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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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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3 12:33: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林氏家风
作者:林同奇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林同奇 著;黄燕民 译

内容提要:本文原为在美国的一次家族大聚会而作,旨在通过家族先人的生活经历、琐事逸闻增加家族成员对先人思想感情的理解,一方面满足他们寻根问祖的诉求,另一方面也有意向他们介绍一些祖国的历史与文化思想传统。本文集中记录了编写者祖父辈以来三代人的经历与思想,时间上涉及清末民初以来百年中国的历史沧桑;空间上,涉及中西相遇的文化激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透露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专业化知识分子转化的某些信息;也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与美国现实转化的某些试探。本文并非一篇专业性论文,原初的读者也只限于家族成员。但其中隐含的史学与社会学的意义有可能引起公共读者的某些兴趣。

  我们的先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但他们确实给我们留下了比金钱所能购买的任何东西远为宝贵的遗产:读书受教的头脑,慈爱人类的心,和对祖国的爱。

  -摘自林澍民“致1978年在美举行的林家聚会的贺信”

  [注] 林澍民(1892-1987)是编写者的堂叔,文中同芬的父亲,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建筑学学位。为当时著名建筑师。贺信原文为英文。

  (一)林氏家风能否或应否续存?如何续存?

  追寻林氏遗风

  李以彬和胡元徽及其他几位甥侄要求我写些我父母的事迹,使他们对于自己的祖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工作和生活,如何在动荡艰苦的岁月中养育了十一个子女等等有所了解。但是在编写过程中,我发现有必要谈谈我父母成长的环境。为此,我必须发掘我的祖父母甚至他们的前人的生活。对过去发掘得越深,我越发感到过去似乎就存在于现时之中。渐渐地,某种特有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零零碎碎地出现,慢慢地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最后,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些逸事中,“有某些东西”默默地无意识地传了好几代。我把“这些东西”称之为“林氏家风”。

  在“传承前人”的意义上,“家风”要想续存并具有生命力,就必须随时代而改变。林氏的家风,作为中华遗产的微小的一部分,也随着中国的变化而改变。

  我的祖父(1848-1925)和父亲(1877-1958)经历了大概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速的时代。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仍然固守自己是周围整个世界的文明中心的观念。如果说这个观念在1840年还显然地存在,但到了1900年便基本消失了。中国被投入了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战场。她经历了和外国势力较量中的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同时又因内乱频繁而元气大伤:1840-1842年间的鸦片战争,1856-1860年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1-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的反叛,1883-1885年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间的中日战争,1898年变法运动的悲剧性失败,接着是义和团运动和由英、德、俄、法、日、意、奥、美八国组成的八国联军的入侵(1899-1900)。中国被迫签定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支付大量赔款,割让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些领土。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中国文明的主要支柱纷纷倒塌。封建科举制度由西式学校所取代(1905);帝制由共和所取代(1911);大家庭由小家庭所取代。儒家学说被批判打倒,整个文化迷失了方向(1915-1923年间的五四运动)。在不到两代人(即林氏的第28代和第29代人)的短短时间内,其价值观在两千多年中从未受到质疑的中国文明被推到彻底崩溃的边缘。

  第30代人也经历了几乎同样激烈的变化。我们首先经历了军阀混战的时代(1912-1927)。有时一觉醒来,就可能发现北京的街头忽然堆满了沙袋和工事。然后是蒋介石的北伐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1927-1937),它为长江下游的几个省份带来了短暂的稳定和有限的繁荣。接下来是抗日战争(1937-1945)。我们全家被迫作为难民逃到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和云南省,在那里住了整整八年。其中很多人都知道这意味着在日机轰炸中几乎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中国历史上代价最大的内战爆发了(1946-1949),从南到北遍及全国的厮杀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告终。接下来的故事你们可能已经熟悉。

  在长达几乎一个半世纪(1840-1990)的时间里,中国挣扎着寻求解决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的办法。所有时髦的思想,从改良主义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纷纷从外国传入,竞相宣称自己是治疗中国身心重创的仙丹妙药。

  其实,隐藏在所有这些失败背后的,是中国向着现代化目标的痛苦摸索。不管愿意与否,中国经历了向现代化过渡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林氏三代人(即第28、29、30代)及其家风也随之缓缓地经历了同一转化过程。

  自四十年代初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林氏第30代(作者即属此代)中出现了一个向美国移民的浪潮。这标志着林氏家风现代转化进入了新阶段。每一个在美国定居下来的林氏子女都有一段自己独特的故事,例如他或她是如何适应新环境,面对挑战,并以不同方式改变了他们带到“新大陆”的林氏家风。

  但奇怪的是,尽管有此(或正因有此)持续的变化,林氏家风的中心价值似乎依然隐约可见。三代人中的每一代都对林氏家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给予这一古老家风以某种新气息。林氏家风虽然古老,但在这迅速变化的世界上,它并没有被一波又一波的新潮流所淹没。它似乎以某种方式仍然活在林氏第30代人的心中。我们仍然“感觉其脉搏,察觉其呼吸”。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林氏家风能否或应否在第31代和第32代中续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如何才能续存?这些问题希望林氏成员特别是林氏未来两代人有兴趣进行探索。

  行文至此,我谈的其实正是林氏家风的“现代转化”。但值得提醒的是,西方现代性并非一个结构紧密的、天衣无缝的、静态的整体。林氏家风亦是如此。这两个事物内部都充满了紧张和矛盾,是正面和负面因素的混合。当双方相遇时,每方的某些部分可能相适或互补,而其他部分则可能完全对立或冲突。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将西方现代性的主流作为立足点,对林氏家风作出现代的批评与转化;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现代性已经出现了许多问题甚至危机,我们也可以将林氏家风作为立足点,对现代性的主流作出批评与转化。就此意义来说,对于现有林氏家风之前程的探索应是双向的。它应当是西方现代性与林氏家风传统性的对话。这一对话应视为近年来才开始进行的,人类命运所系的“文明对话”之一部分。如果进行适当,则这一对话尽管范围极为有限,但仍有希望多少帮助我们跨越林氏家风与不断变化的现代世界之间的鸿沟,跨越中美之间甚至东西方之间的鸿沟。

  这里所谓的“家风”既是一种已经存在的现实,又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想。其价值主要在于它具有某种启迪人生的意义。林氏子女中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已经完全体现了家风。事实上,我们全都远未达到我们家风立下的标准。我无意美化林氏的祖宗前人。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人,是一种奇特的动物,既可以创造辉煌业绩,也可以陷入极为悲惨卑贱的境地。我也无意专门美化林氏家风。每个家族都有其值得谈论与描述的家风。作为有待实现的理想,林氏家风当然有其局限性。与所有家族一样,林氏家族无法宣称在审视人生时占有高人一等的观察点。

  据此,我准备主要集中介绍林氏家风的正面内容而非其负面内容。我这样做也有可能是受到我对前辈感情的左右。但这部分地也是我所能接触的材料使然。这些材料事实上几乎全部反映了林氏家风的正面一方。另外,我如此选择也是出于这样一个期望,即林氏家风或多或少可向我们提供一种与当今美国主流社会对于人类状况相异的看法。我希望这一看法有助于开阔今天与会者的精神视野。作为林氏家族的一员,我希望自己能不断意识到林氏家风的局限性。其实,我已察觉到只有在我们意识到其局限性时,才能真正理解其美德。希望将来有机会专门谈谈林氏家风的局限性。

  一点说明

  本文的中心不在于描写与分析我的祖辈或父辈如何改变了林氏传统。要在本文中完成这一任务是太困难了。本文只能对他们的生活、行为、思想与感情做些平铺直叙的介绍。但由于希望这些事实能够于大家有助对现存林氏家风的理解,我忍不住加了一些自己的诠释。既然一切诠释都难免主观,读者将发现本文含有某种程度的主观性乃至偏见。

  此外,大家知道记忆的选择性堪称臭名昭著(也可说是功德无量,这要取决于读者如何看待选择的结果)。记忆有时甚至混同于想象。再则,作为林氏第30代人的一员,我无法使自己蜕去这一代人的“文化皮肤”。我势必会珍视他们所珍视的某些价值。正如已故汉学家、思想家、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所指出,如果你不从大于你自己的群体中汲取思想与精神资源,你就什么也不是, 或者说只是一具臭皮囊。但是一旦你从中汲取了资源,你就极有可能陷入对自己群体的认同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恰恰是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即所谓的“认同危机”。因此,正如我们可能从自己的身上找到祖先的影子,我们势必也可能从祖先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我清楚地意识到,既要完成本文任务而又要保持客观十分困难,但我仍然希望能够尽量做到客观。

  除了妹妹同崇比我小三岁,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因此,通常是哥哥姐姐们照顾我,这就减少了我同父母特别是同父亲的直接接触。这也多少导致了我对他们所知甚少。以下内容主要依据我的兄弟姐妹、表亲、姻亲和父母辈亲戚处收集到的书面或口传资料,较少依据我自己的记忆。(1)

  在我手头所有的资料中,我要稍离主题,谈谈我的大哥同济(1906-1980)所写的一篇东西。在座知道同济为何许人的人可能已经不多。同骅(作者同祖堂兄,时九十岁,美国工程学院院士)在几天前给我的电话中说:“同济是我们这代人中对林氏家风贡献最大的人。我们都曾以他为榜样。”同济于1958年在中国被定为“右派”。作为1940年代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他的名字在一部广泛发行的由官方出版的百科全书中被定性为“反动廉价文人”。1978年,他在内部获得政治平反。对于一个一度著名学者来说,这种范围有限的平反没有很大意义。不幸的是,1980年他在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访问讲演期间,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他没能活着看到自己的真正的彻底平反。他彻底平反的真正希望的到来,却是两个月前上海一位学者许纪霖教授突然通知我说,他们决定出版他的选集,包括一篇重新评价他的贡献的文章(按此书已于2004年出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选用来作为本文资料来源之一的是同济一篇长达16页由他亲笔书写的“自我批判”,是许教授从复旦大学(同济曾在该校教书共38年)档案馆所存他的个人档案中得来的。这篇文章写于1952年中国大陆的“思想改造运动”期间。这场运动旨在对高等学校中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灌输,使他们按照当局划定的思路去思考。与当时所有的教授们一样,他对自己的世界观包括政治思想进行了尖锐的“自我批判”。我在读这一页页批判时充满悲伤。它们见证了林氏家风要在风云突变波澜起伏的时代中继续存在下去并进行现代转化就不得不经历的磨难。

  让这封信替他发言:林氏家风的梗概

  许纪霖教授要我寄给他任何我所能找到的有关同济的材料。我的儿子伯工保留了一封同济写于25年前的信。以我的理解,这封信可以说扼要地体现了林氏家风的核心内容。同济对于林家聚会有着深厚感情。他曾寄给第一次林家聚会(1978年于优胜美地)一首自己作的并用漂亮书法写就的诗。如果可能的话,他一定会参加这次聚会。由于同济再也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了,就让这封信替他发言吧。

  这封信是写给伯工和甘中(我二姊同早的儿子)的。伯工当时28岁,甘中30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俩同全国所有的学生一样,下放到农村或工厂接受农民和工人的“再教育”。他们当了十年(1968-1979)的农民或工人,几乎没有受过初中与高中教育。但是他们很幸运。在美国的伯伯姑姑们“拯救”了他们。一个教育基金很快成立了,以帮助那些在中国有着类似命运的林氏子女到美国接受正式教育。伯工和甘中是第一批被“抢救”的。他们在美国的第一站是纽约,受到姑母同环(我的四姊)和姑父陈纲的热情款待。同济信注明的日期是1979年6月23日,即他俩离开中国赴纽约前夕。这封信基本上是一篇忠告。

  甘中伯工同览:

  得甘中信,知你们出国的事,进行顺利。甚喜。

  奇舅有信来说,你们日内成行,即此祝一路顺风平安。到美后,有环姑及其他姑舅照顾是一大幸福。要深深体会机会难得。学习努力,同时对彼邦的风俗习惯亦宜留心观察,力求了解适应,要看人家的真好在为人接物方法;能热诚助人;守法,清洁等等。不要眩于外面的华贵,如汽车,服装等等。要晓得人家内在的优良,不在于外表的繁华。

  同时我国文化有了数千年的传统,是极当自豪的。不要有自卑感。要晓得你们过去没有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此后还应当多注意祖国的历史与各方面的创造,以提高爱国之心。

  济舅

  六月二十三日

  我认为同济的忠告,就象本文开始所引用的林澍民的话一样,传达了林氏家风的核心价值:教育和读书做人至为重要(2);推崇内在品质;不重视财富和权力;跨越各代和各小家庭之间的感情纽带;强调对“别人”包括对他国和他人的理解;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即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祖国传统的重视。这些话是同济向他的侄甥临别时发自内心的感受,显示了他自己长期所珍视的东西。由于同济写此信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这些话可看成是他关于林氏家风的最后遗言。这些话不仅是对他的两位侄甥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参加林家聚会的人说的。

  (二)中国士大夫传统的一个面相:智慧重于钱财

  3100年一脉相承

  林氏起源于中国北方的河南省。相传第一位老祖宗是商代(前1751 - 前1112)受人尊敬的正直的大臣比干的儿子。比干之子约生于公元前1122年,即三千多年以前。随着时间的推移,林氏族人散布定居在全国各地。可能是在公元七世纪即唐朝(618 - 907),其中一支迁往中国南方的福建省。经过29代人之后,我们在福建的直系祖先终于迁到福建省名叫东瀚的地方(现属福州市)。我们的曾祖父林灼三(1830-1896)是定居东瀚这一支的第27代人。我的祖父和父亲则相应为第28代和第29代。

  中国士大夫与科举制度

  林氏家族记录显示,自第20代以来,在直系族人中,不少人属于典型的文人或士大夫阶层,长期浸淫在儒家传统之中,强调“读书”的重要,强调学习儒家经典并成功进入仕途。福州尽管在地理上远离中原,比较偏远,但至少自南宋(1127 - 1279)以来,正由于此类家族的存在,蔚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活动的中心之一。这一特点又因福州市是鸦片战争(1839 - 1842)后首批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而得到加强。福州得以和西方文化较早期接触这一事实对于福州的士大夫阶层与林氏家族的现代转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据同济说,林氏连续十代属于科举制度所产生的精英。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的独特产物。其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当今中外学者的广泛承认。除歧视妇女之外,科举制度基本上是建立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它尽可能地从一般人中广罗人才,选拔官吏。这个制度导致了古代中国等级制社会结构的某种流动性。科举制度自汉代(前206年 - 220年)早期以来,在两千多年中不断改进完善。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个制度比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要严格、复杂得多。在清代(1644 - 1912)晚期,这个考试制度大致包括三个级别。要想有资格参加下一级考试,考生必须通过前一级考试。(有时考生可以通过捐监生的方式免过第一级考试,但第二级和第三级考试非考不可。)第一级考试为科试,在县里每三年举行两次,及第者称秀才。第二级为乡试,在省城每三年举行一次,及第者称举人。最高一级为会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所有的考生聚集首都北京进行考试,及第者称进士。有些进士还要在紫禁城内由皇帝亲自进行殿试,从中选出前三名,有的成为翰林院学士。竞争显然非常激烈。例如,唐朝(618 - 907)公元729年约有一百人选上进士(3),而当时全国人口约六千万。这些进士构成高层官吏的主要来源,包括县官、州官乃至朝廷各部的尚书等等。除诱人的仕途之外,头衔本身也表示可以涉足古代中国丰富的知识和艺术遗产。驱动力之强可想而知,因而得以从中国广大的人口中广罗人才。有人将举人比做硕士,将进士比做博士。但以每次考试所授头衔的人与总人口相比,古代的头衔特别是进士衔是非常难得的。

  智慧重于钱财

  林氏的家族记录大体上证实了同济在他的“自我批判”中所言。如果列出第19代至第28代十代直系祖先的情况,就可看到其中三人为进士,两人为举人,三人在北京任职,有高、中级“学术职称”,两人念过县学。但这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真正始自第24代以后。新的动力可以用林斯高(1881 - 1971)(作者的叔父,在座同珠的父亲,清举人)所讲的一个故事来说明。斯高于1959年修订了林氏家谱,他说第19代的直系祖先之一是林尚芬(1572 - 1598)。尚芬生活在明朝衰落的动荡岁月。他可能是个染料商。曾从北京买了十八箱靛青染料。货到福州后,他在开箱时大吃一惊,在薄薄的一层靛青染料下,全是金银珠宝。他顿时成了“百万富翁”,得以享乐余生。在死前,他把钱财装箱分给儿子们。大老婆生的儿子们得的是大箱子,小老婆生的儿子们得的是小箱子。但不到三、四代人,所有的财产就花光了。到第23代末期,林家家道中落。所以第23代祖先林人相(1704 - 1780)在死前把三个儿子召到床前,给他们每人一本中国的著名经典《诗经》、《书经》和《礼记》。斯高说他本人曾亲眼见到并读了人相给儿子们分财产的遗嘱。遗嘱中引用了《汉书》中的一段名言:“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中文的“金”和“经”为谐音字。但在这里是说“经”比“金”更重要。也就是说,智慧重于钱财。这句话的精神似乎激发了林氏后人。

  可能是由于上述箴言的告诫,人相的后裔开始在科举的阶梯上逐步上升。第24代的林伦洊(1733 - 1803)和第25代的林懋周(1762 - 1829)开始念县学;第26代的林怀少(1795 - 1857)中了举人。他的长子是林灼三(1830 - 1895),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县学塾师后,成为举人和进士。他做过中国南方广东省顺德县的知县。退休回到家乡福州后,盖了四所房子。他自己住一所,其他三所租出去。他是我们今人在此聚会的几乎所有人的祖先,堪称是照临着美国林家历次聚会的最大的福星。

  灼三有四个儿子。长子林福熙(1848 – 1925,我的祖父,也是在座同骅和同珠的祖父),中举人后于1886年中进士。次子英年早逝。三子林福溁(1860 – 1922,同芬的祖父),举人。四子林福贻(1870 – 1930,即在座同坡的祖父)于1893年中举人,如果不是 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他很有可能中进士。值得一提的是,福贻可能是林氏家族中放弃传统仕途进入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现以“中国的哈佛”著称)学习法律的第一人。他于1911年毕业。毕业后终生为法官。曾任江苏省高等法院的法官。事实上,福贻在林氏子弟事业选择的现代转变中踏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它意味着中国的士大夫传统的某种转化,即苦读儒家经典,精通诗书八股的仕途让位于现代的专业生涯。更足以说明这点的是,福贻的三个儿子也成为带有现代意义的专业人士。长子林斯濂(1889 - 1914)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在奥地利学习邮政通讯。其他两子为林斯铭(即澍民,1892 - 1987)和斯澄(1894 - ?)。他俩一个成为建筑师,一个成为地质学家。林氏族人向现代专业人士的转化似乎早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就已发生。但是,这种专业化是一种比较强调知识智慧而相对轻视财富权力的专业化。

  灼三似乎从未成为巨富。他在晚年与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一个弟弟留下的穷寡妇住在福州。为了养活这一大家人,灼三在福州城外海边投资开辟了一个养贝场,还在城里开了一家当铺。两个生意由他的次子和三子经管(我的父亲当时年纪很小,但也不时帮忙)。不幸的是,他俩人既无经商经验,也无管理知识。不久,养贝场就失败了,当铺也无起色。很快灼三本人和他的次子相继去世,家里的财务全部由自视甚高的三子掌管。当铺终于倒闭了。他盖的房子也一所接一所地卖掉了。灼三晚年的理财失败似乎促使他的子孙们远离经商转而选择专业性的事业为谋生手段。

  (三)我的祖父:第28代

  同一屋檐下的四家人

  前面提到我的祖父林福熙于36岁时中进士。同他自己的父亲和其他有进士头衔的人一样,他后来也做过知县。他先后任过中国西南四川省广元县和渠县的知县,中国东部浙江省瑞安县的知县。他以诚实正直而著名,据说从未象当时很多县官那样借机敛财聚福。所有回忆都显示他在经济上常常很倨拮。他的一位好友名叫陈璧,是京城某部的尚书(即部长),很有影响。他听说祖父经济困难,就设法将老友调到四川重庆做电报局局长,使他可有较好的俸禄。

  调职后不久,清朝就被1911年历史性的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共和国。一个革命军的军官被派去接收电报局。他厉声质问祖父:“你现在还服不服?”“你所谓的‘服’是什么意思?”老人反质,不为所动。他的儿媳即同骅的母亲目睹这场对峙很担心,力劝他冷静下来,不要再争,但没有用。当然他马上就被撤职了。不久,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福州。1914年,他搬到儿子们所在的北京。

  我不知道祖父是否象许多前清遗老那样有某种保皇情绪。无论如何,他对民国政府的官员评价不高。他曾说,“前清时,想当官,至少要能写几篇文章,通过几场考试,现在什么人都可以自封为官。”他对于无知而当权的蔑视可见一斑。尽管有机会做国民党的官,他还是拒绝为共和政府效力。但他对曾任民国总统(约于1918 - 1919)的徐世昌颇有好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是同科进士。据同济说,尽管祖父并不富有,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福州还是在北京他的社会地位都很高。他时常在进士或翰林乃至朝廷尚书(相当于部长)这个圈子里和人来往。他受到尊敬的部分原因是,他虽然不富有,但其家族人员的才能与学识却很著称。此外,徐世昌的私人秘书长郭则沄是他儿媳的大表哥。如果他要想在新政权谋个一官半职,并非难事。祖父似乎有某种超脱政治、于物质无所多求的倾向。这种倾向和生活方式对林氏家风有着深刻影响。我认为,祖父可能是形成今日林氏家风的最关键的人物。

  祖父此时是六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的家长,由于他自己又是长子,于是自然成为一家之主。家中包括十来个仆人,每个小家庭都有一个厨子,还有女佣。如果看同坡(作者的同曾祖堂兄,时七十八岁,数学教授)编写的家谱,就可知现在定居美国的林姓人士,很多都是祖父及其三个儿子的后代。

  现代人很难想象,四家人住在“同一屋檐下”,与由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任“总理”。祖父的二弟早逝,他的寡妻也住在同一大院内,加上他的三个儿子共有四家。他们的居所和大家所熟悉的独家居房大不一样,是一座拥有三进院子的大宅院。每一进院子中间是天井,四周是若干房间,是典型的北京民居四合院。这个宅子原是某个商会会馆或同乡会馆,所以很大。据同炎(作者的二哥,时八十九岁,美国工程学院院士)说,原来的房主被骗失去产权。由于父亲帮他打赢了官司,夺回产权,他就把这个宅院以很低的租金出租给林家。

  同骥(作者的三哥,1993年去世,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在座的林川、林方和伯阳的父亲)记得在林家大院的前面有五棵柳树种成一排,夏天时非常秀美茂盛。每次从远处看到这些树,他就知道快到家了。这些柳树是祖父亲手种的。栽五棵树有个原因。东晋时期(317 - 424)有个非常著名的诗人陶渊明。他将儒家的社会政治的使命感与道家的崇尚自然和自由的精神结合在一起。他自称“五柳先生”,因为他的房前有五棵柳树。现在祖父在混迹官场多年之后,想效法陶渊明,远离官场的种种无聊的勾心斗角而超逸地度过余生。他种了五棵柳树以表示他对这位诗人的景仰与效仿。

  如果今天访问北京,可能还可以找到这个宅院。地址是:北京市宣武区上斜街35号,离著名的宣武门天主教堂不远。二十年前我走访那里时,院子显得很是破败。但我通过想象还是可以隐约感到大半个世纪前的热闹气氛。祖父去世后,林家有些人搬到了相邻的房子,即同一胡同内的36号。我有些堂兄弟姐妹可能还住在那里。

  跨越家庭与世代的纽带

  祖父以既定的、理所当然的权威“统治”着这个小社会。私有财产的观念没有象在今天的美国那样根深蒂固。据我三哥同炎说,事实上,每个小家庭可能都贡献出自己的大部收入来维持这个大家庭。如果某对夫妇有了多余的钱,多半得与其他各家分享其中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人之间肯定会有关系紧张和争执的时候,但我们全都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争执,因为能够回忆起林家大院的生活的人当时不过是十来岁的孩子。至少在表面上和睦仍然是主要的。公开内部矛盾是不合适的。如果有任何问题,祖父会出面干涉,告诉你应该做这、不应该做那。他是最后的法官。当然大家未能享有那么多的今天大家所理解的自由和独立。但真正的吵架非常少见。每人都不得不学会与他人相处的艺术,包括学会如何“忍受 ”无法避免的事情。这就是中文的“忍”字。在中文里,“忍”字的意思很广。其负面的意思可包括出于懦弱的“忍气吞声”,但其正面的意思可包括“忍耐”、“忍让”和“忍辱负重”。例如,母亲告诉我,父亲曾被指定为整个大家庭的“司库”。他要对整个大院的支出负责。他常有入不敷出的时候。特别是逢年过节,如过阴历年或中秋节时,几个店主会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等着父亲付钱。有时父亲会在办公室里等着政府发薪,拿到钱后才回家向店家付钱。母亲说要使人人高兴很难。她还向我抱怨过有时她不得不去典当自己的陪嫁首饰来付账。

  但是,有一件事很明确:所有的孩子都高兴住在这样的大家庭里,因为从来不缺玩伴,也不缺少玩耍的空间。事实上,孩子们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小而全,充满同情但又有内部紧张,并由若干成人监督的社会里扮演自己的角色。其实,这也是一种训练,对于他们日后进入人类大社会时很有好处。

  与他的同僚相比,祖父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据我三哥同骥回忆,他的卧室并不大,但全是书。书架上,桌子上,椅子上,到处是书。他还不许任何人整理他的书。有一次,他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他的同科进士)登门造访。房间里拥挤得没有地方落脚,他就请朋友坐在马桶上。由于两人久未见面,他们长谈甚欢。祖父不象许多同僚那样,他从未纳妾。他的元配夫人于1903年去世(这也是我们实际上对她毫无所知的原因。除了我的大姊同曜生于1903年之外,我家其他所有第30代的人都是在她死后出生的。)他从未再娶,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

  同骥回忆祖父卧室的四壁很破旧。有一次,趁他出城访友之机,大家给他的卧室糊了新墙纸。他回来后很不高兴,坚持要将墙壁恢复原样。同骥说他当时对老人的固执很是惊讶。可是他后来记起祖父曾给他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前772 - 481)的齐国有个著名的大臣叫晏婴。齐王趁他出使别国的机会,给他另换了一栋较好的房子。晏婴回来后拒绝迁入新居,并坚持过着简朴的生活。

  祖父的赏心乐事之一是教孙子们读经典和诗词。他经常把孙辈子女召到一起,给他们讲《论语》(中国最主要的经典著作,2500年前由孔子的学生们将他的教诲集册而成)。祖父还教古诗和古文。他要求孩子们把他所教的内容,包括很长的句子,都要背下来。同骅和同炎都谈到祖父规定他们每天要写四十个字,或从《论语》上抄三行书。他两人都贪玩,不想背书抄书,所以常常达不到要求。但祖父总是很慈祥很宽容,从来没有惩罚过他们。但同炎承认母亲有时会因他懒惰而责骂甚至责打他。我的大哥同济对于诗词有着过人的天赋。他说他对中国诗词的敏感主要得自祖父的讲授。每天,老人会将这位孙子叫到自己的房间,教他一首唐诗,自己则往往坐在马桶上解手大便。同济有一次同我开玩笑地说,“我是和着臭气生吞活剥地咽下这些诗词”。 值得一提(这点也许具有启发性)的是:这代表了林家许多孩子们一生中所受过的小学教育。他们唯一的课本是儒学经典、古诗、古文和一些史书。他们就是靠着这些“课本”学会读和写。没有数学或自然科学,更不要提今天的小学所提供的其他课程。老师就是他们的祖父、父亲、叔叔伯伯和姑姑,有时是哥哥姐姐。林家好象不兴雇请家教。同济15岁才上正式的学校,同骅的入校年龄为14岁,同炎则为13岁。他们在林家大院,没上过小学,甚至没上过初中。有意思的是,他们后来在学业上都很有成就。在幼年时期就坚持强调教育和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强调读、写和背诵诗文,以及强调处理人际关系的“情商”(这是当前时髦的叫法,以别于智商),可能对他们后来的成就起了一定的作用。

  很明显,祖父对他的孙儿孙女们很慈爱。我的四姊同环记得有时她和其他孙子孙女被叫到祖父的房间。大家站成一排,等着老人给他们零食吃。祖父会给每个孩子喂一勺罐头水果。当时罐头很少见,很珍贵。但是母亲总是提醒同环不要把水果咽下去,一出房门就吐掉。这是因为祖父不讲个人卫生,随地吐痰。同骥记得有一次祖父用刀切绿豆糕,并给了他一小块。但是同骥注意到祖父常用同一把刀修脚指甲。所以同骥在嘴里含着这块糕,出了房门就马上吐掉。

  不过,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位老人,对他有很亲切的感情。同炎说他仍然记得有时祖父会带他、同骅和乃东 (我们的姨表亲)出去吃饭。这对小孩子来说当然是件大事,往往需要叫不止 一辆黄包车。有时同炎可以与祖父同车。但他事先受到嘱咐,如果他干脆坐在祖父的腿上,老人会受不了他的体重。于是同炎总是小心地紧紧抓住黄包车的两侧,免得伤了祖父。同炎还记得他第一次去上学的那一天。他觉得应当去向祖父报告这件大事。当他走进祖父的房间,祖父突然想留住他,差他去为自己办事。同炎胆怯地告诉他自己得马上去上学,这种做法在当时有点象顶撞祖父。可是祖父马上毫不犹豫地让他走了,他才松了口气。这种祖父与孙辈之间相互的亲切感情是“父慈子孝”这句人人皆知的孔子名言的例证。但是祖父对女孩仍免不了有偏见。如果生的是男孩,他会亲自为孙子起名,但如果生的是女孩,他就要我父亲来起名。

  正如我的堂兄同骅所指出,祖父是“走在时代之前”的人,他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民主得多”。我家有个老仆名叫高二(1893 - 1987?),他曾经告诉我,祖父不许他叫孙子们为“少爷”,必须叫他们的名字。他还禁止使用从穷人家买来伺候孙子们的“丫头”。“这早晚会出事”,他说。他还规定每个月两次,所有的孙子孙女都要到仆人的房间与他们一起吃饭。他自己的卧室里挂着一个特殊的日历,叫做“百寿历”,上面标着他的朋友们的生日,其中不乏高官名士的名字,但也标着所有仆人的生日。某个仆人的生日到了,他会向这个仆人贺喜。所有的仆人都喜欢他。他77岁去世时,出殡的队伍极长,既有高官,也有平民如男女仆人。

  在祖父的治丧期间,除了我的父母住在林家大院最里面的院子,林家其他所有的人都临时搬到隔壁一个空院子(即同一胡同内的38号)去住,腾出第一进和第二进两个院子给和尚和道士做道场用,好送亡灵上天。道场一直做了七七四十九天。随后,我家迁去上海,其他各家搬到同一胡同内的14号。祖父的离世标志着整个大家庭的解体,但各家人各代人之间的纽带,作为过了时的大家庭的遗产,仍然不同程度地在下一代人中续存下来,只不过表达这些纽带的方式已经大大改观。

  (四)我的父母:第29代

  我父亲的本名是林斯璧,官名为林鼎章。在亲戚朋友中,又以其字“西智”为称呼。 “西智”是福州话“细弟”(意为小弟)的谐音。如此称呼是因为父亲出生时,已经有个哥哥(即同骅的父亲)。父亲1877年8月15日(阴历七月初七)生于福州,1958年11月7日(阴历十月初七)殁于上海。

  如前所提,根据晚清时代的正式规定,可通过捐监生的方式免考科试。父亲接受了祖父的建议,在祖父捐的监生名下免考科试。但他的哥哥(同骅的父亲)却拒绝了这个建议。1902年父亲未经秀才一关便直接参加省级会试成为举人。当时他只有24岁,是公认的年轻聪明的举人。但由于科举制度不久取消,他没有机会成为进士。在27岁时,他与同时代的许多青年学子一样,不得不适应新的现代教育制度,走出不同于科举功名的道路。

  “未完成的”转化:“我不喜欢当律师”

  他选择在新创建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修习法律。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祖父的三个儿子(同骅的父亲、我的父亲和同珠的父亲)以及祖父的幼弟林福贻(1870 - 1930)(同坡的祖父)四人均参加过科举考试,其中三个中举人,一个是秀才。科举取消之后,他们全部进了京师大学堂学习法律。此外,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学子。但不久,美国就超过了日本。例如,同骅的父亲林斯钦(1875 - 1932)去日本(而不是美国)学习法律。我父亲告诉我他在京师大学堂学法律时,许多教授都是从日本聘请的。讲课多用日语,再翻译成汉语。而父亲的两个堂弟斯铭(1892 - 1987)(同芬的父亲)和斯澄(1895 - 1960)(同坡的父亲),比他年轻了好多岁且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则选择直接进入清华(当今号称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后来赴美(而不是赴日)学习建筑学和地质学。这些事业选择上的重要变化显示了林氏子弟从旧式文人到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化,相当敏感,往往走在同代人的前列,使自己很快适应西方专业化的潮流。

  毕业后,父亲先是在当时由军阀统治的北京的一个法律培训学校当教务长,后来在北京地方法院当推事。不久,他被提升为北京大理院(相当于最高法院)的推事。二十世纪前期中国政治舞台上走马灯般的政权更换肯定使父亲意识到参与任何政治派系的风险。后来,他一度寄希望于国民政府。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腐败与堕落肯定使他大失所望,从而产生了对政治的厌恶。他不仅自己远离当时的政治权力争斗,还告诫子女也当如此。例如,1937年下半年,他强烈建议两个儿子同济和同骥不要加入国民党。林氏传统本来无意于敛财聚富,因此不鼓励子弟经商。对于参与政治派系的厌恶又抑制了成为政客的兴趣。对事业的选择只剩下一个,即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专业人士。从传统士大夫到各种现代专家的转化已无可避免。

  但我感到,父亲在林氏子弟这种身份转变中扮演的是个过渡性的角色。一般说来,二十年代北京地方法官的薪水并不低,据同炎说大约一个月200大洋。但北京的军阀政府经常无钱发薪。有时只发给父亲一半的薪水,有时则欠薪好几个月。这常使我家很拮据。但父亲对于做法官甚是愉悦。法官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位。另外,他感到法律作为需要专业知识的行业,可以多少使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以期得以在政治权力斗争的激流中生存下去。从事法律在动乱年代显见是个好职业。所有这些都使他对自己的专业有一种特殊爱好。长子同济赴美前,他甚至敦嘱同济学习法律。但同济后来告诉我,他对于“管别人的闲事”毫无兴趣,因而选择了学习政治哲学。

  但父亲仍然保持了传统士大夫的某些生活方式。他仍然喜欢写诗做文。每周定期与朋友聚会,边吃喝,边做诗。据说他在朋友圈子里出名的原因之一是,他一度不用一般散文写判词,而试着用八股文这种科举制度下的考生必须掌握的古怪文体来写判词,尽管这样做带有玩票的性质。八股文不仅规定了文章的基本结构,而且要求在字句长短,用词乃至音韵上的某种对称。可以想象,要以这种文体来写判词该有多难。就好象戴着手铐脚镣来跳舞。这种把司法专业和过时的八股文写作的奇特结合似乎说明了一种向现代化转变中的过渡的趣味或心理。

  不过,父亲很喜欢写判词。同炎记得父亲在北京当法官时常把案卷带回家,在夜里写判词。我也记得,十年后他在南京政府做最高法院法官时,也常常如此。我还记得父亲和他的弟弟(同珠的父亲)经常面对面坐在桌旁,讨论判词的用词直到深夜。这当然显示了他工作非常勤奋。但我估计父亲对于法律,除了其实用价值之外,还将其作为研究领域,从而逐渐发展出对专业本身的热忱。这种在学术意义上对于某一学科的投入,可认为是朝着专业化这一现代化的标志迈出的一步。

  1927年,父亲举家迁往上海。他加入了一个有名的律师事务所,自己很快便成为一个著名律师。但我们在上海住的时间不长,可能不到两年。1928年(或1929年),他放弃了律师这一收入优厚的工作,再次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但这次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南京新政府的最高法院。(与美国的最高法院不同的是,中国的最高法院是司法院的一部分,不对宪法进行司法解释。南京的中央政府有五个平行的院会,即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从1927到1937的十年间,父亲是第二民事法庭的主审法官(庭长),手下有几个推事。当时,最高法院有共三个民事法庭,父亲的专长是婚姻法和遗产继承法。他后来告诉我们,他不喜欢做律师,因为做律师有时就要为明知违法的当事人辩护。他说做法官比较心安,因为法官的职责是维护公道。法官要做的是作出判决和写出反映公正的判词。替老百姓讨公正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件新鲜事,这是古代中国负责的地方官的应有责任。地方官的主要责任就是维护其辖区内的公正与秩序。我父亲在决定放弃律师工作的时候,可能在他心里想的是他自己的父亲当初作为地方官的形象吧。事实上,我父亲在从法律系毕业之后,成为法官之前,曾被提名为四川省一个县的候补知县。这种不愿做律师的心情,是专业化不够的表现?还是反映了某种值得继承的道德情操?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参加今天聚会的不少人是律师,你们可能有自己的答案。

  一生中的黄金时期(1927-1937)

  我们在南京的十年间,主要是住在一个小巷(棉鞋营巷)中叫做“鉴园”的地方。这里曾经是个有名的花园,坐落在秦淮河畔,有很多树木,一个池塘,还有三栋分开的房屋。由于年久失修,花园早已失去美景,事实上看上去相当破败。父亲一家和八叔(即澍民,同芬的父亲)一家各居一栋。我的三叔(同珠的父亲)和林家好友李次贡夫妇(同端丈夫李耀滋的父母)合居一栋。多少年前在北京时的那种典型的大家庭已经不复存在。各家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但各家之间的情感纽带依然如故,超越了核心小家庭。例如,我的三叔一直帮助父亲写判词。同珠的母亲在亲友中以精通中国经典和文学著称。有段时间我们都从她学习中国经典。同珠还记得,1931年时同环如何帮她准备初中的入学考试。正如同珠所说:“互爱互助是我们这些人做孩子时就从母亲那里学到的。”我们在南京的生活可说是十年之前北京大宅院生活的一个改版,也可以说是现代转化中的一站。

  父亲当时显然属于高收入阶层。母亲告诉我,他有时月总收入可达600大洋,因为他有时还在苏州的东吴大学教课。但我从来没有感到我们是个富裕家庭。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多子女,其次,重教育。家里十一个子女,只有三个在经济上已经独立了,其他八个都还在上学。我们的父母一直为我们选择最好的学校。这些学校全是南京有名的私立学校,如金陵中学、汇文中学和金陵大学,学费也是最贵的。但这一点并没有阻止我们的父母选择好学校。他们仍然相信用钱来“武装”子女不如用健康的身心来“武装”子女来得重要。父亲常用福建口音给我们念一首打油诗,“欠人钱,慢慢还;吃得肥白走人前”(“吃得肥白”指长得健壮)。就林氏家风来说确实如此。父亲始终对于钱的过度欲望很有警惕。他反复警告我们:“贪之字近贫。”(中文中“贪”这个字形近“贫”字。)意思是说贪婪可以很快导致贫穷。同环记得父亲曾有一次很幽默地说:“现在我有十一个孩子。如果我欠人家11万元钱,每个孩子将来只须还1万元的债;但是如果我给每个孩子1万元,我就得付出11万元钱。”总之,母亲告诉我,每次暑假结束时她总是发愁,因为这时她要为所有的孩子付学费。其次,如前文所提,父亲有许多社交应酬。这些活动主要是饭局。就象二十年前祖父在北京时一模一样。母亲告诉我,他几乎将三分之一乃至更多的收入用在应酬上。

  1935年,我们搬到一个新房子。这是一片相连的房子,名叫“维庆里”,我们住在其中的一栋。这片房子挤在不大的一块地皮上,之间有窄巷相连。旁边是一座水泥厂,四周多是荒路。但这是我们第一次享受现代式家居设备,三层小楼,不大,但是地板地,还有一个现代式的厕所。我从母亲那里听说实际上父亲的所有同事都盖了自己特别设计的房子。父亲买了一块地皮,但没有钱盖新房。我们在南京的十年,特别是最后的两年,似乎是父亲一生中的高峰。但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开始,打断了父亲的美好生涯。

  明智的决定

  作为法官,父亲似乎因为以极大的兴趣研究案件并做出判决而闻名。他对于理论性或哲学性的思辨不感兴趣。1949年初,当共产党即将进入上海时,他对我说,他赞同进化论,喜欢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相信新的总比旧的好。除此之外,我不记得他曾谈过多少理论。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往往能够迅速果敢地做出明智的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后决定研习民法,1927年迁到上海做执业律师,前往南京做法官,送子女上最好最贵的学校,鼓励他们前往美国深造,等等,这些都是他的明智决定的例证。但他有两个决定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进行了英勇但短暂的抵抗。但是几乎所有的主力军队都先后被日军击溃。1937年10月,上海即将陷入日军之手,南京的民众处于一片慌乱之中。政府发布一道命令,禁止任何官员擅离职守,但家属可以撤离南京城。父亲立刻做出决定,举家立即迁往四川的山城重庆。当时,同炎正在四川的铁路工程局设计处做处长,父亲的堂兄(我的九叔,同坡的父亲)在重庆大学地质系做系主任。据我记忆,父亲作出举家迁往重庆的决定,似乎是在蒋介石选择重庆为中国战时首都的决定之前或同时。在长兄同济的护送下,我们全家很快在重庆与九叔家汇合。回忆我们很多亲友出于各种原因决定去了上海、广州、香港、福州或其他地方避难。他们的选择后来证明相当周折伤脑筋。有些人不得不搬好几次家才能安顿下来。

  父亲在南京陷入日军之手后不久终于与我们汇合。我们在九叔的房子里住了大约一年多。然后父亲又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搬到重庆以北大约五十公里,嘉陵江边的小镇北培。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选择了这样一个偏僻的农村小镇做我们的家。我只记得在北培的头一两年,我们住在一个又小又破的房子,或可说是个木棚子,根本没有油漆过。我们得从一个窄窄的梯子爬上小阁楼睡觉。但父亲设法劝说一个朋友在北培投资盖房子。他们合作盖了一栋自己设计的房子,包括两幢对称的小楼和一个共用的不小的扇形阳台。一年之后,我们搬进了新居。这里不仅住了我们全家,实际上还是在抗战期间一时无法找到地方住的亲友的“天堂”。好象是不久之后,复旦大学将校园迁至嘉陵江对岸的一个地点。北培很快繁荣起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文化中心。有一段时间,父亲在复旦大学法律系讲授民法,同济在政治系讲授政治思想,同端在外文系任助教,我在历史系上学,同融在统计系上学,同环则在同镇的国立编译馆工作。父亲做的是非常精彩的决定。

  “我无法这样做”

  1938年,父亲在事业上受到一次打击。他从最高法院法官的职位被调离,发配到法规研究所,头衔是“司法院参事”。他的月薪被减到120大洋,是他原来工资的五分之一。父亲推断这一突然调职乃出自他与居正(时为司法院院长,最高法院为其下属)的一次不愉快的对抗。父亲是最高法院三个民事法庭中一个民庭的主审法官,他的直接上级是最高法院院长焦某。居正是父亲的上级的上级,有权调动父亲的职位。据父亲说,他有一个重要的案子要判,这个案子涉及到一大笔钱。有一天,父亲从最高法院院长处接到暗示,说涉案的一方是司法院院长的亲戚,似乎希望能作出对这位亲戚有利的判决。父亲说,经过仔细地审阅卷宗,他不能做出这种判决。他对我说:“我无法这样做。”父亲告诉我,重庆的中央政府在战时确实应当减员,但毫无理由裁掉他。他在这个职位已有十年,德高望重,而且才六十岁出头。他的同事对这个决定都很吃惊。但是,父亲在谈到此事时,似乎自豪多于失意。薪水的减少对他在经济上固然是个打击。但他毕竟喜欢做研究和提供咨询。在新的职位工作了大约五年之后,即1943年左右,他终于退休了。

  抗战结束后,我们与复旦大学一起迁回上海,父母与同济同住在复旦。1956年,父亲有过一次中风。1958年,他在家中逝世。父亲对于自己患病卧床两年的生活泰然处之。同环每年从香港来探望父母。她记得有一次父亲对她开玩笑地说:“我是世界上第二个让人讨嫌的东西。第一个让人讨嫌的东西是棺材。”

  艺术与浪漫的情操:与林氏家风的对比

  我的母亲名叫郭凤诒(1885 - 1962)。她于1885年1月1日(阴历申辰年十一月十六日)在福州出生,于1962年12月30日(阴历十二月初四)在上海逝世。郭家肯定是林家的至交,两家也肯定互相欣赏。我祖父的三个儿子与郭家的三个女儿结亲便足以说明这一点。其中两个是姐妹俩(同骅的母亲和同珠的母亲),一个是她们的堂妹(我的母亲)。郭家在福州也是个带有传奇色彩之家。据说,我母亲的祖父郭柏荫曾任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省总督。他在福州黄巷的巨宅,现已列为福州市17个古建筑物之一,永久保护起来。他的五个儿子全部通过科举考试。皇帝曾因此而御赐一匾,上书“五子登科”四字,挂在郭宅的大门上。郭家许多人入过翰林院,这是文人的极大荣誉。再下一代中的郭曾炘,即同珠母亲的长兄,曾一度做过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同珠母亲的大表兄郭则沄曾任徐世昌的总统府秘书长。同林家相比,郭家是显赫大家,既有钱又有势。

  尽管两家同有读书人的传统并相互欣赏,但两家似乎有着鲜明对照的生活方式。郭家倾向于无拘无束地享受生活。他们经常在家里大宴宾客,请著名京剧演员唱堂会,还经常打麻将。他们似乎有一种沉溺于想象和感性的倾向,在此意义上,或可称为一种浪漫情怀。这种情怀的过度膨胀就会导致放肆。据郭可信(他称我母亲为六姑婆)最近告我,郭则沄就曾经横敛钱财,他的有些兄弟曾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

  与郭家相比,林家过的是迹近清教徒式的简朴生活。家中禁烟酒,更不要说打麻将。虽然两家都信奉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但对比仍很鲜明。例如,母亲告诉我,她的祖父即郭柏荫有时会在大花园的砖缝里藏点树叶或土,看园丁是否工作精细到发现这些东西。以林家对于节俭的崇尚和对于佣人的宽容,这种事在林家就绝不会发生。此外,郭家显然对于艺术和音乐有所偏好,而林家显著缺乏这一点。例如,我们都知道同珠的母亲吹得一口好笛子,经常在家里表演,娱悦家人。她也非常会剪各种花样的剪纸,如花草、雪花,将“恭贺新禧”一类的字剪成一长条的剪纸,过年时用来装饰门窗。我至少有一位舅父(我的六舅)是全国有名的围棋手和古琴演奏家。他在1949年以后仍然受到尊敬。林家出了不少知名学者,但据我所知,在我们这一代,没有出过什么艺术家或音乐家。他们对艺术和音乐甚至有某种轻视,认为这是“雕虫小技”,搞不好会使人误入歧途。我们从小不可以阅读《红楼梦》这部公认的中国文学上最伟大的名著,就是因为书中有太多的爱情。二哥同炎记得有一次他与堂哥同骅去公园,在那里遇到同骅的父亲,他是一位非常博学的人。他说(也可能是开玩笑):“你们到公园来做什么?来嗅女子的体香吗?”无端接近异性是要受阻斥的。

  母亲同父亲结婚时只有十六岁。我猜想,作为一位年轻小姐,她恐怕对于“苦读经书”没有兴趣。母亲在精通中国经典著作方面远不如同珠的母亲这位仅比她年长两岁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在学习中国经典时,我们都去请同珠的母亲指点,从不找她。可是象她的姐姐能吹一口好笛子一样,母亲弹得一手好琵琶。她喜好麻将,打得很精。有时她也玩纸牌。她还喜欢垂钓。她可以背诵很多诗词,抑扬顿挫地吟唱《诗经》或《唐诗三百首》里的诗来哄孩子们睡觉。有些诗我们至今还能熟背,而且现在还能象她一样有声有色地吟唱有些诗词。母亲是她父亲最年轻的妾的小女儿,因此极受其父宠爱。120年前,缠足仍然时兴,被视为女子美貌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母亲裹上脚后,哭得死去活来,最后她的父亲宣称宁肯自己的女儿找不到婆家,也比受这种罪好,下令给她“放脚”。所以母亲有着所谓“解放脚”。尽管她的双脚始终有相当的变形,但比起那些标准的小脚妇女,她走起路来要容易得多。

  自我调整的过程: 权威的道德化与和谐化

  同环(我的四姊)、同崇(我妹妹)、同融(我的三姊)和我都有一个印象,即母亲有着天生的艺术和音乐气质,有着某种对自由的向往,并带有对浪漫感情的抒发倾向。我们有张母亲的照片,是在她非常年轻时(可能是结婚以前)照的。她穿着漂亮的西式曳地长裙,戴着西式女帽,看上去是个时髦、活泼、生气勃勃的女孩子。对于那时的林家人来说,这至少是很少见的。林家人太忙于“发奋向上”,太用功于“苦读经书”,对于时装和外表多不在意,对于母亲浪漫气质的自由抒发也不会给予应有的关心。我猜想,如果有适当环境的话,母亲有可能在艺术、音乐或文学这些能够表达想象力和浪漫情怀的领域中有所成就。可惜她年纪轻轻就嫁与林家,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我认为,两个家族在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上的对比,足以说明林氏家风的局限性 ―― 母亲命里注定要经历一个自我调整的过程。

  我觉得母亲自我调整的过程,可能是个艰辛甚至痛苦的过程。但我相信,至少按当时的标准来说,她成功地经历了这场考验。我们找不到她任何流露感情创伤的迹象。在我们的记忆中,母亲始终保持着乐观、快乐、平静和平衡。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母亲生性开朗、和蔼、乐观。她的性格比较灵活,易于塑造自己。她似乎有着无论和谁在一起都能调整适应的能力。她也会生气,但能很快消气,回到快乐平衡的状态。这是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任何当代心理医生所预计的“感情创伤”的实据。

  其次,她的深深的母爱也帮了大忙。母亲有着十四次生育的不寻常经历。第一次生育时她只有18岁,最后一次生育时41岁。每两次生育的间隔时间平均不到20个月。有两个婴儿早夭。还有一个大约于14岁时夭折。 其他11个孩子顺利长大。有一次母亲对我说她就是太容易受孕了。看来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计划要这么多孩子。但他们深爱每一个孩子,并尽最大的努力把每一个孩子养育成人。同环记得父亲常常幽默地说,他有11个“独生子女”,意指每一个孩子无论男女对他来说都象独生子女一样宝贵。当然,母亲承担了养育子女的主要责任。她曾略带遗憾地对我说,父亲有一次要她在孩子们长大之前不要打麻将。以她对麻将的酷爱,这可不是件易事。令人惊奇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母亲打过哪怕一次麻将。此外,我们也从未见过父亲和母亲为此事吵架。原因之一是,母亲几乎将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孩子们身上,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打麻将。

  可以想象,她有时要同时管理六七个孩子,这该有多忙。当然,在小孩长到三四岁之前,她会有个保姆或奶妈帮忙带孩子。有时我们家会同时有两个保姆。但母亲规定,保姆必须每半个小时就把孩子抱来让她检查。母亲节约时间的另一个方法是训练大孩子照顾小孩子。她说过,“一旦大的孩子上了路,小的就会跟着学。”所以,她让同炎照顾同环、同融和同端,让同骥照顾同光、同崇和我。

  我的长姊同曜(吴闻韶和吴闻咸的母亲)帮了大忙。她在哈佛女子学院上完医学预科,回国后又在协和医学院学过医学。她是我们全家的家庭医生。她的诊断总是受到尊重。我从九岁起就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同曜经常细心而又信心十足地负责我的病。我记得同骥对同光和我非常严格。如果我们违反了规矩或是没有按时完成作业,他会叫我们坐在板凳上,闭上眼睛,头上顶着一双筷子保持平衡。我们必须保持这种困难的姿势,根据犯错误的程度,轻则三分钟,重则五分钟不等。我最近与同环谈到此事。她说她也从同炎处得到同样的处罚。这种“家法”不知是谁创造的,它在约束孩子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可以想象,母亲同时要管理这么多孩子该有多么辛苦,又是多么聪明。

  第三,母亲还可以从儒家的准则中得到道德和感情的支持。儒家学说笼统地说可称之为权威主义,具体地说则以家长统治而著称。毫无疑问,权威主义以某种形式在林氏第28代和第29代的家庭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妻子应当听从丈夫,弟妹应当听从兄姊,这在儒家的准则中是不言而喻的。权威主义常常会导致对立与对抗。这一点甚至在孩子们中也在所难免。不过,同环、同崇、同融和我都不记得父亲和母亲有过任何公开争执,更不要说吵嘴。有否可能每遇争执,母亲总是顺从父亲?要么就是父亲或多或少调整自己以适应男女平等的新潮流?他曾经告诉我,他相信进化论,是梁启超这位二十世纪初期西方思想最有影响的鼓吹者的热心读者。而夫妇平等是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也或许是我们的父母一致同意不在我们面前暴露他们的争执?母亲曾经告诉我,在教育孩子方面最要不得的就是大人把他们的争执暴露在孩子面前。特别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争论什么是教育孩子的最好方法。这会使孩子无所适从。对这几种可能性,我只能说无法排除任何一个,它们可能都与母亲的自我调整有关。但我坚持认为儒家学说使母亲的自我调整过程相对顺利。儒家的权威主义并不一定会产生对抗,根据儒家家庭准则的某些宗旨,经过某种人性化和道德化了的权威主义至少可以减弱其严厉苛刻的性质。

  例如,我记得,同环有一次教我数学,她是我的姐姐,我按理应当服从她的权威。可是我没搞懂,做错了好几次。她没有责备我,但自己却急哭了。我很难过,决定改进做题的方法。同环告诉我,因为我是最小的儿子,母亲对我特别溺爱。有时她会因为我淘气而责打我,打完后自己又落泪。权威在此似乎又沉浸在互爱之中,难分彼此。此外,我认为,在儒家的道德观念中,家庭成员之间讲的是责任,根本不讲权利,甚至没有权利这个概念。同环感到她有责任教,我感到我有责任学。权利是以法律为基础的,而责任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同环对于我的权威,不同于西方所理解的典型的权威。在此意义上,它可以说是一种人性化而非制度化,道德化而非法律化的权威。

  夫妻之间亦是如此。儒家所强调的夫妻关系不是浪漫的爱情,而是彼此的责任。尽管强调丈夫的权威,但夫妻之间分工合作共同养家是不言而喻的。母亲的责任定为“主内”。她要努力尽到一个贤妻良母的责任。父亲的责任定为“主外”。他要努力尽到一个良夫慈父的责任。由于家庭和谐是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得到强调,父亲有可能倾向于在家庭事务中运用妥协的艺术。夫妻平时所关切的不是权力或权利上是否平等的问题,而是道义与责任是否尽到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中,母亲有可能从同丈夫关系的温暖中得到一定安慰,也可从尽责任中得到一定满足。就儒家伦理而言,一个人首先是在家庭关系中学会如何行使权威,如何服从权威,而家庭所涉及的首先是责任和互爱的问题,而非法律和事务往来的问题。父亲和母亲从小就浸润在儒家道德之中。是否儒家道德给母亲提供了某种精神资源,使她比较容易地通过自我调整的过程?我猜想有这可能。中国有些作家谴责这种过程为“吃人的”礼教,这种说法固然反映了一部分现实,但要充分理解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则比较困难。

  1958年父亲去世后,母亲与同济相依为命。同济被打为右派,形同二等公民。母子二人如何度过这些艰难时刻是一个无人诉说的故事。但我认为,母亲乐观快乐的性格加上同济真切的孝子之情肯定化解了他们的许多忧愁。但是,有一个小插曲,使母亲在这段时期有过真正的满足与快乐。这就是1961年秋季在香港的聚会。母亲去香港与同环和陈纲同住了三个月,在此期间,同炎和训铨夫妇、同端和李耀滋夫妇及同崇都相继来看望母亲。(同融和胡倜群夫妇与同曜和吴卓夫妇时在台湾,无法前来看望母亲。住在大陆的子女也不能去香港。)同环和陈纲在他们居住的公寓楼里租了一套房间,这样来访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可以与母亲同住一个公寓。这次聚会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使母亲在离别时不太难过。同环和陈纲的轻松愉快的性格肯定增添了快乐的气氛。同环曾对我开玩笑说,既然有关支出是由大家分担,而她又是出了名的爱花钱,她就尽量使母亲高兴。她为母亲订做了好几套衣服。为适合母亲的“解放脚”,她还请了鞋匠到母亲住的地方,为母亲订做不同颜色的鞋。母亲后来以满足的口吻告诉我,同炎对她说:“妈妈,你要什么,我们现在都可以满足你的心愿。”母亲说她最想要的是个好一点的住处,因为复旦大学的宿舍太挤,同济又很怕热。一年以后,母亲去看了海外子女在上海华侨新村为她购买的一套单元房,心里一定很满足。这在当时的上海应当是最好的住房了。可惜的是,母亲在搬进新居之前因突发心脏病而逝世。以母亲作为郭家人所有的种种爱好而言,她一定是很满意自己的香港之行。这可能是这位生性活泼快乐的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

  (五)林氏家风的核心:恕

  做人的工夫:恕的落实(即对他人设身处地的理解)

  我认为,林氏家风,或曰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遗风,可用两个词来概括:“读书”与“做人”。但是,我们这代人主要是从家里,而不是从学校,学会这两个词的意义。

  实际上,我家兄弟姐妹十一人,全都没有(或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的小学教育。我们是在家里接受小学的教育。老师就是祖父、父母、叔伯姑婶。父亲教的“课程”是中国经典,包括《四书》、《左传》、《礼记》、唐诗和古文。其他现代“课程”如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则由在正规学校学过这些内容的哥哥姐姐们教给我们。在科举制度下,中国经典(主要是《四书》,但也包括儒家其他经典著作、诗词、散文和历史)是唯一的必读内容。对于传统士大夫来说,一个人的事业和一生就全看他在这个科目上的表现如何。

  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出现西式学校后,学习中国经典在一个人的事业发展上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但对于有些所谓的“书香门第”人家来说,这门课至少依然可以作为语言课程来学。它给孩子们以学会阅读和书写中文的机会,甚至还可以训练思考和辩论能力。所以父亲始终以很大热情讲授这门课。例如,同炎回忆,每一两个星期,父亲就要他写一篇作文,主要以政治、历史和人的行为为题。有一次,父亲要他写作文,题目是《徐州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徐州是江苏和山东两省交界一个县。同炎当时只有十岁左右,他肯定背了许多中国古文,也读了不少中国历史,但一个十岁的孩子怎能做这么大的题目?同炎自忖没有做好这篇文章。但他始终认为,当时写作文对于他后来思考中国、世界、及民族的问题是个极好的训练。

  但是,即使到了1930年代,我们都进了现代学校,在学校学习中文课程,父亲却仍然在家讲授这门“课程”。事实上,他教这门“课程”整整延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1910-1937)。我猜想,父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正如不少西方人从小学习《圣经》一样,他相信学习中国经典是不可或缺的基本道德教育,即中国所谓的“做人”(3)的道理。“做人”一词在中国沿用了千百年,至今不衰。它的涵义外国人往往捉摸不透,但每个中国人大概都能心领神会。

  在前现代的中国,“读书”和“做人”基本上是同一件事。“读书”是指“读中国经典、诗词和作文”,特别是指读《论语》和《孟子》。而这些经典著作所教的,主要是如何成为“君子”。因此,“读书”本身也就是指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读书”和“做人”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即所谓“读书明理”。然而,作为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的专业化进程则把两者完全区隔开来。道德训练或曰性格塑造(即“做人”)与获得专业知识(即“读书”)完全分离。这种分离的可怕后果生动地体现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日益加深的道德/精神危机。如何在孩子身上培养道德感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意识到这一切。但无论如何,在他看来,儒家经典是他的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坚定地认为它对于每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都有着重要意义。他的子女接受儒家道德的训练是绝对必要的。同崇也记得父亲有时会滔滔不绝地谈论古书。她说这给她一种对于人和社会的安全感和信任。确实,“读书”与“做人”的结合可认为是林氏家风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不记得父亲在三十年代每隔多长时间给我们讲一次课,可能一个月一次或甚至不到一次。显然,他不如十年以前讲得频繁。每次,他会把子女召到一起,我们都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他首先大声地念某段文字,用福建腔吟诵,简单地解释一下句子意义,然后再念一遍。每次上课大约半小时。我们按说应该背下所讲的文字。但是他从来不检查作业,也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写作文。所以我小哥同光(他现已八十岁,心脏科医生)、同崇和我所受的儒家经典训练远不及我们的兄姊所受到的严格。但我们还能多少背诵《论语》、《孟子》或《大学》、《中庸》里的某些章节。你们要想知道这些经典的大致内容,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些《论语》里给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1)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17)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以议也。”(4:9)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7:15)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23)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28)(5)

  你会很容易在上文界定的林氏家风的核心价值中找到上述引文的回响。其中最后两句话尤为重要,因为它们构成了整个儒家伦理的核心,从而也是林氏家风的核心。许多西方汉学家把“恕”译成“互对性”(reciprocity),其实这种翻译只捕捉了其中的一部分表层涵义。此词涵义孔子已说得很清楚,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在汉语中是由“如”和“心”两部分构成,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意味着“人心大体相同”和“将心比心”,因为既然人心基本上相似,人就有可能而且也应当用自己的心去度量别人的心。在英语中叫做“empathy”(即“设身处地去体谅“(他人),亦有译为“移情”)。儒家认为,人的“本心”是善的,因此“恕”的含意是将自己善良的本心推展延伸及于他人,即对他人作出设身处地的同情和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从消极方面展示“恕”的含意。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从积极方面展示“恕”的含意。两者合观正是“恕”的完整含意。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曾指出:“儒家的‘做人’基本上就是同情和移情的推展。”(6)。依我看来,这一点正是林氏家风的本质或核心。中国人所谓的通情达理正是此意。

  在许多林氏家庭中的对偶关系如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或姊妹之间的关系,往往存在着相对的和谐。这种和谐就其已经存在的范围而言,主要是实践同情与移情的结果。它是一种跨越不同家庭和不同世代所谓“心的习性”(habit of the heart)。你们中间很多人都熟知林家人初来美国时大家是如何互相帮助的。这种帮助是如此自然热情,以至成为许多林家人的“行为模式”。这一模式所强调的感受与道理就是“恕”,即“一个人对他人原本的善良与同情得到延伸”。我想引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恕”的含义。这就是高二的故事。高二是一位照料了林家三代人的“老佣人”。事实上,“佣人”一词已经无法充分表达这个例子的意义。高二和林家人之间的关系已超出了“主仆”一词的原义。

  跨越社会地位的情感纽带:高二的故事

  同珠的母亲(她从母方说是我的姨母,从父方说是我的婶母)身体从来不好。她雇了一个女佣,叫高姐(福州方言中的“姐”指女佣)来帮助管家。我的这位姨母兼婶母在亲戚朋友中是出了名的菩萨心肠。高姐带着一个儿子,叫高二(1893-1987?)。因此高二实际上是在我姨母家中长大的。他长大了就自然成了家里的佣人。后来,他结婚生子,全家都住在我叔父婶母的家中,一直到三十年代初期。1935年,同济(我的长兄)与他的美国妻子离美回国到天津的南开大学教书,高二又去照料他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高二到山东省滨海城市威海卫同骢(同珠的哥哥)家帮忙,直到1954年,他才决定离开威海卫回到北京与三个儿子同住。同珠的父亲(我的三叔)这时一直与同骢同住,在离别时给高二写了一首五言古诗,题为《送高二离别北上》。这是一篇叙事诗,讲的是两位老人如何自高二儿时起即形影相随的故事。诗篇很长,我只能在此节选一部分:

  行矣我高二,

  临分忍老泪。

  溯你佣吾家,

  随母勤扫地。

  孤孀人所怜,

  况汝才可器。

  虽小喜驾轮,(言能骑自行车)

  老大粗识字。

  ……

  主仆分浑忘,

  骨肉情不啻。

  ……

  汝昨得家书,

  秋风动归思。

  人孰无妻孥,

  求去我宁怼。

  汝今年六十,

  我已七十四。

  老别伤增伤,

  强言会面再。

  闽江水不波,

  燕山云作翠。

  一肩行李轻,

  八月残暑退。

  到家近中秋,

  明月伴人醉。

  高二在北京与儿子同住似乎并不愉快。我家在北京,高二从1954年起又曾来我家照料我们两年。后来,同骥(我的三兄)1956年回国,他马上又去照料同骥家。1963年,即我在上海的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高二又去上海再次照料孓然一身的同济,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他才回到北京再次与自己的儿子同住。高二几乎是一辈子东奔西跑照料林家的人,并且是随叫随到。事实上,林家人欠他的很多,高二却不这么想。后来他已经不再工作后,我们还时常去看望他。每逢春节,他都来拜年。他总是对我们说:“林家人的恩情比毛主席的恩情还大。”我赶紧提醒他这话说不得。文化大革命(1966年 - 1976年)正在风起云涌,我们当时只许说:“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高二的说法可被视为“反动”,给他自己招来大祸,并可能株连我们。

  1983年,同珠与同梅(我叔父的大女儿,同珠的姊姊)回中国探亲访问。她俩非常想见的人之一就是年已九旬的高二。姊妹俩在北京仅仅停留三天,日程安排非常紧。但她们决心要搞个大聚会,庆贺高二的九十大寿,因此谢绝了在著名餐厅厚德福吃烤鸭的宴请,用一个晚上来为高二作寿。所有在京的亲戚,包括我们一家,都应邀参加,共有三十多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二还记得每一个人。大家一个个上前同他握手,祝他快乐,祝他健康长寿。高二高兴得哭了。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前文曾谈到同珠的祖父(也是我的祖父)在每个仆人的生日那天会去给他们道喜;大约三十年之后,他的儿子(即同珠的父亲)为高二写了一首送别诗。光阴冉冉又过三十年,他的孙女同珠和同梅在北京为高二祝寿。这一切仅仅是巧合吗?还是说明的确有某种三代相传的家风?

  高二的故事是典型的,但在林家人中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当年我母亲在上海与同济同住在复旦大学的校园内,与一位农民相邻多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常来我家帮助母亲干点杂活,相处甚洽。他对我家的感情越来越深厚,最后他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张林生”。“张”是他的本姓,“林生”意为“生于林家”。他以这种纯朴真诚的方式来表示自己是林家的一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家被上海的红卫兵打为反动家庭,我父母的坟墓被红卫兵捣毁。张林生趁夜晚偷偷地将坟墓覆盖,他冒的是被红卫兵发现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再如,当年帮助同环带加华(1946年出生于上海)的保姆后来成了我女儿伯平的保姆。她在我家呆了三、四年,最后回到上海的儿子处。在她离开的前夕,她仔细查看了家里的每样东西,确定样样都安排好了。这场分手大家都很难过。每次我们去上海看望母亲时,都会去看望她。她和儿子过得似乎并不快乐,我们每次向她道别,她都会落泪。

  其实,林家的许多人对自己和他们的帮工之间的关系都有同样的体验。而且这种体验肯定不只限于林家。跨越社会等级的纽带被有些人斥为伪善,诚然,它无助于(有人甚至认为有碍于)推翻现存的等级制度,但是它却可能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普遍的人类体验。这种现象,与其说是现代平权理论的产物,不如说是古代同情与移情艺术或曰“恕”运作的结果。这种体验的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其说是由于“高贵者”的美德,不如说是出于“卑贱者”的慷慨。无论如何,这种体验证明了这一事实,即只要同情与理解得以畅流与感通,“生活在一起就能巩固人文精神的纽带”。(7) 我无意颂扬儒家的等级制度。但是,人间的感情或曰“恕”确实不仅可以跨越不同的家庭与不同代人,而且有时还可以跨越不同的社会鸿沟。我认为,这一事实恰恰反映了本文所谓林氏家风的核心。(8)

  注: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我的同祖与同曾祖的亲人陆续移民美国,至今已有五代。从二、三代开始已逐渐融入所谓美国得主流社会。以作者兄弟姐妹的子女为例,这批人连同其配偶共有49人,初步统计其中拥有博士与硕士学位者分别为22人与18人,占80%以上。家族中的这种高学历现象可能与中国士大夫传统有关,但他们的价值观念已有很大转化。从1978年开始,以在美族人为主每三年举行一次聚会,至今已举行了九次。和一般华裔子女一样,林家子女也有较强烈的寻根问祖的诉求。本文是为2002年在美国西部的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进行的第九次聚会而作。与会者约140人,其中大多数生长于美国,不谙中文。因此本文当初是用英文写出,其主旨在于通过先人的生活经历、琐事逸闻增加与会者对先人思想感情的理解,同时介绍一些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当时无意公开发表,今日得以与国内读者见面,自然非常高兴。本文内容除有两三处增补外,基本上未作更动。我增加了一个副标题 ――“中国士大夫传统现代转化一瞥” ―― 意在说明文章内容可能具有的某些史学与社会学含意。原文承蒙黄燕民女士译成中文,十分感谢。(为读者理解方便,本文在最后一个注解中提供了文中涉及的一些人物之间的亲属关系,可供参考。)

  注释

  1. 除我个人记忆之外,本文根据以下资料编写:

  (1)福建福州东瀚云撞北窗林公懋周海外支系族谱(林同坡编撰,1993年6月8日)。

  (2)澍民公在1978年林氏宗亲会之致辞(英文)。

  (3)关于母爱(澍民公1983年11 月16日致同坡与纯绮信,英文)。

  (4)依军与依林等,《林同骅航空事业奋斗记》(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4年),其中有同骅本人对祖辈与父辈之回忆。

  (5)“我的童年”,林同骥应“中国名人谈《我的少儿时代》”丛书征稿信(1991年11月)而写的初稿(手抄本)

  (6)林同炎口述自传《“预应力混凝土之父”:培育工程师、建造跨越河流与疆土的桥梁 1931 – 1990》(英文),Eleanor Swent访谈记录,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2001年出版。

  (7)林同济于1952年7月20日写的“思想检讨报告”,现存上海复旦大学。

  (8)林斯高(作者三叔)1959年编《福建福州东瀚云庄北窗林氏支谱》手抄本复印件。原本现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各国族谱图书馆(Family Records Library),唐德刚教授主持。

  (9)林同炎为作者编写本文寄来的录音带(2002年6月)。

  (10)沈学安(同崇女)编,《林氏家族:第30代人讲述的故事》(英文),分发参加1999 年海外林氏第八次聚会成员。

  (11)林同珠编译,《追忆林群-(斯高)与郭凤妊》。

  (12)作者对同骅、同炎、同融、同环、同珠、同崇等人十几次电话采访(1999年6月 - 7月)。

  (13)郭可信,2003年3月13日电邮来五页郭氏家谱及附言。

  2. 我在英译“做人”一词时采用杜维明教授的译法,即“learning to be human”。

  3.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45页。我对科举制度的描述大体以该书为据。

  4. 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往往拥有不止一个名字,例如我的父亲出生时的名字是林斯璧。“斯”是世代名,正如“斯”表示第29代,“同”表示第30代,是根据林氏祠堂中一付对联的用字顺序排好的,是固定的,不能选择。但“璧”则很可能是我祖父或曾祖父为他取的名。而“鼎章”则可能是他自取的正式官场用名。“西智”则是家人的昵称,成为他的“号”。

  5. 我的英译文基本上采用D.C. Lau的译本,The Analects(London: Penguin Group, 1979),但也参考如Simon Leys 的译本(1997年Norton平装本),再加上我个人的意见定案。

  6. 见Tu Weiming,“Chinese Philosophy:A Synoptic View”,见A Companion to World Philosophy, E. Deutsch & R. Bontekoe, ed., p. 31。

  7. 见Benjamin Schwartz,,“China and Contemporary Milllenarianism: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Philosophy East and West,April 2001,p.196。

  8. 在引言中,我的八叔林澍民提到“爱国”是林氏家风的重要部分。他说的很对。林家人特别是第30代人对于祖国有着强烈的感情。但我在本文中未涉及此内容。原因是,我相信在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兴起主要是社会与政治原因造成的结果,与其说是家庭培育的成果,不如说是学校和社会教育的结果。我们可以追寻古代“天下”概念演化为林氏“民族”概念的过程,探讨林氏家风中历史社会使命感与民族兴亡义务感之间的关系。但我没有足够的资料且本文原已很长,因此无法在此讨论。

  9. 本文编写者林同奇属于文中提及的第30代,同奇祖父有三个儿子,其中长子为文中林同骅(1910 - )的父亲,次子为同奇的父亲,三子为文中同珠的父亲。同奇父母有子女11人,其中五男为同济(1906 – 1980)、同炎(1911 - )、同骥(1918 – 1993)、同光(1922 - )、同奇(1923 - );五女为同曜(1903 – 2002)、同早(1910 – 1995)、同融(1916 - )、同环(1915 - )、同端(1920 - )、同崇(19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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