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与日本黄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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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元（1592-1673年），俗姓林，名隆琦，字曾昺，号子房，福清县人。明泰昌元年（1620年），投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剃度出家，法号“隐元”。周游各地，遍访名师，崇祯八年（1635年），成为佛教临济宗正式传法者。两年后，为黄檗山万福寺住持。四出募化，扩建寺院，使万福寺成为中国东南名刹。清顺治八年（1651年）万福寺僧众达数千人，出了不少学有专长的高僧，隐元因此被尊为一代僧杰，名扬海内外。顺治十一年（1654年），隐元应邀率30位知名僧俗，从厦门启航赴日本长崎，受日本佛教的主流之一。顺治十六年（1659年），日本皇室赐京都宇治醍醐山麓一万坪地给隐元创建新寺。新寺规制悉照中国旧例，也取名“黄檗山万福寺”，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鼻祖。隐元开过三回“三坛戒会”，为两千多人受戒。康熙十二年（1673年）天皇赐予“大光普照国师”尊号，三天后圆寂。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日本黄檗派寺院已发展到1010个；到同治六年（1867年），日本“黄檗宗”衍为八派，嗣法者达4648人。至今日本崇奉“黄檗宗”的僧俗达数百万人。隐元带去的中国建筑、雕塑、书法印刻、雕版印刷、医药学和音乐等，日本称之为“黄檗文化”。隐元知识广博，诗文书法均佳。著有《弘戒法仪》、《语录》10卷、《云涛集》1册，为佛学珍贵遗产。

隐元与日本黄檗宗

　　明末清初，东渡日本的隐元禅师，把中国文化中的建筑、雕塑、书法、印刷、医药、音乐、饮食等传入日本，对日本近世佛教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日本佛教禅宗和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事，在福清的历史上，留下了重彩一笔。

（一）

　　隐元，俗姓林，名隆琦。明神宗万历廿年（1653年）十一月四日，出生于福清万安乡灵得里东林村（现属上迳镇）。父林德龙，母龚氏。在兄弟三人中，隐元行三，原名曾丙，号子房。父亲在隐元六岁的时候，迫于生计往湖南、湖北一带谋生，一去不归，从此便家道中落。隐元九岁就学乡里的中峰社学，翌年冬即辍学，不得不学起农事，随兄长耕樵，维持生计。

　　隐元少年时就非常聪明。长大渐渐显露出成为宗教家的苗头。他经常与两三个朋友坐卧松树下，仰观天河运转，浮想宇宙的秘密，觉得宇宙间的至理，除非是仙佛难以明了，便有了向佛之意。此时的隐元虽未出家，却已看破红尘，与世无争了。十八岁时他加入径江念佛会，开始学习修行佛法的要领。

　　隐元二十岁的时候，母亲和兄长便摧他娶妻，他以“连父亲的去向尚不可知，为人之子实在是一件不孝的事情，等见到了父亲之后再娶妻室尚不为晚”为由拒绝了。第二年他与母亲商量，把为他结婚而积攒的银钱作路费，踏上了寻找父的旅途。苦苦寻找两年，父亲依然下落明。万历四十二年春，在寻父途中，隐元遍访浙江各地寺庙。他觉得，除了观音菩萨在冥冥之中帮助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他乘舟前往舟山列岛中的普陀山。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庄严肃穆，佛教圣地殊异于俗世间的一切，使二十三岁的隐元俗念顿消，进而有了心愿，便投身到潮音洞主身边，做了一个茶头，每日在佛前殿后为僧众提供茶水，而从未露出丝毫的苦累之色。由此也深得潮音洞主的喜爱。翌年三月，隐元辞别潮音洞，乘船返回故乡。隐元后来谈起此事说道：从前我巡拜普陀山，在潮音洞大士面前许愿，崇信三宝，这是我最初说出出家志愿的时期。出家的志向，这时就已经定下了。

（二）

　　抱着出家的心愿回家，虽然身在故里，心却在普陀。直到二十六岁时，终于说服了母亲，再次踏上去普陀的旅程。可在途经福宁地方时，旅费被盗，无可奈何，只好返回家乡，继续耕樵，过着念佛持戒的生活。二十八岁时，母亲去世了。家中请了清远里黄檗山万福寺的和尚来料理后事。隐元到上迳印林寺里拜会了黄檗山来的和尚鉴源兴寿。鉴源得知隐元出家的愿望后，恳切地对他说：“求道并不一定要选择地方，有缘的地方就是你的道场。”奉劝他在黄檗山出家。但隐元认为，与普陀山相比，黄檗山离俗世间太近，不适合于辩明佛法。鉴源说：“任俗无妨，心不俗就好”。隐元终于恍然大悟。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师从鉴源落发，了却了多年来盼望出家的宿愿。

　　隐元出家时，黄檗山万福寺的建筑中只有大雄宝殿、方丈室、藏经阁、择木堂等几座殿堂，昔日的佛教道场毁于倭乱，早已荒废了。所以出家不久，他就承担化缘任务，奔波于福清、莆田之间。这年冬天，在福清海口瑞峰寺听了道亨法师讲的《楞严经》后，下定决心新年之后要亲自重建黄檗寺，并动身去北京化缘。途经杭州的时候，隐元遇到了从北京回来的时仁了解到北方战事正紧，只好放弃进京化缘的想法。

　　在与时仁相处的日子里，隐元与时仁经常交谈。一次，隐元向时仁请教：“依照经书解释佛义像是冤屈了三世佛，偏离经书一字则如同魔说，其中缘由实在无法明白。”时仁说：“过三十年以后再告诉你。”隐元听了十分失望。

　　后来，隐元回想起当年的事情，深有感触地说：“时仁说的过三十年以后再告诉你，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如果当时时仁依据经文做解释的话，我也就不会另求答案，回黄檗寺去了。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了。”因与时仁会话而愤然分手，隐元开始四处参拜领悟。他先后参访了浙江嘉兴县的兴善寺、海盐县鹰窝顶的云岫庵、峡石山的碧云寺、秦驻山的积善庵等。寻访秦驻山积善庵时，受庵主景西的邀请，在此庵度过了夏天。在各地参学、听经，隐元产生很多疑问。一天，隐元与景西正谈及往天台山通玄寺向临济宗高僧密云圆求教之事，忽闻密云圆悟来到海盐县金粟山广慧寺，当即与景西一道乘船前往金粟。

　　隐元在金粟山从师圆悟体验禅学，辩道解疑，道业大进。两年后，隐元大彻源底，豁然开悟。从此，隐元机锋显露，在与密云圆悟的法嗣五峰如学参禅问答后，名闻金粟山。崇祯二年，密云圆悟应黄檗山万福寺耆宿信众恳请，许诺住持黄檗并请隐元同往。崇祯三年春，隐元随侍密云圆悟进住黄檗。崇祯三年八月，密云圆悟退居金粟山，圆悟法嗣费隐通容应请于崇祯六年十月住持黄檗。隐元从费隐通容之请任“西堂”，彼此禅机相契。崇祯七年，43岁的隐元成为费隐通容最初的法嗣。崇祯十年，隐元接受众请住持黄檗。至此，密云圆悟、费隐通容、隐元隆琦三代同声唱道，一时成为禅门盛事。

　　隐元住持黄檗后，倾心重兴伽蓝，苦心经营，并以千日为期开阅全部藏经，黄檗面貌为之焕然一新，蔚为禅宗一大丛林。七年后，退居福严寺。清顺治三年，年届五十五岁的隐元再登黄檗法席，长达九年。这段时间。他致力于建庵修塔，增置田产，倾力教化，或游行诸方，或问道酬、利众化他，黄檗宗风闻名遐迩，其禅风盛于江南。

（三）

　　《海上见闻录定本》记载：庚子，顺治十七年（一六六零年）七月，（郑成功）命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以船载黄檗寺僧隐元及其徒五十众。进倭人敦请隐元，故载与俱往。赐姓（郑成功）书与倭国王，而不及上将军主国政者，倭人兵亦不发。

　　尽管这一记载的时间与目前较流行的说法即隐元是顺治十一年初秋到达日本相差六年之久，但隐元第六郑成功的船东渡日本这事实是确信无疑的。

　　发起邀清隐元赴日之举的是日本长崎兴福寺第三代住持逸然性融（1644年渡日）。当时寓居逸然门下的无心性觉是隐元法嗣也懒性圭的禅友。恰值崇福寺住持空缺，顺治八年，该寺檀越邀请也懒赴日，不幸遇大风浪，船毁人亡。无心在万分痛异之余，恳请逸然邀请也懒本师隐元。逸然作函再三，礼请隐元。感其至诚，隐元将黄檗法席委任法嗣慧门如沛，毅然称行，相约三年后返回。除了上述原因致使隐元决心东渡日本外，当时的战乱及“子债父还”的心理，同样是促成他东渡的因素。抗清志士多与隐元有交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隐元东渡，继渡宋求法僧荣西、道元开创的日本临济宗、曹洞宗之后，独树一帜，开创了黄檗宗。日本黄檗宗称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为“古黄檗”或“唐黄檗”，以示与隐元开创于日本京都有府宇治市的黄檗山万福寺相区别，并道出了两地黄檗间的渊源关系。

　　隐元从东渡到溘然圆寂，二十年间，历尽艰辛挫折，竭力弘扬祖风。顺治二年，他决定滞留扶桑弘法异邦后，在宇治市动建了“新黄檗”，并专门从福建泉州请雕塑师范道生雕塑佛像。制定了新黄檗的规约，促进了新黄檗的兴隆发展，使中国佛教古黄檗的传统、法式得以弘扬。隐元的家风，明末的黄檗禅，具有强烈的西方净土色彩，禅净融合的宗风和教化形式，给长期处于锁国状态下，力图摆脱固定化、形式化束缚的日本佛教界带来了活力。隐元的禅净双修与密教祈祷主义相融合的佛教思想特色，令日本佛教界刮目相看。

　　隐元禅师的高风亮节，备受日本朝野的推崇。不论是皇室、朝廷、幕阁、幕臣，还是各地大名、藩士、信士、庶民，他们或亲自参谒，或求诗偈、题赞，或为外护，竭尽所能援助黄檗山的经营，赞助禅师语录、诗偈集的出版。这一切，弘扬了古黄檗宗风，巩固了与各阶层的联系，促进了新黄檗在日本的发展。

（四）

　　还在隐元东渡之前，当时著名学者黄道周、书法家张瑞图、陈贤，雕塑家范爵、范道生等与黄檗高僧就已有交谊。隐元为首的黄檗禅僧和文化人的东渡，直接传播了明清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绘画、书法、篆刻、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饮食等方面，都对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的黄檗僧多能诗善赋，时有“诗南源，文高泉”之说。南源性派擅诗作，高泉性潡长文章，都深得隐元推崇。隐元与他的弟子木庵性韬、即非如一三人的书法作品广为世人珍藏，被誉为黄檗三笔。黄檗派书风给当时书法界很大影响。

　　隐元东渡，带给日本中华医学理论的同时，也给日本带去了民间验方偏方。这从即非如一著的《福清县志续略》中的一段记载可知：“吾邑福清之盐，谓之海盐，居民于海边掘小坑……不半日结成冰霜，其色莹洁，其味甘美，颇胜诸盐也。……附救急神方，备防不虞，谅不嫌”。这里记载了用盐急救毒蛇伤螫、溺水、妊妇逆产、妊娠心痛、风火牙痛等多种痛的办法，足可让我们窥其一斑。

　　饮食文化方面，有家喻户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隐元豆”。还有由黄檗禅僧传入日本的“普茶料理”。盛行于明代的饮茶方法之一煎茶，也由黄檗禅僧传入日本，如今，已成为日本茶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

　　新黄檗山万福寺里，一派中国情调：现在的大小三十余座殿堂都是江户初期兴建，具有典型的中国明代禅寺建筑风格；殿堂内外悬挂的众多匾额和楹联，都是出自隐元及其弟子木庵、即非等人手笔，雄浑飘逸，显示着一代禅风。明代雕塑家范道生新塑的佛像，栩栩如生。

　　现在，黄檗宗寺院在日本已发展到五百多座，信徒众多。具有鲜明的汉传佛教文化风格的黄檗禅已深深扎根在日本，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和纽带。隐元为推动和促进中日本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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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元隆琦于明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3年生于福州府福清县。隐元的前半生是在明王朝覆灭的动乱中度过的。隐元二十九岁时在故乡福清的黄檗山万福寺落发为僧。日本人称此地为古黄檗。
    在清末的动乱中，古黄檗逐渐颓废，隐元遂离开故乡游学于浙江嘉兴的广慧寺，师从临济义玄法师，受到了极其严格的训练。后来又师从明末在佛教界极享盛名的密云圆悟和尚学习禅宗。当时福清古黄檗是由密云的传人费隐通容主持。费隐在明末因反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颇有名气。崇祯六年（1633年），隐元作为费隐的传人被召回黄檗。崇祯十年，隐元继承了费隐的位置，做了福清古黄檗的主持僧人。
    当时的日本闭关锁国，佛教界正处在低迷落的时期。日本的僧人要想出国学习新的禅风是不可能的，而当时旅居长崎的中国僧人也因为缺少学问高深的僧人而无法影响日本的佛教界。清初，中国的知识分子深感亡国之痛，纷纷亡命海外，大量的明朝遗老遗少流入了日本。
    自江户时代以来，中国侨民多集中在长崎，中国的侨民又以福清的侨民为众。到了清顺治年间，隐元已与密云和费隐齐名，在江南一带颇具影响力。华侨从自身的宗教信仰出发，在长崎建了崇福寺，推崇隐元前来主持寺务。从顺治八年开始，先后有长崎兴福寺的主持逸然性融，隐元的弟子因缘和尚等数次前往福清古黄檗邀请隐元和尚赴日。
    顺治十一年，隐元到达长崎，住刹于兴福寺和崇福寺，开坛讲经，日本各地的僧人纷纷前来受戒，日本的佛教界胜况空前。这期间，隐元扩建了兴福寺。不觉三年期至，隐元见在日本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便想启程回国。此时有大阪府属下富田的普门寺坚请隐元留下，京都妙心寺的主持龙溪宗潜也推荐隐元继任妙心寺的主持。妙心寺是日本享有盛名的大寺，内部派系复杂，龙溪宗潜请隐元出任妙心寺主持的愿望终因内部的反对意见而没能实现。1655年隐元移住普门寺。
    普门寺的地理位置和长崎大不一样，这儿靠近京都。京都是日本的古都，僧侣众多，中国传统文化对京都有很深的影响。日本奈良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因受到中国唐朝文化的影响在奈良建有许多中国式的寺院。桃山时代之后，中国的文化影响逐渐减小，京都的寺院已不再具有中国的传统特色了。因此隐元到普门寺任住持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关注。
    隐元的老师费隐本来就反对隐元东渡日本，时常来信催他回国。隐元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万治一年（1658年），隐元拜会了四代将军家纲，说明归意，家纲和幕府的大老酒井忠胜，以及日本的僧俗都强烈希望隐元能够留下。第二年家纲亲将京都近郊的一块土地赐给了隐元作为寺地。当时在中国大陆明朝已经灭亡，清王朝已经统一了中国全土，与隐元在政治上有联系的人大都已失落，黄道周被杀，郑成功失败后去了台湾，隐元西归之念遂断。
    在隐元之前到日本的著名僧人有鉴真和尚（687-763年在日，建有奈良唐招提寺），镰仓时代赴日的兰溪道隆（1246年来日，建有建长寺）和无学祖元（1279年来日，建有圆觉寺）等，这些中国僧人对日本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镰仓时代之后的三百年中，日本的禅宗到了统治者的手中后，渐渐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因此希望像隐元这样的高僧能够留下，再开一代新气象。隐元是一名僧人，但作为知识分子他还精通儒教和道教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极深刻的理解。隐元成了继鉴真之后最有影响的中国僧人。
    宽文一年（1661年）在京都南郊的宇治市，隐元创建了作为日本禅宗一派的黄檗宗的大本山万福寺。宇治风景秀美，琵琶湖水流经宇治后注入京都盆地，当时许多贵族都在宇治建有私人别墅，其中以著名的平等院为代表（现在日本的十元硬币图案）。在其附近的法门寺、醍醐寺也都享有盛名。
    寺地原是后水尾天皇生母的别墅，寺名定为：“黄檗山万福寺”。隐元任第一任住持，时年七十岁。这是隐元赴日的第七个年头。隐元任住持时只盖好山门（不是现在的山门）和方丈室，法堂和东方丈室是第二年才盖好的。宽文四年（1664年）隐元退隐到松隐堂居住。隐元的法嗣木庵性滔当了第二任的住持。宽文十三年（1673年）隐元圆寂，万福寺经过八年的营建，到了宽文九年大体完工，初具现在的规模。
    万福寺的建造得到了幕府的大力支持。宽文二年起，每年从幕府寺领四百石。宽文七年将军家纲寄赠白银二万两以建大雄宝殿，幕府的高官纷纷解囊相助。洒井忠胜和黑川与兵卫捐资建了法堂和钟楼；后水尾上皇、大名等也多有捐赠。当然，权贵们的支助除开宗教上的归依外，还有其私人的目的，比如利用隐元等僧人与郑成功的特别关系进行海上贸易以获得巨大利益。将军家纲就利用万福寺建造之便，从海上运进了许多木材，从中得利。在幕府和皇家的支持下，万福寺的规模和建造在速度上和质量上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
    万福寺的总体设计是依照福清的古万檗寺来的。表现了明末清初的中国寺院的建筑风格。左右堂宇均齐整然。在此之前，日本的寺院建筑多受唐风的影响，万福寺以明清建筑成就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天王殿原来自喇嘛教，是蒙古人在中国建立元朝后留下的。在万福寺之前，日本丝毫未受到喇嘛教的影响，万福寺所建的大殿在日本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之前，日本寺院特点是山门、佛堂、法堂一条线，而万福寺依次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日本寺院的山门、经堂是没有横额和对联的，万福寺山门的横额“第一义”和对联出自第五代住持高泉性敦的手笔。大雄宝殿门窗的花饰也一改唐风的花头窗为圆头窗。万福寺将僧堂改为禅堂，是专事打坐、念经的地方，而这之前僧堂还是僧侣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斋堂采用了中国的坐椅，这也是万福寺所独有的。
    大雄宝殿前的月台也别具风格，引人注目。所谓月台是在大雄宝殿前的庭院里铺以白沙，晚上映着月光故而得名。在月台的中间放着一块“梵坛石”，这是给犯了戒律的僧人反省时用的。这块梵坛石也是其它寺院所没有的。每逢水陆会，参列者就在月台前行礼参拜。
    万福寺的另外一绝是精湛的雕刻艺术。天王殿布袋和尚的雕刻是其中的精品。布袋和尚形体丰满，极富禅味。刀法鹰扬老辣，出自范道生之手。
    范道生，福建泉州人。宽文三年作布袋和尚像，宽文十年没于长崎，年三十六。他雕塑、干漆像、铁像等艺术作品对近代日本的雕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布袋和尚外，十八罗汉、韦驮像、四大天王像均为范道生的精品，这些具有明代风格的雕刻艺术作品至今仍令日本人赞不绝口。
    万福寺中还保留着许多元代以来的名家字画。其中有元朝王振鹏的《五百罗汉图》、明朝陆治的《松图》、陈贤的《观音帖》、张瑞的对联和题额。万福寺东方丈室的壁画《西湖图》、《罗汉图》则是日本画家池田大雅应大鹏和尚之请，在宝历七年（1757年）为开堂百年纪念而作的。
    万福寺的建筑、雕刻、书画以其独特的风格异彩纷呈，由于福清古黄檗的渊源，万福寺给日本的江户文化带来了中国宋代之后的乡土文化，被日本史学界称之为黄檗文化。万福寺一至十三代均由中国僧人主持，采用明音福清方言诵经，至今仍保存着许多中国佛教文化的传统习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旅日华侨买下了万福寺后山的一片山地，开辟为华侨公墓。现在每年十月二十日，以福清华侨为主的福建籍华侨会从日本各地汇集到万福寺来参加每年一次的普渡盛会，彼此交流感情，扫墓祭祖，一解乡愁。

文 / 醉卧松山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4-4-14/3523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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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1624年（明天启四年）出生于日本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母亲田川氏为旅日泉州华侨的后裔，与日本有血缘关系。郑成功七岁自平户归国时，尚有一胞弟留在日本，而后他本人与胞弟和日本仍有密切的联系。正因为郑成功本人和日本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日本承应三年），在反清复明的重要关头，郑成功“拨船护送”〔1  〕福建省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这件事，便格外引人注意。郑成功为什么要拨船护送隐元赴日？隐元为什么要东渡日本？是不是负有特殊的使命？郑成功与隐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和日本的关系又是如何？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
    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1987年发表的《生于动乱的隐元禅师》一文中认为：隐元赴日的目的，不仅是传教，而且是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而向日本借兵的〔2〕。1992年，日本学者陈舜臣为NHK综合电视《来自大明帝国的呼救……隐元禅师与东亚动乱》节目撰写的解说词也认为，隐元赴日有传教和借兵双重目的。1993年5月，  在日本访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智超教授于宇治万福寺发现了郑成功致隐元的信件，为研究郑成功和隐元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陈氏在《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的发现——介绍一批南明抗清斗争新史料》一文中认为：“从郑成功信件的字里行间可以推想，隐元这次赴日可能负有求援的使命；至少是，郑成功以同意并护送隐元赴日的行动，向日本方面表示善意。他是一名‘亲善使者’。”〔3〕
    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求援的特殊使命吗？他是郑成功的“亲善使者”吗？对于以上诸位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一
    隐元禅师赴日的目的是什么，这是首先必须弄清楚的。
    隐元，俗姓林，名隆崎，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上迳乡东林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依鉴源禅师剃度出家。隐元学习刻苦，精研佛教大乘经典《楞严经》和《涅盘》，严持戒律，勤修禅定，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他经常云游参访，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因此名闻遐迩，在佛教界声望日高。1636年（明崇祯九年），隐元禅师在鉴源、慧隐之后继任黄檗山万福寺法座，成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世。此后，他督理黄檗山万福寺前后两次达十七年之久，门下之盛，当时无与伦比。他的名字，不但在国内盛传，而且也传到住在长崎的中国僧人中间，甚至他在中国开印的语录，也早已传到日本，为日本禅林中最盛的京
都妙心寺派僧侣所传诵〔4〕。
    当时，日本长崎的佛教住院中有由中国僧人发起兴建的兴福寺、福济寺和崇福寺，即所谓的“唐三寺”。兴福寺主持逸然长老久闻隐元的盛名，便想把他请到日本来弘传佛法。经日本德川幕府的许可，清顺治九年（1652年，日本承应元年）四月，逸然发出邀请隐元禅师赴日弘法的第一次信函，由当时来往于长崎福建之间的“福州号”船主何素如居士亲自送至福清黄檗山。这时，隐元已经年过花甲，便以年老、路远为由，婉言谢绝了邀请。他抄录了自己平时随手所作的诗偈、语录等交给何素如居士，让他带给逸然，表示谢意。可是，逸然长老看到隐元的诗偈后，求贤之心益切，接二连三地又派弟子古石、自恕等，带着邀请书和钱物，恳请隐元禅师一定要赴日弘法，隐元深受感动。
    在这前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使隐元禅师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那是清顺治八年（1651年，日本庆安四年），长崎唐三寺之一的崇福寺邀请隐元的弟子也懒赴日，可是，也懒在赴日途中，船遇风浪，不幸被溺死，未能实现志愿。消息传来，隐元悲痛万分。因此，到清顺治十年（1653年，日本承应二年）十一月，隐元又接崇福寺主持超然等七人联名的第四次恳切邀请时，他终于答应下来，感叹地说：“这是子债父还了。”〔5〕
    隐元不顾黄檗山万福寺僧众的一再挽留，将法席让给弟子慧门，毅然决定东渡。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十日，他率领弟子独言性闻、慧林性机等38人从黄檗山出发，前往厦门。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他率领弟子乘坐郑成功的船只从厦门扬帆出航日本，同年七月初五抵日本长崎。
    由上可知，隐元禅师赴日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弘扬佛法。日本长崎华侨寺院唐三寺一再恳切地请求他前往，使他深受感动。他的弟子也懒在赴日途中不幸遇难，也使他耿耿于怀，认为“子债父还”，非赴日不可。因此，可以说，隐元禅师东渡的动因是为了传播佛教，宣扬佛法。
                        二
    既然我们明白了隐元禅师赴日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法，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认为隐元赴日是负有特殊使命，是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而向日本借兵的呢？这问题主要是由于郑成功“拨船护送”隐元赴日而产生的。
    中国和日本隔着浩瀚的大海，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只有海路一条。当时福建至日本长崎的海上交通线，主要由郑成功及其部属所控制，即由“国姓爷”船只所控制。因此，隐元禅师东渡日本而搭乘郑成功的船只本身并不是件奇怪的事。而郑成功出于对声望很高的隐元禅师的敬重，让他搭乘自己属下的船只赴日，也并不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
    隐元禅师在厦门是不是有接受郑成功的秘密使命呢？根据隐元弟子独耀性日所编的隐元年谱记载，隐元在顺治十一年五月十日离开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后，五月二十日至泉州，六月初三至中左（厦门），寓仙岩，“藩主送斋金为供”，而后“藩主备舟护送”〔6  〕。隐元的另一位弟子南源性派所编的年谱也记载说，“国姓公备斋金送仙岩”，而后“拨舟相送”〔7〕。“藩主”、“国姓公”均指郑成功。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在厦门，郑成功是把隐元禅师当作德高望重的高僧而予以优厚的礼遇的，并且从敬重佛教的角度出发，“送斋金为供”。
    隐元在厦门的详细情况，还可以从新发现的郑成功致隐元的信件中略知一二。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郑成功与隐元的关系，我们不妨把这封信录下：
    得侍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忽又言别，唯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抑虚慕其名而姑为此举耶？倘能诚心皈依我佛，自当驻驾数时，大阐三味。不然，不必淹留岁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不欲大师飞锡他方，所以拨舟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龙天实相，弘道诚莫分于彼此，审势自不无后先，唯大师慧ｚｈａｏ＠②之。其黄檗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无庸致虑也。盈盈带水，神注徒深，屈指归期，竟知何日？谨启。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及次早闻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礼为歉。ｄｕāｎ＠③贴回拜，谨即附闻。名单具。＠④。〔8〕
    从信中可知，郑成功本人并不热心支持隐元赴日弘法，只希望他在国内传教，“不欲大师飞锡他方”。郑成功所以要“拨舟护送”隐元赴日，是因为“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因为日本的屡次诚恳邀请，盛情难却。从信中还可感到，郑成功与隐元的关系，主要是佛教信仰者与高僧法师的关系。高僧法师执意要出国弘法，有能力的信仰者当然要尽自己的能力予以支持。福建沿海与日本的海上交通线由郑成功控制，郑成功拨船护送是在情理之中。
    在厦门，郑成功和隐元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往来呢？从信中也丝毫看不出。甚至连隐元赴日的具体日期，郑成功也并不很清楚。“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及次早闻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礼为歉。”隐元临行前，郑成功并没有跟他告辞，只是在隐元走后的第二天上午，郑成功才得知这消息，认为失礼而在信中赔礼道歉。如果隐元是郑成功派出的特殊使者，恐怕不会是这种情况。
    当然，郑成功和隐元还有另一种关系，那就是抗清复明的共同的思想感情。清兵的南侵，使隐元所主持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屡遭骚扰，不得不经常到其他寺院避难。清兵的烧杀抢掠，也使得隐元对明王朝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但是，感情上的相通并不等于就负有秘密的使命。从隐元在厦门的行踪史料中，并无发现他与郑成功的秘密关系。在新的史料发现之前，我们只能说，郑成功与隐元的关系，是佛教信仰者和法师的关系。隐元的赴日，是为了传弘佛法，隐元并未负有郑成功的特殊使命。
                        三
    隐元赴日是否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特殊使命，还应该具体看看当时郑成功是否有必要向日本借兵以及在此前后有无向日本借兵的事例。
    郑成功一生主要的时间是从事反清复明的事业。1645年（清顺治二年），他拜谒南明隆武帝，被赐国姓。第二年，他奏陈“据险、选将、通洋、裕国”诸策，受封忠孝伯，拜御营军都督。他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行动主要是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的将领兵士、山海险要，从事抗清复明活动。他也主张通洋，然而通洋是为了裕国，是想通过与外国的贸易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不是依靠外力，倚重外力。
    记载郑成功派遣使者赴日本的史料主要有《台湾外纪》和《小腆纪年》。据这二书记载，1651年（清顺治八年，日本庆安四年），郑成功攻克福建漳浦，军势大振，敌军多来归附，正在担心器械未备、粮饷不足时，参谋冯澄世建议：“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国，……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国。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9  〕郑成功采纳了冯澄世的建议，遣使通好日本。从日本获得物资，卖给吕宋、暹罗、交趾等国，通过海外贸易，以补军饷和政费的不足。在这条记载中，郑成功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关系，丝毫没有牵涉到借兵的事。而且从冯澄世的话中可知，他们对日本还是保持相当的警惕心理的，认为日本仗着粮饷充足，铅铜广多，“每垂涎中国”，这也许是由于明朝中后期的倭冠之患尚殷鉴不远之故。以此戒备心理，而轻言向日本借兵，必无可能。事实是，冯澄世没有提出向日本借兵的建议，郑成功也没有考虑到要向日本借兵。
    以上是隐元禅师赴日前郑成功与日本关系的重要记载。可以说，在隐元禅师赴日之前，郑成功并无向日本借兵的先例。那么，在隐元禅师赴日之后，有无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记载呢？
    认为郑成功有向日本借兵、“乞师”的根据主要有《华夷变态》上所录的“郑成功启日本文”，兹将有关内容摘抄如下：
    钦命总督南北直省水陆军兼理粮饷节制勋镇赐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大将军印总统使成功顿首拜，启上，日国上将军麾下。……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马嘶塞外，肃慎不数余凶；虏在目中，女真几无剩孽。缘征伐未息，致玉帛久疏。仰止高山，宛寿安之有望；溯洄秋水，怅沧海之太长！敬勒天函，稍伸丹悃，爰赍币篚，用缔缟交。旧好可敦，曾无赵居任于今复往，明兴伊迩，敢望僧桂悟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言不尽意，伏祈监照。无任翘瞻，成功再拜。
    综观整篇书信，郑成功致日本幕府的内容不过是对日本缔结邦交、敦睦旧好而已，全信未见有任何“借兵”、“乞师”的字句。而在日本，却有些载籍对此信讹传附会，借题发挥，编出了郑成功此次遣使是向日本借兵。有些日本小说更是绘声绘影、煞有介事地编出了这样的故事：由于郑成功的乞师，日本幕府召开廷议，有尾张、纪伊、水户三位将军慷慨激昂，各陈理由，互相争为大将，要统率大军跨海到中国帮助郑成功抗清。这些当然都不足为信。
    郑成功此信写于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日本万治元年），当时他正在厦门筑演武亭，选练兵将，广招贤才，准备大举北伐。郑军兵多将广，声势浩大，正处于大发展时期，根本没有必要向外国的日本借兵。他所以要写信给日本，主要是出于叙叙旧情，以交旧好的目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防止日本与清朝勾结，共同镇压反清复明的军事武装力量。
    认为郑成功有向日本借兵的另一根据是《海上见闻录》的记载。该书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命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以船载黄檗寺僧隐元及其徒五十众。”看此记载，不仅郑成功向倭国借兵的事实确凿无疑，连隐元禅师的赴日也与借兵的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是，这条记载却是错误的。隐元赴日，时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有他弟子所编的年谱等一系列记载可证。至于郑成功派兵官张光启往日本借兵一事，据新发现的日本宇治黄檗山万福寺所藏的隐元来往信件中，有一封张光启致隐元的信件。张光启是郑成功的重要将领，也是个信奉佛教的居士，该信上有“佛弟子张光启顿首拜”的字样。信中谈到“徂夏奉命日国修好币交”，即自己奉郑成功之命到日本修好邦交的事，根本没有提到借兵。从信中可知，在这一年的七月，张光启奉郑成功之命往日本修好外交，是否借兵，尚无实据。既然这条记载中的隐元赴日之事是错误的，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也非要承认它记载的借兵是事实，而不是传闻，以讹传讹呢？
因此，《海上见闻录》上这一条记载，是不足为信的。
    既然郑成功没有向日本借兵的需要和行动，那么，所谓隐元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特殊使命的说法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
    从隐元到日本后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可探讨他到底是否负有郑成功的特殊使命。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日本庆安三年）七月五日，经过十多天与惊涛骇浪搏击的艰苦航行，隐元一行终于到达日本长崎。隐元上岸时，受到以唐三寺僧众为首的各地僧众的的热烈欢迎和顶礼膜拜。日本了翁道觉回忆说：“当隐老（隐元）来日本日期确定，日本四方僧众喧动。到七月五日着岸时，肥前，肥后两州的男女老少罗拜路傍，僧俗双迎隐元到东明山兴福寺安坐。”〔10〕逸然长老邀请隐元在兴福寺讲法。七月十八日，是隐元开堂讲法的第一天，他讲演的题目是《生命之流——业与轮回》，听众之多，场面之盛，前所未有，大家无不为他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讲演所折服。
    隐元在兴福寺弘法的成功，名声大振，日本各地大寺院纷纷请他前往说法。他到日本还不到一年，但道声已传遍东西，“似乎有把日本禅海翻倒过来之势。”〔11〕
    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日本明历元年），隐元禅师应日僧龙溪的邀请，到大阪普门寺演讲，又引起很大的轰动，皈依他门下的僧徒日益增多。
    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日本万治元年），隐元禅师率领弟子到京都，受到很高的礼遇。他为所到寺院僧侣题写了大量赞偈法语，重刻密云、费隐等禅师的《全录》，继续努力宣扬黄檗宗风。经过宣传介绍，日本后水尾天皇、公卿以及京都的行政首脑板仓重宗等人，都皈依了隐元。
    顺治十五年九月，隐元一行到达江户，晋谒将军德川家康，接受大老酒井忠胜等的皈依。第二年，日本皇室决定在宇治的醍醐山麓赐地  1万坪（330公亩）建寺供养隐元禅师。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日本宽文元年），在宇治的新寺建成。新寺的建筑、雕刻完全仿照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为了不忘本源，隐元将新寺仍名为“黄檗山万福寺”。中国的黄檗禅宗正式在日本生根，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初祖。
    1664年（清康熙三年，日本宽文四年），隐元主持日本黄檗山万福寺三年之后，将法席让给弟子木庵，自己退居松隐堂，时年73岁。退隐后，隐元经常接见参谒者、接受其他寺院的邀请前往讲法，并大量著书立说，出版了《松隐集》、《松隐二集》、《松堂新集》、《松堂续集》、《松隐老人随录》等大量禅学著作。
    从隐元到日本后的所有活动可以看出，他完全是在宣传佛教，弘扬黄檗禅风，而不是在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为反清复明而奔走呼号。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么一件事，正当隐元禅师在日本名声雀起，信仰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福清黄檗山的主持及僧众发信恳求他早日归国，维持祖庭。如果说，隐元负有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使命，他完全可以以此为理由归国述命，向郑成功汇报在日本借兵活动的详细情况。然而，他没有回来，隐元决心效法鉴真，留在日本弘法。从隐元赴日不返之事也可看出，他与郑成功之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关系。
    隐元在日本，虽然没有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作出什么贡献，但是他传播中华文化、弘扬黄檗禅风，却在日本造成很大的影响。他所创立的黄檗禅宗，  已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宗派。  日本黄檗宗在最盛时有寺院1100所，33个塔头，僧俗信徒最盛时达25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  ／5。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法席传至今已经58代，  隐元禅师开创之功不可没。
    隐元东渡，不仅对日本的佛教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将中国的建筑雕塑、书画印刻、雕版印刷、医学、音乐、烹饪技术、生活方式等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他带去的扁豆、莲花，至今被日本称为“隐元豆”、“黄檗莲”。他所创建的黄檗山万福寺，至今仍屹立在京都南郊的宇治市，成为中日友好往来的见证。为了表彰隐元禅师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日本宽文十三年），日本后水尾天皇在他逝世的前一天特赐以“大光普照国师”的尊号，以后日本历代天皇相继追赠他为“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真空大师”等称号。隐元禅师在日本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隐元禅师为宣扬佛教而赴日弘法，并在日本创立黄檗宗，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郑成功出于对隐元禅师的敬重，拨船送他赴日，促成他实现自己的意愿，做了一件善事。所谓的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使命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首先，隐元赴日完全是为了弘法。二则，隐元和郑成功的关系是高僧法师和佛教信仰者的关系，从新发现的他们的往来书信和其他材料丝毫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往来。三则，当时郑成功也根本没有必要向日本借兵，在此前后也没有此类行动。最后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隐元在日本的所有活动中看出他确实是在专心弘法。隐元禅师为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郑成功依靠本国力量，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壮举一样，永垂青史。
        注释：
        〔1〕〔8〕《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1995年3月。
        〔2〕〔日〕《禅文化》季刊第124号。
        〔3〕《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
        〔4〕〔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  第695页。
        〔5〕〔日〕《黄檗文化》。
        〔6〕〔7〕〔日〕平久保章编：《新纂校订隐元全集》，1979年出版。
        〔9〕江日升：《台湾外纪》卷6。《小腆纪年》卷17同。
        〔10〕〔日〕平久保章：《隐元》。
        〔11〕引自《日本佛教史纲》。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般下加木
                ②原字为火右加召
                ＠③原字为山下加而
                ＠④原字为大加二点下加日

  作者：胡沧泽 [2001-7-9 9:11:04]
      （原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年第4期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http://www.xici.net/b608523/d4239134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