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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ISSN: 1608-5515)
第二十八期 (P1-8)
2002.7.15
研究九龙古老宗族竹园村和蒲岗村林氏的历史，可资根据者不多，主要原因是，蒲岗村在日治时期被清拆；竹园村虽存，但战后的市区发展，使得此村的面积大大缩小，与此同时，林氏亦逐渐迁出竹园，时至今日，竹园村已再没有林氏。1
学者对林氏历史的注意，始于北佛堂天后庙(亦称大庙)庙后石刻的发现。1955 年，工程司余谦向华民政务司投得修建大庙工程。他在监工修建期间，于草丛中发现题记刻石，碑文虽艰深难明，但明显是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间，官员严益彰应土人林道义的要求所刻的。2 余谦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简又文等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除了组织学者亲到大庙考察石刻外，更在1959 年，到竹园村寻访林道义的遗裔。据报纸报导，时竹园村乡长林发及总务主任林泉，「乃出族谱供简教授参考，据林发称：渠族世代居此，已历数百年，初居于南塘(即大庙)，后迁彭埔围(即目前之大磡村)，后迁竹园，卒以竹园地方不敷居住，乃分支于蒲岗村，立此碑文之林道义，为渠三传太祖。」3不过，简又文对林氏的历史兴趣不大，他只是试图透过这块石刻上的文字数据，去引证南宋末年宋帝曾驻跸九龙一带的传说。4 许舒(James Hayes)是首位研究林氏历史的学者，他曾参与简又文的大庙考察，又在1964 至
1972年间，多次于九龙地区进行访问。他发现竹园和蒲岗两村的林氏，在战前的每年正月十九日，会联合举行一个「扒纸船」的去秽仪式。在过程中，有林氏村民二人抬着纸船，在竹园村和蒲岗村逐家逐户巡游，而当纸船经过门口时，户主则将代表污秽的东西放进纸船中。巡游完毕，村民将纸船抬到海边，推出海中，让其沉没。透过这个仪式，竹园和蒲岗两村的林氏，可在每年开始之时，得到洁净。5 许舒的调查，显示这两村林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夏思义(Patrick Hase)对这乡村联盟有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在战前，衙前围村和蒲岗村均是九龙地区举足轻重的本地村落，它们各以自己的天后宫作为核心，将其附近的细小村落组织起来。其中以衙前围村天后宫为核心的叫做「七约」，共有七条乡村；而以蒲岗村天后宫为核心的叫做「六乡」。在六乡之中，除蒲岗村外，还有竹园村、沙地园村、瓦窑头村、牛池湾村和元岭村。6 夏思义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到蒲岗村林氏虽云由竹园村林氏分支而来，但在战前，它的地位显然较高。
其实，竹园和蒲岗林氏的密切关系，亦反映在其族谱上。据他们在族谱上的解释，两村的林氏同是十三世祖林乔德的子孙。林乔德有两位夫人，嫡妣周氏生日焕，从妣刘氏则生日胜和日登。他们本居于竹园村，但到了下一代，日焕整房人迁居至蒲岗村。因此，迁至蒲岗村的林氏是嫡长房，而留在竹园村的是庶出，是二房和三房。7 笔者相信，在清代，林氏一共编修过两次族谱，这从《九龙竹园莆岗林氏族谱》的结构上可以知道。在结构上，《九龙竹园莆岗林氏族谱》分为三个部份。首先是《序文》，由十七世祖林宪斌(1760-？)所撰；接着是《南北二佛堂志》，这是由廿一世祖林奇山(1873-？)所写的；最后是《初来过江志》，这部份占族谱的最大篇幅，记录了竹园村和蒲岗村各房祖先的世系。虽然这《初来过江志》撰写日期不详，但纵观在这个部份中，最近的世系与林奇山同代；又，举凡林宪斌之序文及其它章节，均有注明是林宪斌所述。故此，笔者估计在十九世纪，林氏曾编修了一本族谱；但我们现时所见到的《九龙竹园莆岗林氏族谱》，却是二十世纪林氏建基于旧谱而重修的。
笔者同时发现，在这两次修谱的过程中，林氏所讲述祖先故事的内容和重点是不同的。本文的目的，是分析林氏两次编修族谱的原因，从而了解竹园村和蒲岗村发展的历史，并希望藉此对九龙地区的历史发展有深一层的认识。以下一节，我们先看看十九世纪，林氏是如何在族谱上讲他们祖先的故事？
二、初修族谱—天后、林道义和彭埔围林氏首次编修族谱，是由十七世祖林宪斌负责。林宪斌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讳文郁，号希善，别号乐道，是乔德公以下第二房日胜的曾孙。在族谱中，他对自己有以下的评论：「平生以松坚操性，最好松，故店取名松盛家，亦取名松
轩，少以质鲁经书，壮以肤见课教读，十七岁身克新安县文庙补佾生，五十一岁，在嘉庆十五年庚午岁(1810)，奉旨大典选举，恩赐乡饮大宾，谖教三十余年，所授门徒者有三百之姓名，而经成功者，愧无一二子之可指为人师者。」8 由此可见，林宪斌拥有补佾生之功名，虽然那只不过是在祭祀孔子时的候补舞蹈生，但在偏远的九龙地区，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正因如此，在他一生中，共有三百人跟他读书。他又指出，他在外地教学数十年后，退休回乡，因受族人的请求，负责了编修族谱的工作。
他说：「宪虽所学肤见，以不敢以质鲁自谢，前四五十年舌耕外地，有怀未遂，至于今花甲将周，欲待后能者，无以可诿。」9由此文字可知，当林宪斌编修族谱，是在他将近「花甲」(60 岁)的时候。故此，竹园和蒲岗林氏首次编修族谱的年份应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左右。
编修族谱，当然是为着追认远祖。事实上，早在1815 和1816 年，乔德公的三房子孙已积极进
行修建祖坟的活动。族谱指出，三房子孙虽散居竹园和蒲岗，但一直有对其共同祖先乔德公及其二位夫人周氏和刘氏的合葬墓进行祭祀。嘉庆二十年(1815)，在居于蒲岗村的长房十七世孙林习大的领导下，三房决定将以上三位先人起骨重葬。不过，过程并不太顺利，起骨之时，林氏发现他们一直以来的祖先坟墓原来只有乔德公的两位夫人周氏和刘氏，并没有乔德公本人。为了确立对乔德公的祭祀，最后由林习大等「于建修之日，谨铸银牌刊刻乔德林公字号，另以一小黄塔置其牌号，与周刘二祖妣之金骸三共合为一穴。」为了重建更早的世系，林氏又尝试找寻乔德公的父祖林敬廷和林干艺的骸骨，这是更加艰辛的任务。1815 年，林氏先找到两位祖先的夫人吴氏和周氏的墓穴。于是，特建一「眼镜穴」，将吴氏和周氏之金骸置于左穴，而将乔德公及其周刘二位夫人之金骸置于右穴。翌年，林氏终于在白沙埔寻到干艺公之墓，至于敬廷公之墓，最后亦能在蒲田乡间寻回。于是，林氏将敬廷、干艺父子合骸同穴，葬于白沙埔，并「建灰立碑，永垂不朽。」10 林氏三房在嘉庆年间的修坟活动，至此大致结束。
三房更在这次迁骸修坟的过程中，成立了用作祭祀祖先的财产。族谱在紧接于1815 年修墓事迹后，有如下的记载：「祖分曰焕、曰胜、曰登三房，遗有祀田土名门前垄，又土名企份，共食实种五斗，载色米壹升七合，随轮耕者办纳米，在长房的名内。如遇大役，三房均当临期，毋得混捺现年。」11意思是，三房共同拥有祖先留下的田地一块，而这块田地的收益，会在日后用作拜祭之用。
但是因为这块田地登记在长房的名内，所以彼此协约，由这片田土而来的税务责任(即每年应向朝廷缴纳本色米壹升七合)，由随轮耕者办纳。但是如果遇到大役，要缴纳的税项加重，则由三房共同承担。
从以上可知，在1815 年左右，三房努力地为祖先迁骸修坟。他们的目的，除了慎终追远外，肯定还借着拜祭共同的祖先和管理共同的祖尝，加强三房之间凝聚力。不过，无论目的是甚么，当时世居于竹园和蒲岗的林氏，觉得有需要更详尽地追溯祖先(包括乔德公及之前祖先)的历史。而正于此时退休回乡的林宪斌，便顺理成章担当了此任务。
林宪斌承认，编修族谱并非一件容易的工作。原因是，林氏对其四代之前祖先的事迹已经非常模糊。在这种有限的记忆下，他是如何编写自己的族谱？根据林氏自己的说法，他是靠着「稽旧典而与追述之思，溯其大概，执所见而继修述前人之旧迹，续后代之系□以为宗。」即是说，林宪斌是透过查考一些「旧典」，而找出祖先的历史，至于这些「旧典」是甚么，他则没有言明。不过，在其追查其先祖的事迹时，天后娘娘的传说必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林说：「[祖先]愿公，为五代巡检……生子三人，生女六人，第六女即是天后娘娘……本支乃愿公之后…… 始于莆田 ……一十余传至栗树下爬而巷。」既是蒲田天后娘娘的远房亲戚，竹园林氏当然是源于蒲田。
在确定了莆田的远宗之后，林宪斌开始述其本地近祖。他考证得到在宋代修建北佛堂天后庙的林道义，乃其族最初定居九龙的祖先之一。要了解林道义的事迹，不得不提北佛堂天后庙的石刻。
此庙的建成，据嘉庆二十四年(1819)编的《新安县志》，是始于宋代，原因是庙后有宋代竖立的石碑一块。《新安县志》云：「北庙始于宋，有石刻数行，字如碗大，岁久漫灭，内咸淳二年四字尚可识。」12 咸淳二年是南宋度宗皇帝年号，即1266年。不过，此碑今已佚。1955 年，工程司余谦在北佛堂天后庙后所找到的石刻，是咸淳十年(1274)严益彰所立的。这碑在《新安县志》上没有记载，而且碑文模糊，经过简又文的整理和标点，复原如下：
「古汴严益彰、官是场。同三山何天觉、来游两山、考南堂石塔、建于大中祥符五年。次、三山郑广清、堞石刊本，一新两堂。续、永嘉滕了觉继之。北堂古碑、乃泉人辛道朴鼎刱于戊申，莫考年号。今三山念法明、土人林道义、继之。道义又能宏其规，求再立石而以纪。咸淳甲戌六月十五日书。」13 据简又文考证，碑文的意思大概是：开封县人严益彰，乃官富场的盐官。一日，与福州人何天觉，同游南北佛堂，考得南佛堂的古石塔，建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后有福州人郑广清大事修理，两堂胜迹，焕然一新。北佛堂有古碑，乃泉州人辛道朴建立，年代已不可考，只知是戊申年。今有福州人念法明和土人林道义，继起重修两堂。林氏又能扩大其规模，求严氏书文刻石以纪其胜。咸淳甲戌(1274)六月十五日书。14 此宋碑文中所列的人名，包括严益彰、何天觉、郑广清、念法明和林道义，在正史或地方志中均不可考。不过，在清嘉庆年间，当竹园和蒲岗林氏编写族谱时，便确认了宋代的「土人」林道义乃其祖先。林宪斌在其序文中指出，从蒲田移居本地的始祖为林昌宗，「昌宗生二子，长云远，生松坚、柏坚，次云高，生梧坚、梅坚、梓坚等，一家和合，生理闽粤，同舟往来湖海之间。」在一次的狂风巨浪中，船破板碎，林氏只好驶泊佛门南塘澳口，「松[坚]之兄弟等扶神登岸」，安放在南塘石榻之下，是为南佛门天后庙。后香火渐多，松坚之子林道义「扶神过海」，在佛门北塘另立一庙，是为北佛门天后庙。林宪斌还强调林道义建庙后，「役庙事神，子子孙孙，世代相沿。」15 观此部份的叙述，林宪斌是强调居住于竹园和蒲岗的林氏，其实是自宋代以来的本地旧族。
可惜的是，林宪斌对三世祖林道义的事迹亦是只此而已，即使是林道义的生卒年份，居于何地，族谱也没有确定。不单如此，由林宪斌到林奇山，对于林道义以下的四世祖始贤、五世祖能、六世祖泰、七世祖均、八世祖稔，也全无头绪。在《初来过江志》中，对这数代的祖先资料的缺陋，只能有如下的解释：「维时世乱，人事纷纭，旧典消亡。」16「世乱」是何所指？根据族谱，应是指清初台湾郑氏抗清对沿海村落所构成的治安问题。
林宪斌在其序文指出，林氏无论定居在竹园或蒲岗，是复界之后的事。在这之前，由宋代昌宗公开始，林氏世居于九龙彭埔围，他云：「二十余传至宇尚公，之后分支移入粤东省，分居人众，各有地属，我祖昌宗公则居广州府新安县官富司管下土名官富山大飞鹅山下鹅公塱彭埔围为世居焉，既今之九龙烂围是其原来故乡遗址也。」又说：在清朝初年，林氏「时居彭莆围，业经积实，人浓地实。
康熙元年(1662)奉移，七年(1668)复奉举，所移所复之间，男妇丁口所失尤为几希。至丙辰十五年(1676)，冤遭台湾海匪百有余船攻破围垣，在敌者万无一生，仅存外出之幼童牧牛攻书者几人而已……当此之时，尽入竹园村依亲居住。此舍旧从新，又一族运之更节也。」17 由此可知， 1662 年在清政府命令下，一直居住于彭埔围的林氏被逼迁移它乡，直至1668 年才能回至旧地，颠沛流离的过程中，令族人所余不多。不过，林氏不幸的遭遇接踵而来， 1676 年，彭莆围遭到来自台湾的海盗攻击，围破之日，居住在围内的村民无一生还。林宪斌指出，当日彭埔围被灭族之日，其实有几名外出的牧童逃過了大難，他們旋寄居於竹園村的親戚家中，是竹園林氏的先祖。
經過這一番的解釋，林氏解答了祖先資料的缺陋，正如林憲斌所說：「康熙丙辰，海氛凌族，遺裔幾人，幼小無知，不能述修支譜，以至頹毀錯落，中有貫珠不明者，半存半疑間，多失序而紀紊也。」18 該幾名牧童「幼小無知」，對其祖先的歷史事蹟非常模糊，所以他能夠掌握用來編寫族譜的材料當然非常缺乏。但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次編修族譜，令到定居於竹園和蒲崗只有四代的林氏，追溯了更遠的根，成為由宋代以來已經定居於九龍的舊族。
可是，將大廟林道義和彭蒲圍林氏的事蹟編入族譜，使人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林氏的祖先是居於大廟，還是彭埔圍？林憲斌曾說，林道義「扶神過海，役廟事神，子子孫孫，世代相沿」。意思好像是說，由林道義開始，其子孫一直在大廟侍奉天后娘娘。如果如此，那為甚麼在海寇圍攻彭埔圍時，他們又變成彭埔圍居民，因出外放牧，逃過大難，躲入竹園村？不過，兩個不同的事蹟，卻可使林氏一方面自稱九龍的舊族；另一方面宣稱自己由古至今擁有大廟的擁有權。而在後者，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當香港政府決定收回大廟時，變得非常重要，並促成林氏有再次編修族譜之舉。
在二十世紀，竹園和蒲崗林氏再次修譜，因而編成我們現時所見的《九龍竹園莆崗林氏族譜》。
在這次的編修工作中，居於蒲崗村的日煥祖子孫最為積極。從這族譜可見，在緊接林憲斌序文後，有廿一世孫林奇田署名的《南北二佛堂誌》。族譜中並沒有林奇田，而日煥祖一房有林奇山，亦是第廿一世孫。19 故筆者相信，「林奇田」應是「林奇山」之筆誤。
林奇山，原名林成發，奇山只是他的外號。他生於同治十二年(1873)，是長房日煥祖的子孫。前已述及，十三世祖喬德公有三子，即日煥、日勝和日登，其中日煥是嫡出，而日勝和日登是庶出。根據族譜，日煥亦有三子：魁泰、魁平和魁庸。康熙五十六年(1717)，魁平「帶日煥祖管下一家子侄人等，自竹園遷入蒲崗西邊，新立宅場居住。此創業開基，乃公之始志；規裕後者，尤公之善謀也。」20又說：「蒲崗村其村分東西中三股，西邊是為林宅，日煥子孫所居之村也。」21 即是說，自日煥的兒子開始，整房人已搬至蒲崗村居住。
林奇山參與編修族譜，並不出奇，他應是在當時的林氏子孫當中較為富裕的一個。據族譜所載，他的父親華保(1834-1894)，「好貨財，奔走外國數十年後，積儲數千，旋家，捐納貢生，創造產業。」可見，林華保在晚年自外國返回蒲崗時，帶來了相當可觀的財富，而這筆財富亦使他有能力捐了一個國學生的功名。華保死時只留下奇山一個兒子，可能由於父親建立的地位和留下的財富，令林奇山在1932 年代表三大房，重修了乾藝和敬廷的合墓。22 由於族譜並沒有記錄這次重修祖墳，所以筆者懷疑族譜是在1932 年稍前編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林奇山在此次重修族譜的過程中，特別強調林道義修建大廟的事蹟。當林憲斌編修族譜時，對林道義在大廟所做過的事，只是寥寥數句；但在這重修的族譜內，林奇山所撰述的《南北二佛堂誌》中，有關林道義建北佛堂天后廟的故事，卻比以前所寫的來得詳細生動：「時我祖扶神過河，過海立廟於北堂也，神聖感靈，大顯慈航，海面生涯，來往不一，上東落西之船，海不揚波，得媽扶持護福，千鐘往來，奉香送油者不可勝數，所以我祖延請各營生紳士等，捐資重修，崇升者，乃我祖之手也，亦時號為大廟北佛堂也。」林奇山甚至能夠指出，「我祖立廟時，曾有古諷一首，始末來由，書於石上，刊名林道義之碑也，待於後人有堪覽也。」23 這些事蹟實在難以證實，但經此介紹，林道義的生平比以前的敘述更加詳細，甚至由一個「土人」，一變而成會作詩的文人。24 不過，林奇山重寫林道義故事的重點，不是為這位祖先披上文化的外衣，而是在更清晰的強調，大廟是由林道義所建。
林奇山在1932 年左右重修族譜，當中強調林道義對大廟的擁有權，與當年香港政府對華人廟宇的政策有莫大的關係。早在1928 年，香港政府鑒於廟宇數目日多，恐防有人藉著營運廟宇牟取私利，遂立法規管廟宇的營運，包括規定所有廟宇，均須向政府註冊，並須在註冊上詳細列明營運經費的來源和使用。又，除特別申請外，所有廟宇必須一律歸華民政務司管轄，該司則特設「華人廟宇委員會」執行管理。25由於這個法令，自1928年起，華人廟宇委員會陸續洽談和接管香港歷史悠久的廟宇。以九龍半島的廟宇為例，華人廟宇委員會於1928年接管九龍城侯王廟、紅磡觀音廟、慈雲山觀音廟、下鄉道天后廟；1929年接管鶴園角北帝廟；1931 年接管深水武帝廟、深水三太子及北帝廟、深水天后廟；1948年接管茶果嶺天后廟。屬於新界地區的大廟管理權，則是在1939 年，由林氏的手中交給了華人廟宇委員會。26 雖然大廟的轉讓，在1939 年才完成，但雙方的洽談，應在1928年稍後已經開始，而林奇山在1932 年重修祖墳，以及在這之前重編族譜，正是為著這次轉讓做好準備。事實證明，林奇山所做的事並沒有白費。27 問題是，林道義修建大廟，這在林憲斌在十九世紀初修族譜時已有描述，現時林奇山所寫的，只是較為詳細而已。故此，林奇山詳述林道義的故事，並非他重修族譜的主因。
林奇山重修族譜，最重要的部份，是聲明大廟的擁有權是由蒲崗林氏世代繼承的。在編修族譜之前，他們已在大廟的西廊，供奉林氏十至十四世祖的祖先神主牌，分別是十世祖述倫、十一世祖乾藝、十二世祖敬廷、十三世祖喬德和十五世祖日煥。這個祭祀的排列，顯然是為著表示日煥祖一房的蒲崗林氏，是向林道義繼承了大廟的擁有權。族譜的《南北二佛堂誌》的撰寫，是將這大廟西廊神位安放情況再用文字記錄下來，以便隨時對這祖業的所屬有所依循。
正因為大廟是屬於蒲崗林氏的，所以，當時的大廟轉讓是他們(林奇山代表)與華人廟宇委員會的協約，與竹園林氏無關。1938 年，林奇山收到華民政務司的函件，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雙方協議的部份內容。該信件云：
『啟者：按照一九二八年「華人廟宇則例」、第七款第二節，本司玆請閣下將坑口第二百四十約第九十二號地段之天后廟割讓與華民政務司。該廟現時閣下為司理人。華人廟宇值理決意于得該廟後，即將其修葺。華人廟宇值理經已答允，每年由該廟入息首先提出五十元與蒲岡村林姓家族。此致林奇山先生。華民政務司那魯麟啟。一九三八年十月四日』28 此信揭示了當年雙方在轉讓大廟的內容，其中有兩點值得留意。首先，華人廟宇委員會除答應修葺大廟外，還每年給予林氏五十元。29 第二點，也是最重要的，該筆款項，不是給予所有林道義子孫的。正如上述信件所云，是交給蒲崗林氏的，亦即是包括林奇山在內的日煥祖子孫。
由此可知，在1928-1939年間，蒲崗林氏重修祖墳和在大廟中安置日煥祖先神位，是為著重申他們一房對大廟的擁有權。族譜的重修，正在這個時期，日的是以文字再對這擁有權加以聲明。
四、總結—九龍歷史下的竹園蒲崗林氏對於在明代已經定居在九龍的居民來說，遷界所帶來的痛苦是極大的。如衙前圍村的吳氏，被遷界命令嚴重打擊，以致有四代祖先的資料無從稽考。在1918年編的《吳氏重修族譜》中，有如下記述：「今據耆老相傳，云清初海氛未靖，遷民以避，輾轉流亡，慘不忍述，迨康熙初年，准還原鄉，因而遺失四代。」30 遷界帶來的慘痛記憶，在九龍一帶的鄉村，良久不能抹去，即使到了嘉慶年間，居住於竹園的林憲斌，仍能在其族譜中生動地將當時村民的苦況刻畫出來：「初遷，愚民不識，何故肯去者。一去，離妻丟子，各人手足之親；不肯去者，押遷之官，遂行逆旨誅戮，甚至亡家滅族，每每出之無辜，有移無歸，死於不得其所者，不知如許。」31 幸好，廣東省在1668 年，得到朝廷的恩准復界，令其原先內遷的居民，可以自由返回沿海故鄉居住。
不過，朝廷雖復界，但對許多離鄉的居民來說，回鄉居住仍然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原因是，當年遷界措施所針對的台灣鄭氏，在1684 年投降前還非常活躍，因而由這股反清力量而起的海盜問題，在廣東復界後仍一直騷擾村民的生活。正因這個緣故，彭埔圍在1676 年，遭到海盜攻陷，而圍內村民無一生還；而世居衙前圍村的吳氏，亦需遲至1724年，才真正的建圍定居下來。32 這些事蹟，說明即使在復界之後的康熙末年，能在九龍定居生活的，必須有自我保護的能力。
在當時世局混亂之下，竹園林氏是九龍少數能定居下來的居民，他們甚至很快分支至蒲崗村，擴大生活範圍和耕種地，殊不簡單。筆者懷疑，當中的原因，與他們在當時找到一名有力的「靠山」有關。據他們的族譜，在1680 年左右，有一名叫林勝華的人要求竹園林氏讓其歸宗。這位林勝華指出他是林氏宗族後裔，當年清政府下令遷界，勝華公雖是年幼，亦徙居外地，復界後十餘年，思時局已經太平，遂「攜男帶女，返尋本宗」。不過，由於「公移在幼」，記憶不多，在尋根的過程中，只「覓得相近一二之祖，而考諸於遠者，不知其何公之傳，何祖之分。」雖然如此，竹園林氏亦接受了林勝華是本宗，籠統地確認他是大約十代以前分出的一支，如此類推，林勝華亦屬十四世祖「彩」字輩云云。雖然勝華公的認祖歸宗過程有點兒嬉，但林勝華的加入，卻可給予居於竹園的林氏在亂世中實質的保護，因為「勝華公所生之長子名大土，即十五世祖衛廷公……身充大鵬營管隊。」33 可見勝華公的兒子是負責本地防務的軍官。在盜賊如毛九龍地區，勝華公的認祖歸宗，對於當時居住在竹園的林氏來說，無疑是找到一個有勢力的保護者。
林氏的力量，吸引了更多人在此時認祖歸宗，以求得到保護。這些新來林氏均自認是彭埔圍遺孤，來解釋之前自己與宗族失散的原因。這些故事的被接受，反映可能早在康熙年間，竹園林氏已認定彭埔圍林氏與他們同源。例如有一位林日登，據說在1676 年彭埔圍城破之日被賊擄走，幸船至大廟遇風，賊人登廟拜神，祖母屈氏時司事在廟，由是認回一孫。34 類似的認祖歸宗，到1691年仍有發生。該年，有一台灣來的林日章，據說亦本居於彭埔圍， 1676 年台灣賊匪破圍之日，他被擄劫至台灣， 1691 年逃回九龍，在某處得遇姑母，這位姑母見其相貌與其內兄形像相似，便將他認回歸宗。35 復界後多次的認祖歸宗，令林氏宗族的成員迅速膨脹，但問題亦隨之而來。從族譜中，不難發現他們葬地分散，而且往往資料不全，顯示他們分散全港各地，而且愈至後代，聯繫愈為鬆散，這是在十九世紀初林氏需要處理的問題。
在十九世紀初，九龍一帶的經濟應有很好的發展。當時一個蓬勃的工業是打石，許多來自廣東梅縣和五華等客地的工人，南來九龍開採石礦。他們起初只是在石塘旁邊搭建簡陋的茅寮，作為臨時居所，但慢慢地在該地定居下來，並組織成村。當中亦有一些在經營石礦致富後，購買田地，使子孫得以擺脫卑下而辛苦的打石工作，當中一個例子是位於竹園村鄰近的大磡村朱氏。朱氏的祖先本居於廣東五華縣，在清乾隆年間，朱居元(1723-81)帶著妻子和八名兒子遷新安縣九龍沙挖埔，本以打石為生，後其子朱仁鳳(1771-1843)遷居大磡村，並「建有祖祠屋宇，置有田地」，由石匠變為地主。36 從朱仁鳳的生卒年份推測，朱氏遷居大磡村的時間就是在十九世紀初。
在經濟發展之時，宗族會比以往更加緊張土地的擁有權。我們欠缺資料說明林氏和大磡村朱氏當時的關係，但林氏的族譜顯示，當林憲斌編修族譜的期間，其族便與牛池灣村的客籍居民有過田土紛爭，甚至為此上告官府。據《九龍竹園莆崗林氏族譜》，林氏的十世祖內有一祖名燕全( 1 6 35 -1687) ：「葬土名飛鵝山癸山丁向，即土名牛池灣，歷代祭掃無異。因乾隆年間，墳前之下，有客人搭蓋茅寮採山，漸因成屋，復聚成村，積樹翳障，致有抗祭、搶祭在案。寢案未結，不得致祭。」37 要鞏固宗族的利益，不得不先行團結和組織自己，這是林氏在嘉慶年間修築祖墳和編修族譜的重要原因。在這個過程中，林氏將當時居住於竹園村和蒲崗村的林氏結成喬德祖下的三房子孫：其中蒲崗村的林氏，祖於日煥，是喬德的嫡長房；竹園有兩房，均是庶出，分別是日勝的子孫，和認祖歸宗的日登祖子孫。在祖先的追溯中，點出了宋代的林道義，但因為要團結這三房人，最重要的還追溯林喬德及其父祖。在此過程中，彭埔圍的歷史再次發揮作用。
林憲斌編修族譜約在1819 年，而在1860 年，竹園和蒲崗，隨著清政府割讓九龍界限街以南予英國，開始受到香港總督的統治。有關這兩村的前後轉變，現時仍然不太了解。不過，在1928 年後，香港政府開始接管地方廟宇，卻促成了蒲崗林氏重修族譜。
這次重修族譜，在內容上，代表三房團結的彭埔圍歷史，已經不再受到強調。代之而起的，是強調由林道義以下至蒲崗日煥祖對大廟的擁有權。所以族譜詳盡地敘述了林道義的故事，並強調：「繼道祖奉侍媽祖至乾藝公，至敬廷公，至喬德公，至日煥公。此五祖，有靈牌於天后宮之西廊。」38 顯然，蒲崗林氏透過祖先事蹟的重新編撰，防止竹園的兩房有可能染指因轉讓大廟而來的利益。
同是族譜的編修，林氏第一次修譜的目的，是透過敘述彭埔圍歷史，來強調三房的共同源流；而林氏第二次修譜，卻是林道義的事蹟，來闡釋蒲崗林氏與竹園林氏之不同承繼。
1 今天居住在這舊村內的原居民，多是稍後期遷入竹園的客籍人士，現時的竹園村鄉長李大同先生的家族便是其中一個例子。李先生於1933 年出生。在清朝時，其祖父帶著十七個錢從大鵬灣遷入竹園村，並以種菜養豬為業。(訪問竹園村李大同鄉長，2001 年2 月26 日。) 2龔春賢〈佛堂門與香港九龍新界等地之天后廟〉，載羅香林等《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中國學社， 1959)，頁182 ，註3 。
3《華僑日報》1959 年1 月21 日「中國社」短訊。
4簡又文〈南北佛堂訪古記〉，載簡又文編《宋皇臺紀念集》( 香港：宋皇臺紀念集編印委員會，
5James Hayes, The Rural Communities ofHong Kong:Studies and Themes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62-63. 6Patrict Hase, “Beside the Yamen: Nga Tsin Wai Village,”Journal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9 (1999-2000),p. 23. 筆者近年曾向衙前圍村年老村民查詢「六鄉」的歷史，不過，他們對這個組織非常陌生，表示從未聽聞。我懷疑，如果「六鄉」真的曾經存在，它亦有可能早在日本侵略香港前，已經不存在，據夏思義同一文章，在1930 年代，生活的困苦，令到蒲崗林氏歸咎他們的天后沒有盡力保護他們，結果，他們把天后像用火燒掉。(同上，頁54) 如果「六鄉」這個聯盟在1930 年已經消失，今天年老的衙前圍村村民從未聽過「六鄉」，就殊不出奇了。
7《九龍竹園莆崗林氏族譜》，頁21-22 。該族譜現存香港大學圖書館，這是用原子筆抄成的複印
本，在抄寫的過程中，編上了頁碼。據說，這族譜是1960 年某學者從竹園村借來抄成的，原抄本存放在大英博物館，收藏在香港大學圖書館是副本。
12王崇熙《新安縣志》，卷四《山水》 (1819，1979年香港重印)，頁52 。
13原文沒有標點，此處參考了簡又文的標點本。Jen Yu-wen,“The southern Sung stone-engraving at north Fu-t’ang,” Journal of the Hong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5 (1965), 頁66 右。
14 簡又文〈南北佛堂訪古記〉，頁274-77 。
17 同上，頁5-6 。彭埔圍或者爛圍是甚麼地方，今已不可考。在1959年簡又文在竹園村所作的訪問中，竹園村林發鄉長認為是大磡村位置。見《華僑日報》1959 年1 月21 日「中國社」短訊。
22 此墓仍存於九龍黃大仙祠旁，上書「明十一世祖乾藝，十二世祖敬廷林太公合墓。」在此兩旁有小字各兩行，左面是「吉地乾山□向□□之原」，「廿一傳□山□□」；右面則是「承祀林
三大房仝立」，「民國廿一年歲次□□孟冬月吉立□□」。由於在林氏廿一傳中，只有林成發號
奇山，筆者懷疑是此墓是林成發，亦即林其山在1932 年代表三大房重修的。
24 因為這些敘述，簡又文推想林道義實為「一方富豪，大概出身文士，屬士紳階級而在地方上有體面、有勢力者。」見簡又文〈南北佛堂訪古記〉，頁289 。
25Administrative Report,1928, “Legislation.” pp. 30-32. 26Temple Directory,prepared by The Temple Unit, Trust Fund Section,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HongKong Government, 1980. 271980 年，當華人廟宇委員會介紹其管理下的廟宇時，在大廟一章，追溯了林道義的故事，並肯定林道義乃竹園林氏的子孫(按，時蒲崗村已拆)。見TempleDirectory, pp. 85-88. 28此乃1959年1月20日簡又文考察竹園村時，竹園村鄉長向簡所出示的字據，載於簡又文〈南北佛
堂訪古記〉，頁290 。《華僑日報》1959 年1 月21 日「中國社」短訊也有記載，但文字有缺陋錯誤。
29 根據華人廟宇委員會的解釋，這是給予蒲崗林氏每年返回大廟作拜祭祖先的資助金。見Temple Directory, p.88. 筆者相信，每年50 元，在經濟日差的30 年代末香港，是一筆很不錯的收入。
32 現時於圍內天后宮的「廟史」碑，立於1976 年，有云：「[ 清初] 海盜猖獗，民因避亂，輾轉遷徙，迨至雍正二年(1724)始得安居樂業，聚吳、陳、李三族姓氏建村，開井而居。」
36 參考大磡村《朱氏族譜》，二十二世孫朱三德所藏。根據朱氏第二十一世孫朱石年先生的記載，當朱居元從五華縣移居九龍時，帶有族譜一本，這族譜後存放在大磡村朱氏宗祠之內，直至香港淪陷時，大磡村被拆，該族譜不知所終。不過，在此族譜失去之前，在1930年左右，當時的大磡
村村長朱有亮又再重修了族譜。至於今天所見的大磡村《朱氏族譜》，是根據1930 年的族譜每代添加資料而成的。參考朱石年〈六十年始重修譜牒記〉，載《春秋雜誌》， 799 期(1992.8)，頁26。又按，朱仁鳳死後，遺留下的屋地菜地約有十多萬平方尺，見朱石年〈六十年始重修譜牒
37《九龍竹園莆崗林氏族譜》，頁13 。燕全公並非竹園和蒲崗林氏的直系祖先，據此族譜，九世祖秩四生述倫和達倫，至於燕全公，雖云十世祖，但在族譜中，並無一房，只是單一附在述倫公後。(同上，頁12。)再觀其生卒年份，筆者懷疑燕全亦是復界後的歸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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