政协常委，1959年当选为江苏省政协 委员。1963年，他正欲退休时，江苏省国画院聘其为专职画师，迁 居南京，与画家钱松岩同住一幢两层楼房，林宅在楼下。从此，专 心书画创作，成果日丰。

　　1966年林散之六十九岁时，夫人病逝，林悲拗万分，顿使双耳 失聪。是年，“文革”运动爆发，林孤身一人在南京生活，来往于南 京、扬州、乌江儿女间，如此经历了七年的流浪生活。1970年春节 除夕，他在乌江镇浴池洗澡，不慎跌人开水池中，全身严重烫伤，救 治四个月始愈，右手五指粘并，幸被抢救了拇指、食指和中指，尚 可执笔，因自号“半残老人”。

　　1972年，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拟编发“中国现代书法作品选”特辑。评选中，他的草书条幅《毛主席 词·清平乐会昌》得到郭沫若、赵朴初、启功等权威人士的高度评 价，书名初震。是时他七十五岁。次年元月，《人民中国》第一号出 版，其作品单独列于特辑首页，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此后，日本 书道界的访华团体来中国，都以能拜会林散之为荣，对其书推崇备 至。是年3月，他自江浦重返南京。

　　1975年，他应荣宝斋之邀去北京，以其诗集《江上诗存》手稿奉请赵朴初、启功教正。赵为作颂诗，启为撰序文，给予极高赞誉。 四年后，南京教师迸修学院为之刊印三千册，从此流传海内外！

　　由于林散之在艺术上取得的卓越成就及其重大的社会影响， 1978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书名大震后，他创作更勤，应人索请或参加展览，大量作品流传四方。全国第一、二、三、四届书法 展，他均出以精品。此外，1980年，先后在南京、合肥举办个人书画展，展出作品一百四十件。1982年，又在南京举办其祖孙三代 书画展。

　　数年间，林散之又创作了多幅巨制。如1980年他八十三岁时以 丈二宣整幅作草书横披《自作诗·论书》，雄肆苍浑。1987年他九十岁时又以丈二宣整张作行草书条幅《自作诗·看长江大桥工程》，端 秀苍劲。同年又为峨嵋山重修金顶书“金顶”二字，字径约二尺。又 为福建妈祖庙以隶书写“和平女神海峡之岛”八个大字，每字均用整张四尺宣写成。其巨作之雄风雅韵，感人至深，叹为观止。

　　197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草书毛主席《水调歌头·重上 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合册。1981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出 版《林散之书画集》。1985年，安徽黄山书社出版《林散之诗书画 选集》，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林散之书法选集》。1986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其草书《论书诗卷》。

　　1984年5月15日，日本书道访华团拜访林散之，团长、日本书 坛巨攀青山杉雨敬题“草圣遗法在此翁”为赠。同年，北京《瞭望》 周刊四十七期发表《草圣遗风在此翁》评介文章。林散之“当代草 圣”之称从此传颂四方。

　　林散之暮年患脑动脉及全身主动脉硬化，多次住院疗养，每当 稍有好转，他便吟诗或作书、作画。1988年九十一岁时，他向故乡江浦县捐献历年书法精品一百七十件、画四十幅及所藏古砚两方， 江浦县为建书画陈列馆于求雨山。1989年7月病重。10月，病情 进一步恶化。他自知命数将尽，一天上午起床后突要纸笔，写下 “生天成佛”四字。至12月6日，与世长辞，终年九十二岁。

　　林散之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也正因为其出大名很晚，数十 年寒灯苦学，专心致志，积学厚，涵养富，不仅其书法功底至深，而 且，又因其做人之真诚和在诗主义辞及绘画等多方面的成就，滋养 了其书之气、韵、意、趣，使之能上达超凡的极高境界。也正因为其 书具有超凡脱俗的境界、深邃隽永的意韵，才能使书界中人对之品赏愈久，得益愈多，感受愈深，认识愈深。而认识愈深，也就更增敬 仰叹服之情，可以说，他的书法艺术中蕴涵着其人之真、诗之韵。 画之意。这是我们在解读林散之书法时不可不知的。

　　林散之生性赣厚诚朴，心地善良，待人诚恳，办事出以公心，敢 做敢为，如1931年家乡遭受特大水灾，林应五个圩长和当地老农 的要求，出任圩董，统管全圩，接受政府救济，以防乡长发灾难财， 坑害灾民。同时带领乡民们兴修圩堤。因其秉公无私，帮助灾民 度过难关，声望极高。

　　又如1953年，江浦大旱。河塘干涸见底，田地龟裂，禾苗枯 萎，此时江潮上涨，水位已高过堤内农田，急需挖开江堤，放水灌 溉。林散之急找县委书记陈述自己的经验与建议，但此事非同小 可，书记甚感为难。感情真切的林散之不由出言暴躁：“江水一定 要立即放，要是出事，杀我的头！”书记理解，急召集会议，研究 通过了林的建议，这一年整个江浦圩区获得了好收成。

　　林散之出了大名后，常有各种年龄层次、各种职业的学书者前 来求教。其中有不少自命不凡者，出示作品本想得到他的赞扬，不料他不通世故，劈头就是数句直言相告，遭致来者怨恨不已。也有 不少真诚求教者，接受其指教，认真学习。林每见有所迸益，喜形 于色，交谈甚欢，往往还主动作书为赠。杰出诗人、书法家高二适， 人多畏其性烈，好骂人，敬而远之。然他与林二人间则互为仰慕，常诗书往还，或相叙不知日夜，互相引为知己不可多得。可见林散之待人、交友皆对之以真诚，这是艺术家最可宝贵的品质，林曾 说：“文艺家要做真人，不要做假人欺世。”他自己正是“做真人”的 楷模。

　　林散之治学有一往无前的钻劲。他十七岁即以范仲淹名言 “不及，非人也”为座右，并取号“三痴生”。他痴情于诗、书、画，终 生末曾辍止。

　　他二十六岁开始编纂的《山水类编》，全书共二十九卷，三十五万余字，汇集前人有关山水画的论述，内容采自数百种文献，历时 三年余完成。在当时，可谓一大工程，他人未曾做过，可见其心志。 1930年，林曾将此书抄本携去上海，请其师黄宾虹审正。黄仔细阅过，并作了眉批，并打算推荐给神州国光社出版，后因抗战起，末果。

　　他牢记黄宾虹“师古人，更要师造化”的教导，通过几年节衣缩 食，积累了一些旅费，便于1934年三十七岁时决然打点行装，告别老母妻儿，孤身出游。费时八个月，历经苏、皖、鲁、晋、豫、陕、川、鄂九省，游嵩山、华山、终南山、太白山、峨嵋山、庐山、混江、三峡等名山大川，行程一万六千余里，历尽艰难险阻，得画稿八百余幅，诗近二百首，并观摩沿途历代刻石书法，胸襟与眼界大开。此举亦少有人实行，可见他追求理想的执着与坚毅。后又两游黄山，在名山大川中体验方法，寻觅新意，尤对山川景色风云气象变化之灵韵深得感情。这对其后来诗、书、画高逸格调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林散之少年时即显出诗才不凡。今尚存其1914年十七岁时自订诗集《方棠三痴生拙稿》，内书目作诗词一百一十六首，以行书 或楷书书写，大部分作了修改。其诗文老师评曰：“词旨清婉，用典 浑切，凤呜高冈，自非凡响。”其平生，无时无地不在推敲诗作，如病卧时、睡梦中、吃饭时、走路时常不能自控地兴起作诗。甚至在坐马桶时也常沉思，忽觅得佳句急起身提裤去桌上取纸笔记下，以免遗忘，一时传为笑谈。

　　他在诗词上耗费的心血最多，体会最深，自我评价也最高。他在八十多岁时曾颇为动情他说过：“现在社会上风云变动不定，一切不与人争，只与古人争一地位。这是个目的。 诗、书、画，我的诗为第一位。功夫深，用了六七十年心血。尤其 ‘四人帮’时，家籍被抢烧一空，唯诗稿常在身边，晚上枕头，不让遗失，保存下来，真是苦难重重。自下已蒙各方面努力，存印下来，可以留给后人看看。”

　　这一番话有两个要点：一是林散之治艺，志在与古人争一地位。他一生奋斗，标尺放在这一高度；二是他自评诗。 书、画，以诗为第一。从其所叙保护诗稿的经过，可见其倾注感情之深。《江上诗存·启功序》中盛赞：“老人之诗，胸罗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者，发于笔下，浩浩然，随意所之。 无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应手之乐。”赵朴初题赞中则有“老辣文章 见霸才”句，评价极高。

　　林诗颇近于唐人白居易、来人杨万里的情 调，朴实无华、清淡中见真情。这种意境正与其个性气质相表里。可是，这饱含着老人一生才华与深挚情感的两千几百首旧体诗词，今世又有多少人能品味其妙处呢？但其抒情写意的诗词往往见题 于画作上，与画境相辅相成，并臻其妙。或见之于书法作品中，其 诗词的意韵成为其书法笔墨、风格的深层内蕴，故其书法艺术的形 式美中充溢着浓厚的诗的韵味，此非常人所能及。故可以说，其诗韵乃其书之魂！

　　林散之十三岁学画人像，并学工笔人物画，后又自学山水画。 二十余岁时，其书法工楷书、隶书、行书，工笔人物画师陈者莲、黄 慎，山水画宗王烟客、王石谷，在皖东已小有名气。三十二岁时，经 其方诗文辞老师张栗庵推介去上海投师黄宾虹，为其艺术生涯中 重大转折。黄为诗、书、画、印“四合一”的艺术大师，其山水画尤为海内外所敬服。林从学两年，书画笔墨之道深得教益，眼界大为开 阔，见识大为增长。又获读黄师大量藏书，并聆听教诲，学问大进。这两年的收获，对其一生艺术的攀高，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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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林在中国画上尝试表现现实生活，1955年创作了长卷《江浦春修图》，直接取材于宏大的修圩筑堤工程，饱含着他的切身体验和深挚情感。这幅长卷成为解放后国画界最早反映现实生活的佳作之一。

　　1963年，林散之应聘为江苏省国画院画师之后，曾与画院同赴苏南、苏北写生。三年间，作画甚勤。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后，所藏大量书籍、字画、碑帖被查抄焚毁，生活动荡不定。1970年全身严重烫伤，险些丧命。此后，他作书较多。而作画，末再外出写生，多追忆往昔写生印象，尤以画黄山烟云景色为多。其用笔与作书同，曲中求直，方圆相兼。水墨则竭尽干湿浓淡的交互变 化，表现烟云气象的丰富意趣，从而造就其高出时人的水墨技巧， 与其师黄宾虹不同。黄之墨法有苍浑之气，林之墨法则更多灵润之意。他在这一方面深切而独到的体验，施之于草书，为草书开一新境界。而其在写意山水画的意境追求上，景物造型上及布白的奇正、虚实、墨白的处理手法上所获得的深切体会，渗透其书法的字法、章法，又使其书具有了独特的个性趣味。

　　林散之自述：“余八岁时，开始学艺，未有师承。十六岁从乡亲 范培开先生学书。先生授以唐碑，并授安吴执笔悬腕之法，心好习之广又云：“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 先生及远游，一变；方稀之后，又一变矣。”其自我鉴定书法进程为四个阶段。

　　他从小即勤奋习书。从现存其十七岁时自订诗稿《古棠三痴 生拙稿》来看，此时不仅其诗已颇具功力与性情，其小字行草书，以 《怀仁集王圣教序》为底，已颇具功力与文人气息，所书甚熟练，然 点画用笔较文弱。从这本诗集手稿，可概见其“未有师承”时期至其拜师之初已达到的水平。

　　谈到从师于范培开所得，他自言：“我用悬腕写字全亏范先生的教导。本来我写字是伏在案上，全用笔拖，不懂也不敢悬腕。从范先生学书后方懂得悬腕之法。悬腕才能用笔活，运转自如。”这 一感受十分深刻。不能悬腕，在写诗稿一类的小字时还无大妨碍， 若写大一点的字，就不能贯气自如地运笔了。这一教导，使他有了远大的前途。

　　他又说：“余初学书，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宋、元， 降而明、清，皆所摹习。于汉师《礼器》、《张迁》《孔宙》、《衡方》、《乙瑛》、《曹全》；于魏师《张猛龙》、《贾使君》、《缀龙颜》、《缀宝子》、《嵩高灵庙》、《张黑女》、《崔敬邕》；于晋学《阁帖》；于唐学颜平原。 柳诚悬、杨少师、李北海，而于北海学之最久，反复习之。以宋之米 氏、元之赵氏、明之王觉斯、董思白诸公，皆力学之。”其学书临古之 脉络如此。可见林散之思想开明，是以兼融并取的态度广为取法古人的。他无论碑、帖，无论何家何派，各取其所长。对隶、真、行。 草诸体，终其一生，苦心钻研。唯于篆书，他末提及。曾见其所书， 亦甚有功力，趣味不凡，笔法得自其师黄宾虹。

　　林散之曾自言其十六岁写柳公权《玄秘塔》，其结体秀峭，用笔瘦硬，对他后来个性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调。这时，他得到了范培开的指授。十八岁后又从张栗庵学诗古文辞，书法亦获其教导。 张氏书宗晋唐，于榕遂良、米海岳尤精至。在法度与文人气息上均 对他有很大影响；从其二十余岁时画上题字与真书诗稿《四时读书乐》中分明可见。他又于魏碑下过很大功夫，尤其对《张猛龙碑》用 功最多，此碑体态较修长、舒展，点画亦较瘦硬，正可与柳体互补，更增奇姿异态。林书风格主要以此二碑立骨。而他“于李北海学之最久”，所取乃是北海书体势宽博中见紧密，秀中藏拙的意态。

　　林散之书法总体上说，是以南北朝晋唐碑刻筑基，又从《阁帖》学晋人书，并取法唐、宋、元、明诸名家手札，得其意韵，同时临习汉 隶名碑，数十年不辍，故其书刚中见柔，兼有碑之骨、帖之韵，又渗透着汉隶朴拙之意。其书，不仅创作，即临写各体碑帖，凡粗壮风格者，其笔下所临皆趋于瘦硬。他信奉杜甫所谓“书贵瘦硬始通神”的审美观念，这也是其书风格的基本特点。

　　从师黄宾虹，对其书法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黄氏对笔墨技巧的钻研为现代之冠。林散之论书有“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入圆时更觉方”句，这一笔法原理来自黄宾虹对他的指教与影响。他自师从黄宾虹后，不仅画入其门，书亦得其法。其书用 笔与体势在很长时期内颇近于黄体，曲中求直，圆中求方，无论纵横，均不直过，疾涩相应，强调对折钗股、屋漏痕意理的感悟。即晚年所书字形虽不似黄体，但笔法仍守黄书之神髓，可见其善学。

　　林散之自言：“六十岁前，我游骋于法度之中。六十岁后稍稍有数，就不拘于法。”观其作品，确如其言。大约此前的作品，虽格调、意韵甚好，但用笔与结字均在高度的理性把握之中，观赏时可 以感觉得到。六十岁后所书循法度而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从而有天趣流露，此即其所谓“不拘于法”。大约七十岁后所书，强调个性、追求天趣成为其审美的主导倾向，创作中用笔大为放开，不同状态下作书即有不同的情意介人，故作品一时有一时之气象。八十岁后进入自由之境，作书时已无法度意识，落笔皆随意、随兴为之，出神入化，意趣天成。此时作品，笔墨变化妙不可言，往往不见点画与结字形态之具象，但其虚灵超脱的墨象似无意中受看法度的调控，有无尽的内蕴，令人捉摸不透，玩味不尽。这是林散之书法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最高境界。这是足以笑傲于中国书法史 的、不同于古今书坛所有大家的独到境界。

　　林散之中年时代的行书基本面目是米芾、董其昌和黄宾虹的 合成。后又钻研王铎的行书与草书。关于他学草书的年龄，其自 言：“我到六十岁后才学草书，有许多甘苦体会。没有写碑的底子， 不会有成就。”他学书数十年，常写碑，旨在锤炼其书法线条的力 度、涩度、厚度与拙朴趣味。所谓“六十岁后才学草书”当指其六十 岁后才以草书为专攻。现存他三十余岁时的草书作品已颇见功 力，四十余岁所作草书已形成其个人风格的基本模型，大抵为黄宾 虹笔法与怀素草书体势相渗透。六十岁后，他将主攻目标转向了 草书，对书体中难度最高、艺术抒情性最强的草体作最后的冲刺。 以攀登书法艺术的最高峰。

　　在这最后阶段，他谋求诸家草法的溶合，尤其是将怀素与王铎 两家草法加以变通。他对王铎草书有深刻的认识。王铎草书承继 二王、怀素，并合以米芾笔法，精熟至极，奇巧至极，真可谓无以复 加，走其老路，恐难以再创新境。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加以变 長法。其以隶意入草，涵溶于笔墨之间，无一生硬之迹，非深识其书 者，难以看破。他以深厚的汉隶功力来改造王铎草法，返熟为生， 以拙破巧，从而造就了林散之草体。这是他独具胆识与创意之处， 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972年底，《人民中国》杂志选拔现代中国书法精品向日本介绍，林的草书作品得到郭沫若、赵朴初、启功诸位权威人物的高度赞誉，名列榜首，代表现代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那一幅作品确可以称之为林散之书法衰年变法前期的代表作。其在有意无意间，既循法又破法，随意自如，时出天趣，又恰到好处，令人赞叹不已。

　　但林散之并末以所获殊荣为满足，他对越来 越多的赞扬声和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淡然处之，默不作声地、我行 我素地向自己认定的更高境界不懈追求，使其书法在八十岁前后全面进入化境。他在七十人岁时曾有感赋诗一首：“不随世俗任孤行，自喜年来笔墨真。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可见其对性灵境界的追求毫不含糊，他视书法为性情中物，自喜能“写到 灵魂最深处”，纯乎真性灵的显现，这是一种“天籁”之境。

　　他八十三岁时所作论书诗云：“自攫神奇人画图，居心末肯作凡夫。希贤 希圣希今方，无我无人无主权。一种虚灵求不昧，几番妙相悟真如。浑然天趣留多少，草绿山中认苾刍。”这亦是进入化境后才能深刻体验到并道得出的心声。他将此诗写作丈二整宣横幅，气势撼人心魄。通幅真气弥满，既雄厚又狂放，用笔亦圆亦方，斩钉截铁，又柔韧有节，变化莫测。其涨墨、浓墨处厚重而不滞，枯笔散锋 渴墨处有如烟云腾绕，字形笔画散漫而神意在，内力更强。长锋羊毫在其手中经数十年的运使、研究，创出一套独特的笔法，笔锋的正侧翻转，无不如志，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笔法与墨法互为作用。林散之从王铎书法中悟得涨墨之妙，又从黄宾虹画法中承取焦墨、渴墨与宿墨法，随其兴致所至，施之于书法创作，其八十岁后作品，有时通幅以浓墨焦墨为之，聚墨处黑而亮，神彩夺人，枯墨散锋处一枯再枯，墨似尽而笔仍在擦行，只见笔墨化作虚丝，在似有若无间尤显其意韵、精神之超凡。有时又以宿墨为之，时而墨晕中见有浓墨凝聚，乃运笔之实迹，时而变枯、变淡，笔意一翻转，又变润、变浓。他充分利用长锋羊毫蓄水多、下注慢，便于连续书写的特性，笔毫内所蓄水、墨不匀，即可随笔锋翻 转、运笔速度的快慢产生浓淡干湿的无穷变化。

　　由于这种种技巧的作用，使长锋羊毫在笔画的粗细和点画形态的表现上不易产生很大变化的局限性，通过水墨的丰富变化得到了奇妙的补充，笔法与墨法互补相发，是林散之书法对中国书法技法宝库提供的创造性成果。而这一神奇的技巧，成了其书法化境的重要表现手段。

　　林散之是诗、书、画三绝的艺坛大家。其书震憾中外后不几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很快出现了全面兴盛的局面。林散之的书法，从其审美观到形式技巧都对国内外书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江苏及南京地区的中青年受益尤多。今日南京及江苏中青年书法家总体艺术素质较好、创作水平较强、审美识见较高，有些已成为全国书店的中坚，都直接或间接地、或多 或少地得到过他的教导与影响。林散之对现代中国书法艺术事业的贡献，真可谓“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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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林散之的诗书画艺术水平，早年就存有不同的评价。有许多人很早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例如安徽省合肥市有个懒悟和尚，擅长诗书画，他的眼光很高，也很傲。早在1952年林散之去合肥参加安徽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时，他对林散之的诗书画评价就很高。对于林散之的人品，更是钦佩之至。他逢人即宣扬林散之的诗、书、画、道德、文章都是上品，“当代独步”。高二适先生性格高傲，极少赞誉别人，尤其是当代人。但当1962年他第一次看到林散之为江苏省政协书写的草书条幅时，佩服之至，连声惊叹。后来见到林散之的诗，认为是“当代诗坛一绝”。
　　但也有些人持不同的看法。仁智随识，酸咸异味，这是很自然的。
　　总的说来，在1972年以前，林散之在南京书画界只是一个普通“画师”而已。
　　1972年8月，为庆祝中日恢复邦交，《人民中国》杂志打算出版一期《特辑》，计划在其中安排一项内容：《中国现代书法作品选》。当时任《新华日报》编辑的田原先生被借调到《人民中国》编辑部去协助出版这期特辑。
　　田原先生对林散之的书法艺术一直评价很高，对于林散之的书法艺术未能显诸当世引为憾事。他想借此机会把林散之的书法作品拿到北京去，请书法界名家、高手评议一下，以印证自己对林散之书法艺术的看法是否正确。于是积极向《人民中国》编辑部推荐林散之的书法作品选入《中国现代书法作品选》。
　　当时林散之正在乌江。经过一番周折，林散之的一幅草书条幅《东方欲晓》被带到了北京。编辑部首先把林散之的这幅作品送请启功先生评定。当时启功先生病卧在床，勉强起身，坐在床上把林散之的书法条幅展开。他眼睛突然一亮，急忙起床，将作品挂到墙上，认真地看了起来。看了一儿，启功先生脱下帽子，后退三步，向林散之的作品深深地三鞠躬，称赞说：“太好了！太好了！”
　　编辑部接着把林散之的作品送给顿立夫先生看。顿先生看后，竖起大拇指，翻着两眼连说：“能代表中国”。
　　接着请赵朴初先生评定。他见了林散之的字，称誉道“此老功力至深，佩服，佩服！”还说：“向林老致敬意！并希望能得林老的墨宝。”
　　最后是把所有的入选作品送给郭沫若评定。郭老分别说“好的”、“不错”、“可以”。对有的作品不表态。郭老对林散之的作品看得比较仔细、认真。最后，林散之的作品被说成是“好的”。《人民中国》编辑部原打算把郭老的字排在《中国现代书法作品选》的第一篇显要位置，但郭老要求把他的字取下，不排在作品选中。后来，编辑部按照郭老的要求办了，并根根各位名家权威的评定意见，把林散之的作品排在第一。
　　这期杂志出版并在日本发行后，在日本书道界和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早在作品发表前的1972年冬，林散之的书法作品在北京受到极高评价的消息就已传到南京，就像无意中突然发现了一件稀世珍宝一样，震动了各阶层人士，并迅速传播开来。随之林散之的声誉在艺坛与日俱增。
　　笔会
　　1973年3月，日本书道家访华参观团来南京访问，指名要求与林散之晤面。领导上派秦剑铭去乌江将林散之接来南京，住招待所。
　　晤面被安排在南京艺术学院，昌庚陪同前往。按领导安排，林散之坐在一个房间的中间位置，日本友人依次鱼贯进入，一一与林散之握手后即顺序离开，昌庚侍立在林散之身旁。林散之对此很不习惯，觉得这样显得“架子太大”，他从来没有对人摆过这种架子。林散之要站起来与日本友人握手，但被昌庚按住。因领导向昌庚一再打招呼，不要让林散之站起来握手，林散之对此很不以为然。但这是领导指示，也没有办法。
　　接见后，中日书法家都集中在一个较大的会议室举行笔会。室中放了几张大桌子。林散之写字时，所有日本友人都围在林散之四周，看林散之是怎样写法。他们见林散之用那样细而软长的羊毫写出那样刚健的草书，而且笔锋始终是直立的，十分惊奇。他们的团长等林散之写完后，试着用林散之的笔写，但一用力，笔就瘫软下来，无法写，只好换用自带的硬毫笔写。林散之笑了。
　　林散之穿的棉衣袖口是破的，昌庚事先不知道，写字前帮其卷袖子，按老习惯把袖口往外卷，被林散之打了一下，他自己一反其常，把袖口往里塞。当时昌庚不知原因，后来回去才知道，林散之的棉衣袖口已破，怕露出棉絮给国家丢脸。
　　林散之写字是采用绘画用墨的办法。画法用墨有七种：积墨、破墨、焦墨、宿墨、浓墨、淡墨、渴墨。为取得不同的墨色，林散之总是先把墨磨得很浓很浓，然后破清水写字，水墨交融，洇散渗化，加上写字过程中笔上墨的多少不同，写出来的一幅字就有浓淡深浅，湿润枯燥等多种墨彩。日本书道家从用墨到用笔一直站在旁边仔细观看。起初，工作人员把墨磨好后，林散之仍叫再磨，过了一会儿以为磨好，林散之仍叫继续磨，一直磨到很浓很浓。日本友人觉得不可理解，这样稠的墨如何写字？等到林散之写字前，又要来一碗清水，用水破浓墨。这似乎是自找麻烦，墨磨得那么浓，又来加清水，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拼命叫人把墨磨得那么浓呢？等到林散之用这种清水破浓墨的方法写完字后，墨色变化万千，日本友人不禁惊叫起来。
　　《江上诗存》抄印
　　林散之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用在看诗和作诗上，对诗的感情远过字画。母亲在世时，经常嗔怪林散之的一句话就是：“一天到晚就晓得哼诗！”母亲积数十年之经验总结出的这句话，确实客观地描绘了林散之一生的最主要特征。林散之一生多颠沛，但不论走到哪里，别的一切都可以不带，《江上诗存》稿却必定总是带在身边，视若生命。他曾作诗云：“精椠名刊久断肠，不堪回首‘四人帮’。凄凉几卷残诗在，犹向人间道短长”。
　　写字、作画总需要有一定的条件，至少得要有纸墨笔砚和桌子、板凳。而作诗则几乎不需要什么条件，只要有一杆铅笔头和随便一小片白纸就行了。林散之一生，除有极特殊情况，几乎无日不看诗、作诗。甚至睡在病床上发着烧也在想诗、作诗。有时一句诗未想好，睡到半夜，突然想起来了，立刻爬起来记下，才安心睡觉。坐车、乘船、走路、骑毛驴，更是他想诗、作诗的好时间。林散之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不论碰到什么艰难和痛苦，只要一“哼上诗”，什么都会抛到脑后。这可能也是他能够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林散之的诗，高二适先生说：“功力之深，非胸中有万卷书，不能如是挥洒自如。”启功先生说：“胸罗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者，发于笔下，浩浩然，随意所之。无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应手之乐。”赵朴初称颂林散之诗文是：“老辣文章称霸才”。林散之评价自己对诗书画三者的造诣，是诗在书画之上。后来在他自书的墓碑上自称是“诗人”，而不是自称“书法家”或“画家”。由此可见，林散之对自己的诗的重视程度。“人生七十古来稀”，林散之年近八十，身体日衰，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就是毕生精力写成的几千首诗有朝一日可能丧失。
　　林散之平时作诗，一般都是先用“碎纸零笺”写草稿，反复推敲修改后完稿。诗稿积累到一定数量，就转抄到《江上诗存》本子上。到1973年，已积累了十多本共三十六卷。有许多还未抄在本子上，零散放着。
　　白野先生甚喜爱林散之的诗，也理解林散之担心诗稿丧失的心情，便主动提出把《江上诗存》抄写一部手抄本，说《红楼梦》最初就是靠手抄本传下来的。自1973年开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到1974年11月，《江上诗存》三十六卷全部抄成。林散之深为感激，特意精心画了一幅《白野抄诗图》，并题诗报之曰：
　　故纸另笺持赠君，伤残应念老夫贫。
　　闲情收拾知多少，卅六抄成独费神。
　　
　　秋老庭柯叶再霜，小堂病客写诗忙。
　　选来不弃闲诗句，为有新声入晋唐。
　　白野先生又作《念奴娇》词赠林散之：
　　诗人多有，擅郑虔三绝，要非容易。往往此丰而彼啬，点缀闲情已矣。画款荆关，书追颠素，诗可白陆比。若吾师者，艺林今古无几。应念江上清风，湖边明月，处处皆诗意。况复秦关连蜀道，搜尽奇峰万里。俊逸参军，清新开府，腕底生灵异。南园春好，满蹊争放桃李。
　　林散之依原韵酬答曰：
　　平生自许，不作惊人语，独趣平易。仓皇里，春风秋雨，侵寻而今老矣。沉吟江山，留连诗句，实难前人比。多谢先生，不惜抄存卷几。唯念江上残人，山中聋叟，君忽有真意。岂为此声遗瓦釜，听取巴人下里，琼树琪花，疏林幽草，悱恻存同异。余羹唾已，僵桃何堪代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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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野先生抄诗皆由胡舜庆从林散之处先取一部分原稿去，抄完后由胡送还，再取新稿。林散之感谢他多次往返辛劳，有《酬胡舜庆》诗，并书成条幅赠曰：“秋林白野小堂开，蠹简鱼笺且费栽。多谢胡郎双雁足，更番湖上送诗来。”
　　白野先生抄《江上诗存》的事启迪了林散之最接近的学生和友人陈慎之。陈为人诚挚，小楷端庄秀逸，颇具功力。他深知林散之的心愿。靠手抄，数量总是极有限的。而且在当时“文革”期间，要出版《江上诗存》绝无可能。为了保存并扩大林散之诗的影响，他想把林散之的诗刻钢板油印出来。于是和林散之另两位擅长书写正楷的学生冯仲华、庄希祖商量，得到一致支持。于是三个人以陈慎之为主，怀着对自己老师的深厚情谊，从1974年末开始，利用晚上和星期天工作之余的时间，为林散之刻印《江上诗存》。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辛勤努力，终于在1975年11月初林散之七十八岁生日前夕，把三十多万字的《江上诗存》全部刻印出来，精工线装了一百套，每套分上、中、下和外编四册，共四百本。在林散之七十八岁生日这天，陈慎之等把这一百套装订好的《江上诗存》刻印本作为无比珍贵的生日礼物送到林散之面前时，林散之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江上诗存》保存下来了，林散之一颗悬挂着的心事也从此落实了。
　　这件事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批林批孔”、“批儒”、“批周公”正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要做成这件事，谈何容易！这不仅需要花去近一年的全部业余时间（这套诗集，陈慎之一人刻了三分之二以上），还要担当一定的政治风险，只能“偷偷地干”。为了避免引起可能发生的“麻烦”，诗集不敢在南京印，由陈慎之找可靠朋友远送到句容县去印。
　　林散之最喜欢感情真实的人。在学生中，林散之对陈慎之的感情最深。在一切场合，只要有陈慎之在场，林散之总是要叫陈慎之坐在自己身边。现在，陈慎之是南京市书法协会副主席，冯仲华是安庆市黄梅戏校校长，庄希祖在南京市师范专科学校教授书法。
　　林散之性幽默，和青年人在一起常喜欢说些诙谐的话开玩笑。诗集刻印好后，由庄希祖等亲自动手装订成册。庄当时在新华印刷厂工作，略懂装订技术。为了赶在林散之生日前把诗集装订好，常常忙到深夜。他当时三十多岁，人皆呼之“小庄”。林散之写了《谢小庄订书二首》诗和他开玩笑，也是表示谢意，其一首云：“多谢小庄为订诗，一更忙到二更迟。明年待我工调整，好买黄金报素知。”
　　南京教师进修学院院长李子磐先生很赞赏林散之的诗，他觉得《江上诗存》油印一百套数量太少，而且油印总不如铅印看起来清爽。1978年春，他与林散之商量，愿以该院名义将《江上诗存》铅印数千册作为内部资料与有关单位交流，林散之欣然同意。由陈世雄协助具体办理，于1979年8月印成，发送至全国有关单位。
　　“何处能寻避债台”
　　“书以畅志”。窗明几净，濡墨挥毫，写几张字，画一幅画，对林散之来说，是件乐事。如果在精神或情绪不好时，外界力量硬逼着写，不写不行，一写又是一大堆，这样成为“书奴”，就苦了。“艺成而下”，这恐怕也是每一个有了名气的书画家所共同感受到的痛苦。
　　实在地说，林散之是“很好说话的”，向林散之求字，他一般总是抱着广结墨缘、来者不拒的态度。
　　但到了晚年，因脑动脉硬化、血压高，经常感到头昏，可“声名”却越来越大，求字的人越来越多，实在招架不住了。1977年，林散之去乌江小住，本来是想去“躲债”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家藏存的林散之字画被当作“四旧”烧掉了。那时林散之在乌江是没有人向他要字画的，很是安静。但林散之书法出名后，情况不同了，林散之的字画又吃香了。这次回去，前来索字画的人特别多，几乎每天来人，络绎不绝。一天，风雪交加，路无行人。林散之心想，今天该没有人来了。一语未了，即进来四个人，而且是从江浦县城远道特意赶来索字的。
　　在乌江住了十多天，求字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林散之实在住不下去了，急写信叫昌庚赶快接他回南京。信中说：“这次回家，本想休息，事实相反，天天家里来人，真是闹得头昏。什么人都要写字。……秋平急得要死，家中准备度春荒的粮食给来人吃光了，过年剩的咸鱼、咸肉吃光了，昨天又借了一百四十斤大米，有什么办法呢？我说我今年八十岁，不能写这么多了，他们不管，望着我笑，好像我是装病。我说我的朋友高二适是写字累死的！他们不管，他死他的，你没有死，要替我写一点作纪念。事情越搞越大，越写越多。其实，回南京也是烦得要死，不能安居的……”
　　1978年，荇若接林散之去扬州小住。原来他是想安静一下，哪知情况也仍然和乌江一样。林散之多次作诗慨叹：“何处能寻避债台，江南江北费安排。”“江南住不住，江北住不安。可怜大地间，无以息潺潺。”“如此追偿老命休！”
　　林散之写信给昌庚说：“到时再与你研究一种逃避的办法。”其实，“逃避的办法”是研究不出的，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最恶劣的是，在艺术成为商品，名人字画在国内市场上可以卖钱以后，有些人把向名人索取字画作为自己发财致富的一条捷径。这类“恶客”的手段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手法之一是“硬磨”。他们或亲自反复多次来求“墨宝”，不给写就不走；或反复多次来信，字不到手，磨得你寝食难安。例如浙江省安吉县孝丰镇有位某某，摘录其一信如下：“林老先生：您好！我已多次给您写信，想求您墨宝，今天特再来信求墨宝，万谢！”还有安吉县的某某，连林散之的名字他都弄不清楚，也来信索字：“林徵著名艺术大师：您是我早就熟悉和崇敬的书法名家。我爱好收藏字画，您的真迹是艺术珍品，具有无限的艺术价值，我想收藏您的真迹，敬请大师恩赐。”真不知道这位先生是如何“早就熟悉”名字叫“林徵”的“艺术大师”的。这类五花八门的信，每月能收到一两百封。对这类恶客，如果我们儿女在场，一般都是婉言辞去，或把信直接“处理”掉，不让林散之看。如果我们儿女不在场，林散之为了求得安宁，有时只好写一张字给他们了事。
　　有一次，一位自称是“自费旅游全国”的青年来到林散之处。据他说，每到一处，著名书画家都送字画给他作“纪念”，硬要林散之给他一张字。适昌庚在场，再三劝之不走，一直闹到要去派出所喊公安人员，他才悻悻然臭骂了昌庚一顿离去，那天幸好家中还有其他客人，不然，他要对昌庚动武。
　　为了减轻林散之的负担和痛苦，我们儿女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免不了要辞谢些索字画者，由此得罪了不少人。其实，任何人处于我们这种地位，都不得不这样做。“难来酪果供千佛。”未得到酪果的佛，不免要作怒目之态，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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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散之（1898一1989），安徽和县乌江人。原名以霖，号三痴，后改名散之，别号左耳、散耳、聋叟、江上老人。林散之童年即喜涂鸦，十四岁丧父，由笔者外祖父曾梓亭介绍，至南京跟张青甫学习工笔人物画，练就基本功。此后随乡亲范培开先生学习书法，范先生授以安吴执笔之法，双钩悬腕，中锋竖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三十以后，由含山进士张栗庵引荐，负籍沪上，拜黄宾虹为师，得“五笔七墨”之秘。一九三三年，遵黄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教导，开始影响一生的万里之行。散之晚年历数自己学书历程道：“余十六岁始学唐碑，三十以后学行书，学米；六十岁以后学草书。草书以大王为宗，释怀素为体，王觉斯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始启之者，范先生；终成之者，张师与宾虹师也。此余八十年学书之大略也。” 秋水老师谓：“散老惯长锋羊毫，蘸水，后掭墨，力运笔端，墨注纸上，水墨交融，渗化洇散，有意想不到的情趣。锋长则弹强，含墨量多，他以娴熟的手法，提按转折，涩进疾阻，似欹反正，将倒复起，曲处见直，圆中寓方，浓纤长短适度，燥润枯湿合宜，但觉一片化机，满纸精彩。” 解放后林先生曾任江浦县副县长、南京政协副主席。六十年代初入江苏省国画院任专职画师。曾为江苏省国画院一级美术师、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林家文（qq575665234）提供资料

yaobai

顶 敬仰 咱们后人沾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