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报人林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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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水（1874-1926年），原名林万里，字少泉，号宣樊、退室学者、白话道人，闽县（今闽侯）青圃村人。幼承家学，又拜名士高啸桐为师。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林启之邀，赴杭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4所新式学堂，任求是书院总教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宣扬新政，提倡社会变革，宣传禁烟，倡导破除迷信及妇女缠足等恶习。受其影响，杭州成立全国第一个“女子放足会”。
光绪二十年（1902年）一月，林白水返福州，与表兄弟黄翼云、黄展云等创办全省第一所新学——福州蒙学堂，在校秘密组织“励志社”。后到上海与蔡元培、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社”和“爱国学社”，出版《学生世界》杂志。翌年，赴日本留学，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拒俄排满活动，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同年夏返沪，与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十二月，自办《中国白话报》，公开鼓吹以暴力推翻帝制。
光绪三十年（1904年），林白水出任《警钟日报》主编，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孙中山曾书“博爱”二字相赠。后加入光复会。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万里回闽，任福建都督府政务院法制局局长和共和党福建支部长。民国2年（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次年，袁世凯解散国会，万里回到福建。民国4年，再度入京，附和袁世凯称帝，被袁委为参政院参政。帝制取消后，万里重操新闻旧业，创办《公言报》，任主笔。民国8年初，在上海创办《平和日刊》。民国10年春，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自任社长，以白水为笔名，发表政论文章，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翌年，被查封，万里入狱3个月。出狱后，《新社会报》改为《社会日报》出刊。民国12年10月，因刊登揭露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报馆遭封闭，他再次入狱。出狱后，于民国15年8月5日在该报登载《官僚之运气》一文，揭露潘复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丑闻。当晚遭军阀张宗昌逮捕，翌晨被杀害于天桥。北伐成功后，由林森等资助扶柩回乡安葬。有《林白水先生遗集》传世。1986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其女旅美华人、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林慰君捐资在故乡建立纪念堂、纪念碑。

来源：福州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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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水(1874—1926)教过书、办过学、从过政，但就其一生来，主要还是办报，自1901年他27岁出任《杭州白话报》主笔以来，25年间他先后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报刊就有10多种，经历了晚清到军阀肆虐的动荡岁月，曾五被查封，三人牢狱，最后以身殉报，流尽了最后一滴
血。


　　“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这是他永不褪色的诺言。

　　他的一生极为复杂，既是黄兴的战友、蔡元培的同伴，曾为革命奔走呼号，有过光彩照人的经历，也追随过袁世凯，又与安福系有难以说清的关系，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他不是什么白璧无瑕的人，但就其一生来看，正如其同乡后辈邓拓1962年说的：“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


　　一、从《杭州白话报》到《中国白话报》

　　林白水原名林獬，又名万里，1916年以后才以“白水”为笔名，福建闽县青圃村人。弱冠之年他在福州书院就读，就已是小有名气的闽中名士，深受老师高凤岐(啸桐)的赏识。年轻时曾和同乡林纾同在林伯颖杭州的家塾任教，成为林长民、林尹民等的老师。又应同乡、杭州知府林启之邀，先后执教于杭州蚕桑学堂、求是书院。受林启创办新学的启发，1899年春天，他和方声涛、黄层云等在福州创办第一所新式学堂“蒙学堂”，“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中的陈更新、陈可钧、林觉民等多位福建籍英烈曾在此求学(方声洞、林文等也是他的学生)。


　　1901年6月，求是书院学生、杭州名士项藻馨创办《杭州白话报》，邀请林白水主持笔政，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就是林白水起草的，这是他第一次涉足报刊事业。他以“宣樊”、“宣樊子”的笔名不断用白话在报上鼓吹新政，攻击小脚、迷信和鸦片(随后杭州出现了第一个“女子放足会”)，也曾刊出以古文名世的林纾的《白话道情》(那时的林纾已翻译了《黑奴吁天录》，“不以仕途为念”，思想开放，倡导维新)，都很受欢迎。《杭州白话报》由最初的月刊，变为旬刊、周刊、三日刊，最后成了日刊，发行量也从2000份增加到3000份，直至5000份，风行杭城及附近各地。


　　1902年4月，林白水应蔡元培之邀来到上海，一起组织“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他的革命生涯由此翻开了第一页。接着，他和蔡元培等创办了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及社刊《学生民界》，“鼓动反清革命，言论尤为激烈”，也曾为《苏报》写过时评。这些活动无论在当时的上海，还是在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史、革命史上都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


　　1903年春，他和妹妹林宗素第一次留学日本，双双参加拒俄义勇队，秘密发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执笔起草《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参加者包括黄兴、陈天华、张继、孙翼中、苏曼殊等。


　　这年夏天，他和黄兴等一起回到上海，正值“《苏报》案”之后，章士钊等创办《国民日日报》，邀他加入，不幸因内讧而夭折。12月15日，蔡元培创办《俄事警闻》(1904年2月15日起改名为《警钟日报》)。因为林白水以前办过《杭州白话报》，所有白话文都由他执笔，但多不署名，12月19日，林白水独立创办了《中国白话报》，实现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那时候报刊不分家，名为“报”，实际上是期刊，先是半月刊，后是旬刊，发行量从创刊时的数百份到后来增至上千份。几乎所有栏目都是他一个人写的，他以“白话道人”的笔名大力倡导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在第一期的“论说”栏中他写道：


　　……这些官吏，他本是替我们百姓办事的。……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倘使把我们这血汗换来的钱粮拿去三七二十一大家分去瞎用……又没有开个清账给我们百姓看看，做百姓的还是拼命的供给他们快活，那就万万不行的1


　　1904年2月16日，他在第七期“论说”栏发表《国民的意见》指出：“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100年前，他就以大白话提出“纳税人的权利”思想，在当时还是罕见的。

　　他在17、18期“论说”栏连载的《论刺客之教育》一文产生了实际影响，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为炸清廷考察宪政五大臣而舍身赴义的吴樾，在《暗杀时代·自序》中叙述了他在《中国白话报》等报刊影响下思想转变的过程。《民报》曾刊登吴樾写给妻子的绝笔：“自阅《中国白话报》，始知革命宗旨之可贵；自读《论刺客》一篇，始知革命当从暗杀人手。”


　　1904年10月8日，《中国白话报》出至第24期停刊，离创刊不到10个月，但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林白水打破了文言八股起承转合的锁链和绳索，对新闻文体的发展作了许多新的探索。他的新闻作品已具备现代新闻文体(通讯、特写)的基本特征，如《俄国武官不客气的说话》、《商部尚书吃花酒》、《大家听戏，好玩得很哩》等大量新闻，以浅白的文字报道了那个时代的真相，一方面是国土被占、妇女被奸淫、财富被抢掠、百姓被杀戮；一方面则是统治者继续沉溺于听戏、花酒，照常取乐。在新闻体裁上，他较早采用号外、文摘、时事问答、连续报道、综合报道、集纳新闻、编者按、编后记等多种形式，用以报道新闻、展开评论。他的评论辞锋犀利，鼓动性强，是我国新闻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评论的政论家之一。在语言上也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明白如话，通俗易懂，辛辣尖刻，冷峭凌厉，早在五四运动倡导白话文之前他就已付诸实施，两办白话报，仅这个功绩就无人能比。梁启超半文半白的报章体风靡当时的新闻界，而林白水独树一帜，大胆采用纯白话，纵笔所至，畅所欲言，文章中不时夹杂着新名词、民间口语及方言词汇，读来活泼上口，明快畅达，同时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常用反语，有时尖锐得近乎刻薄。这一特点在他晚期的政论中表现得特别充分，深受读者欢迎，也为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这是后话。


　　20多年后(1925年12月4日)他在《社会日报》回忆起这段经历，还不无骄傲：“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语体的报纸来做革命的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


　　二、从黄兴的战友到入袁世凯的彀中

　　1904年11月，清廷大肆筹办“万寿庆典”，为70岁的慈禧太后祝寿，林白水愤而写下一副对联，在《警钟日报》发表：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一联既出，令人拍案，上海各报乃至外省不少报刊无不争相转载，传诵一时。

　　11月19日，上海租界，安徽志土万福华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失败被捕，林白水和黄兴等11人先后被捕，他因查无实据关了一天就被释放，即在《警钟日报》发表文章大谈“侠义之士”、“为侠客辩证”：


　　万福华和被捕的青年，都是古时所谓的‘侠义之士，，而满清却污他们为匪徒。侠义和匪徒相距何啻千万里?侠客是除暴安良的义士，即使在外国也算崇尚侠义精神的。


　　为万福华案，他到处奔走请律师、写文章等，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身边常有可疑的人跟踪。在参加了“光复会”的宣誓仪式之后，1905年初春，他回福建暂避。他的一篇《革新福州教育刍议》导致了4所府学的诞生，也是造福桑梓之举。


　　这年7月底，他再次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修新闻，有人说他是“中国留学外国学新闻学的第一人”。他先后与宋教仁、孙中山结识，孙中山手书“博爱”相赠。同盟会成立时，他欣然参加。年底，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酿成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浪潮，他愤然退学回国。在福州乌石山隐居期间，他与黄展云合编了《高等小学修身课本》，与黄振云等合编《高等小学经训教科书》，作为福州各个高等小学的教科书。1907年初，他再次来到上海，以卖文为生，当时“海上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他曾夜以继日赶写《中国民约精谊》一书，刺破手指给老师高凤岐的弟弟、他的同窗高梦旦写了一封慷慨淋漓的血书，商务印书馆破例预付1000元银票的稿酬，他全部赞助赵声、柏文蔚他们在南京举义。

　　1907年秋天，他第三次东渡日本，再入早稻田大学，开始系统研究英美法律和日本的教育。应高梦旦约稿，他先后翻译了《自助论》、《英美法》、《日本明治教育史》 等著作，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译编的《华盛顿》、《俾斯麦》、《哥伦布》、《大彼得》、《纳威尔》、《加里波的》等6本小册子，介绍西方近代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人物，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少年丛书”，誉为“记事简明、议论正大，学生校外必读之书”，长销不衰，从1909年到1930年共发行了13版，其中《大彼得》发行19版之多。

　　1910年夏天，林白水学成回国。辛亥革命以后，他回福建参加都督府参事会，主张三权分立。随后被任命为法制局长、省临时议会议员。他四易其稿，制定了福建第一部选举法。他主持下的法制局创办《时事选刊》，成为我国最早的文摘报刊之一。

　　1913年春天的民主浪潮中，他以共和党籍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北上进京，从此入袁世凯彀中长达3年。1914

年1月，袁世凯悍然下令解散国会，搞了一个袁记的“政治会议”，接着又有“约法会议”，林白水被任命为“政治会议”、“约法会议”的议员，还做了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督军府秘书长，得到袁的赏识。这年春天他以福建军务善后帮办身份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时值“二次革命”后不久，福建《群报》、《民报》、《共和报》等被封，《民报》、《共和报》主笔 黄展云、陈群尚在狱中，经他的努力才得以获释。

　　1915年，旧识刘师培拉他参加“筹安全”，薛大可主办的《亚细亚报》上也发表了他不少文章，撰表纪、写劝进书，袁世凯论功行赏，他捞了个参政院的参政。在林白水波澜起伏的生命中，这位书生论政的高手没有写好庙堂问政这一笔，1913到1916年这3年是一个败笔。不过回到当年的历史场境，想到1912年秋天孙中山一度也为袁世凯高唱赞歌，黄兴更是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画，尤为感佩”，甚至请袁世凯和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蔡锷、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也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袁世凯确实迷惑了许多的英雄豪杰。林白水3年的迷途并不显得突兀。


　　袁世凯的皇帝梦被蔡锷他们的枪声打碎，一命呜呼。3年在朝，林白水看破了政治舞台上的翻云覆雨、尔虞我诈，下决心告别政坛专心于新闻事业。

　　三、从《公言报》到《平和日刊》

　　1916年8月1日，林白水辞去议员，9月1日，《公言报》便在北京问世。《公言报》的创刊得到了他的同乡、早年的同事林纾的帮助，办报资金就来自林纾的门生、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所以这还算不上一张独立的报纸。也是这个时候开始，他以“白水”的笔名发表论说、通讯，亦庄亦谐，笔锋犀利，辛辣无比，乃至“白水”之名淹没了他的本名和过去的笔名。他字少泉，“泉”字身首异处即为“白水”，表示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同时他家乡有座白水山，他常对人说：“吾乡青圃白水山是吾他日魂魄之所依也。”他由此开始生命中最后10年的艰难跋涉，心无旁骛，几乎把这10年的精力、时间、智慧全部献给了报业。


　　《公言报》有替安福系说话的时候，但也发表过“有吏皆安福；无官不福安”这样的对联，“见者莫不哄堂拍案，段派知之，衔白水甚”。有时候他甚至给段祺瑞出难题，1917年春，他首先披露政客陈锦涛贿赂议员拉选票的丑闻，独家披露了原交通总长许世英在津浦租车案中贪赃舞弊的丑闻，京都舆论一片哗然。结果陈锦涛锒铛入狱，许世英畏罪辞职。1921年12月13日，他在《新社会报》发表《靳内阁的纪纲原来这样》一文，旧事重提：


　　我还记得合肥(段祺瑞)当国的时代，交通总长许世英，因为他靠着合肥是他拜把的弟兄，一方又是入了国民党的党籍，所以胆子大了。办一个津浦租车的大事件，不幸给区区知道了，想尽法子，把他那租车合同抄得一份，给他一个体无完肤的批驳。在《公言报》上一登，这位矮许先生第二天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己乖乖地告发自己，还请总理／辰人查办。以合肥那样蛮干的家伙，也不能不有三分尊重舆论，因此也就暗暗的劝他辞职。你想吧，那时候的合肥，简直跟项城差不多远，他以总理之尊，却不能保护一个把弟兄，可见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

　　还有一位财政总长陈锦涛，也是因为五万块钱的贿赂，给区区知道了，当天在报上一发表，陈锦涛也是乖乖的自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请查办。不上几天，陈氏辞了 职，就给地方厅传了进去押起来。审判结果，定了徒刑的罪名。后来还是费了多大的劲，弄个大总统援照约法，给他特赦出来。不然，至今还关在监狱里边哩。

　　1925年12月24日，他在《社会日报》谈到这段历史时，不无得意地说：“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阁员，举发二赃案，一时有刽子手之称，可谓甚矣。”

　　1917年这一年北京政坛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他发表时评《民国六年北京之所有》说，“总理一年而九易，则政乱可知”。7月22日的《印之蒙尘》时评，通过屡失官印，对民国上层政治极尽嬉笑怒骂之言，发出了“印且不免于蒙尘，而吾辈乃欲求其一旦之安适，宁非妄欤吁”的慨叹。7月23日的时评《便宜不得》，表示不能便宜上演复辟丑剧的前清小朝廷。张勋复辟10天前失败了，但5天前北京政府竟发布了为清廷洗刷罪名的命令，毕竟段祺瑞、徐世昌都是前清旧臣。《便宜不得》敢于与权贵唱反调，赢得了街头巷尾老百姓的赞誉。此文既见忌于徐树铮，也为林纾所不满。之后林白水还写了《无血之杀人》、《渔人得利》等辛辣的时评。他的一篇《青山漫漫七闽路》时评，揭穿即将出任福建省长的许世英贪赃舞弊、任用私人的老底，打破了许的省长梦。他与安福系的裂痕自然越来越大，离开 《公言报》是必然的。

　　1918年3月，他组织北京新闻记者团赴日本考察。1919年2月，“南北议和”开幕的当天，他在上海创办《平和日刊》，常常率先透露北方政府的消息。他女儿林慰君回忆“每一论出，南北和议代表拱手以听，军阀欲顾咋舌；望平街市上响晨翘首鹄立者数千，人踵相接也”。3个月后，和平会议宣告破裂，《平和日刊》随之偃旗息鼓。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抨击新文化运动，并辱骂蔡元培。虽然林白水不在北京，此事与他更毫无关系，但他深感内疚，觉得对不起老友。5月中旬，他回北京后，即与《公言报》分道扬镳。


　　四、从《新社会报》到《社会日报》

　　1921年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一起创办《新社会报》，对开4版，他为社长，胡政之为总编辑，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但当时报纸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赖以生存的不是发行与广告，而往往是某一政治集团的津贴，军阀政府也很注意控制舆论。林白水与安福系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对他们的黑幕了如指掌，“议论个人长短，或揭人隐事，‘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他常常把犀利的笔尖指向政府财政机关，利用内幕新闻敲竹杠，他打算向人要钱，就指名大骂一顿，‘给钱就不巧，决不恭维”’(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甚至连与他向来友好的，也刁；为他“笔下所饶恕”。权贵们又怕他，又恨他。当时曾任财政次长、总长的李思浩回忆，对《新社会报》“要给以相当数目的资助”，胡政之对此不满，感到“北京办报易受压迫”，担心被牵连进去，不久即南下上海办国闻通讯社去了。果然1922年2月《新社会报》就因披露吴佩孚搬用飞机炸弹和盐余公债的黑幕，被警察厅勒令停刊，只生存了一年多。


　　两个月后(1922年5月1日)，《社会日报》面世，林白水在复刊词中说：“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


　　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献媚军阀，破坏司法独立，德高望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奉行“不合作主义”，于18日辞职离京，引发了北京学界的驱彭风潮。21口，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刊出一篇述评新闻，大标题为：


　　北京城圈以内之绝大风潮

　　议长政客与学生宣战

　　副标题也很醒目：

　　皮鞭枪把击伤无数青年

　　重伤待毙者二十余人

　　何所谓人道何所谓法治

　　与恶魔宣战者靡惟学界

　　教育界之惯激及其表示

　　直点议长吴大头(景濂)之名。

　　1月27日，他在时评《否认》中盛赞蔡元培的为人，“若彼攻击之者，更无一人足以比拟蔡氏于万一”，坚决表示“吾人对于现政府与议会绝对的否认”。


　　1月28日，他在《告知识界》时评中说：

　　就眼前之司法被蹂躏，教育被破坏两问题，我们知识界要群起作积极消极的应付，积极方面，就是唤醒全国的舆论，促起全国各界的注意，用大规模的示威，推倒程克(司法总长)彭允彝(教育总长)……消极方面，就是凡属知识界的人物，对于现政府各机关职务，就应立刻引退(全体罢工)……因为知识界要是全体罢工，我敢信政府一定担不起。无论如何，总要屈服。……


　　同时对北京8个大学宣布独立、不听命于教育部之举大为称赞。《社会日报》与权势力量短兵相接，站到了时代的最前面。2月22日，新春伊始，在一片“恭喜”声中，他发表时评《恭喜，张内阁，快点倒下去》，接着他连续发表《缓急倒置》、《请看某部之大拍卖》等文，“今之北京政府，可谓完全不懂事家伙凑在一堆，自名曰政府，自号曰中央，犹复不知羞耻地自谥‘合法’。”他说议会、政府成了“拍卖行”，大小官吏“都有定价”，明日张胆，卖官鬻爵。林白水寸管在手，通过《社会日报》这个舆论的平台无所顾忌地批评时政，指斥权贵。


　　各路军阀、议员、政客、官僚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他们对林白水的恨是一致的，《社会日报》成为他们的眼中的芒刺。2月28日，《社会日报》“紧急新闻”栏刊出一篇《吴大头之进项》，骂吴景濂“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披露了曹锟送他3万元、送副议长张伯烈1．1万元等丑闻。6月，又揭穿了曹锟贿选总统，每个议员每月津贴600元、每张选票5000元大洋等内幕，大大地触怒了当权者，结果报馆被封3个多月，林白水也被囚禁了3个多月，罪名是妨碍总统选举行为。但他没有被压倒。


　　1924年秋天，冯玉祥反戈发动北京政变，当了1年零20多天总统的曹锟黯然下台，成了阶下之囚。两天后(11月4日)，林白水发表时评《哭与笑》，将那些窃据要位、贪得无厌的军阀、政客戏弄了一番。11月10日，在时评《请大家回忆今年双十节》中，他从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曹锟惨败的事实出发，得出了“武力靠不住，骄横乱暴贪黩之可危”的结论，警告“继曹吴而起的军事当局”，“尽可以就拿曹吴这一幕电影写真，来当教科书念罢了”；“孙中山所以敢于只身北来，……就是他抱个三民的主义，能得一部分的信仰罢了。……要是没有主义，单靠兵多地盘广，那末曹吴的兵，曹吴的地盘，何曾不多不广，为什么不及三礼拜，会弄得这样一塌糊涂?”这是一篇文采斐然而有见识、有胆气的大文章。


　　2月31日，孙中山扶病进京，林白水连续发表《吾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孙中山的死使他陷入悲痛之中。


　　五、从“卖文字办报”到以身殉报

　　从《新社会报》到《社会日报》前后5年，是林白水办的报纸中历时最久的一份。除了无情地鞭笞上层社会的黑暗，他亲身在街头巷尾接触底层社会，力图通过自己的报纸传达民间的呼声，关心底层疾苦，注重社会新闻成为《社会日报》不容忽略的一个特点，“举人生日用社会消息，无不笔而出之”。他亲自采写的一篇关于洋车夫的报道，“都门中下社会胥为震动，报之销路飞涨，日以数百份汁”，真正做到了“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国闻周报》第3卷第30期称其为“苍头异军突起，报界风尚为之一变。”老牌的《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说：“北京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报纸而诵者，皆社会日报也。”


　　1925年7月3日起，他在《社会日报》副刊“生春红”每期登载《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

　　《社会日报》自出世以迄今日，已满三年，耗自己之心血，不知几斗；糜朋友之金钱，不知几万。艰难缔造，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触忌讳、冒艰除，所不敢辞。然为资力所扼，发展无望，愧对读者。……计不得出，唯有出卖其自以为能之文与字，藉资全活。


　　接着他又刊出了“润例启事”。但也有史料表明，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4等，《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都属于“超等者”6家中，每月可得津贴至少300元。林的女儿回忆，家中佣人最多时有10人，家庭教师有5位，房子有四五个院子、三四十间，而且他酷爱金石砚台，经常收买各种名砚，要维持这样的生活无疑需要大量的金钱。这是林白水生活的一面；另一面他时时以“公共言论机关”为念，在腐朽黑暗、险象环生的北京独立支撑《社会日报》，以他无比犀利的笔“发抒意见”也是事实。


　　这年12月1日，正值北京《晨报》馆被捣毁，《社会日报》差点被砸，林白水也收到威胁信。他在《社会日报》登出《白水启事》：“今则年逾五十，家徒四壁，一子一女，学业未成，外对社会，内顾家庭，犹多未尽之责，迭承亲友劝告，勿以言论召祸。自今日起，不再执笔为文……”当天时评栏的署名即由“白水”改为“记者”。


　　当时的北京新闻界，“报馆，不下百十家，通讯社，亦不下百十处。讯以同通，文以同载，篇章抄袭，意兴寡索，其志在骗乞津贴。挂名部曹，藉此以为媒者不必说，即号称大报日出三大张，亦不过多载‘呢”么’等新文，‘呀’‘呵’等新诗，其艰奥难读，其于典漠誓训，非浅学者所能共喻”(1925年12月21日《社会日报》)；“无私无党，直言不讳者，白水一人而已。观其时评，无论任何军阀、任何政客、任何士民，有好坏处，莫不良心驱使，力加戒勉，且聪明绝顶，料事如神”(1925年12月10日《社会日报》)。他“信手拈来，借成妙谛；其见诸报章，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词严义正，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污吏寒心，贪官打齿”，“对一般恶官僚，当头棒喝；对一般新青年，痛下针砭”，人称“透骨见血，铁肩辣手”。

　　难怪在他声明“不再执笔为文”后5天里就收到200多封读者来信。有人甚至说：“我们每日拿出脑血换的八枚铜元，买一张《社会日报》，只要读一段半段的时评，因为他有益于我们知识的能力。”从12月6日到27日的22天中，他在《社会日报》每日一栏，一共发表了57封读者来信。


　　他从热情的读者那儿汲取了力量，感到无比的感奋。12月20日，他再刊出《白水启事》：“这半个月之内，所收到的投书，大多数是青年学生，都是劝我放大胆子，撑开喉咙，照旧的说话。我实在是感激的很，惭愧的很。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不料一语成谶。


　　当天的时评又署上了“白水”之名，他的笔像投枪一般掷了出去。在随后几天的时评中，他对段祺瑞的新内阁发起猛烈攻击。比如《陈澜生别来无恙?》、《不堪回首》挖出了两个曾被他在《公言报》骂倒的政客的老底，还以《不堪回首集》的总标题逐日刊登《公言报》揭露他们丑闻的报道，使这两个新任总长臭不可闻。“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他的新闻评论实践了自己“说人话”、“说真话”的诺言。


　　1926年4月16日，直奉军阀进城以后，他还发表时评赞扬冯玉祥秩序井然撤出北京。这一见面礼自然引起军阀的忌恨。4月21日，他发表《合肥政治闭幕》时评。他曾在报上自白“我这些说话，是着眼在国家利益，社会安危，与军阀个人，哪些党派，可是毫无关系”。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捕，26日在天桥惨遭杀害。黑云压城、新闻界人人自危。5月12日，他竟然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断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5月17日，他在时评《代小百姓告哀》中批评直奉联军：


　　树讨赤之旗，……但直奉联军开到近畿以来，近畿之民，庐舍为墟，田园尽芜，室中鸡犬不留，妇女老弱，流离颠沛。彼身留兵祸之愚民，固不知讨赤有许多好处在后，而但觉目前之所遭之惨祸，虽不赤亦何可乐也!……赤党之洪水猛善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乌夫，自由自汝之名以行，今之讨赤者，念之哉!

　　“军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除是死不要脸，愿作走狗，乐为虎伥的报馆，背着良心，替他宣传之外，要是稍知廉耻，略具天良的记者，那有刁；替百姓说话，转去献媚军人的道理。”这是他1926年5月26日发表的时评，今天读来依然掷地有声。6月5日，他发表署名时评《欢迎吴张者注意》，批评炙手可热的军阀，以及嗜利、逐臭的趋炎附势之徒。“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与他办《中闲㈠活报》时以民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到什么时候都有着抹杀不厂的甘：命力。曾在他家做过家庭教师的考古学家容庚说他“视权贵蔑如也。其所办日报，抨击军阀，笔锋犀利，如挝渔阳之鼓……其身世与祢正平略同”。他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但以“说人话”、“说真话”为天职的报人，他别无选择。一篇篇时评，如同一根根芒刺扎在军阀的背上，杀机早已伏下，林白水命在旦夕。


　　1926年8月6日凌晨一点，北京宪兵司令王琦诱捕了林白水。主宰北京的山东督办张宗昌想杀他可谓由来已久，起因是他在报上讥讽这位“狗肉将军”是“长腿将军”(影射他的部队遇到敌人撒腿就跑)等。直接起因则是8月5日的时评《官僚之运气》得罪了张的智囊、曾是财政次长的潘复：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囚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可见表面炎炎赫赫之某肾囊，由总长降格求为督办；终不可得，结果不免于刳池子之玩笑，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早在1923年1月2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发表《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矿师潘大少爷恭喜山东人发财》，揭露潘复贪污敛财的劣迹，使其未当成山东省长，潘早就怀恨在心。8月5日，潘复看到《官僚之运气》的当晚，先是令人给林白水打电话，要他在报上更正并且请罪，林以“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而断然拒绝。潘复恼羞成怒，在张宗昌面前哭诉，要求将林白水立即处死。林白水被捕的消息传出，京中友好纷起营救，杨度、薛大可等苦求张宗昌，薛大可长跪不起，王琦与潘复耳语而去。等到张宗昌同意将“立即枪决”的命令改为“暂缓执行”，凌晨2点，传来的是已执行半个小时的消息，这是潘复与王琦串通定要置林于死地。


　　其实，8月6日清晨4点10分，林白水才被押赴天桥刑场，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枪决(1926年8月7日《晨报》)。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被难之时，他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双目犹未全闭，陈尸道旁，见者为之酸鼻。这一天离邵飘萍被杀相距不过百日。两个著名报人因为“说人话，不说鬼话”、“说真话，不说假话”而以言获罪，在同一地点遭公开杀戮，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悲怆的一幕，后被称为“萍水相逢百日间”(1928年北京《自立晚报》的新闻标题)。


　　林白水留下的遗嘱写于8月6日凌晨4点：

　　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J、林、宝玉和气过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作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


　　丙寅八月七日夜四时万里绝笔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最放心不下他只有12岁的女儿，以致将年、月、日都写错了，他写了“丙寅”，按阴历那天是六月二十八日，阳历也不是8月7日，而是6日。从手迹来看，这份遗嘱也不是一气呵成的，“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8个字就是后加的，对他心爱的女儿的关怀之情尽在其中。林慰君说：“人家都说先父是慷慨就义，丝毫不在乎。但他内心的痛苦不知多么厉害!又有谁知道?”诚哉斯言!痛哉斯言!

　《文史精华》2004年第4期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