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红顶商人”林维源(下)

林龙井

林盛发 文/供图 　　与此同时，林维源还大力协助刘铭传开展全台的清赋科税。从光绪十三年(1887年)秋起，他按照刘铭传提出的“清文赋课，以广税源”要求，以大地主的身份，带头推动全台土地清丈工作，使台湾地租每年增收银达49．11万两，成效卓著。“……所有屯租、番租、大小租名目参差，俱由林维源会同司道分别厘定，民间称便，上下翕然”（刘铭传《陈报台湾启征新赋日期请奖各员绅折》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在清丈过程中，林维源栉风沐雨，不辞辛苦，奔走于乡邑之间。单以台北清丈一例，便可窥见一斑。“查询保甲户籍，就田问粮，逐坵丈量，定租纳税，给单升科，事无巨细，无敢遗漏”，为此，清赋总局布政使邵友濂和台湾巡抚刘铭传于1888年6月19日奏请嘉奖，并在7月8日奉旨：三品卿衔太常寺少卿林维源于清丈升科事宜倡首襄助，不避嫌怨，民间称便，克竟全功，着赏二品顶戴。又调任正四品的通政司副使。光绪十五年（1889），“台北给单，俱已竣事”，清赋完满告成，“新粮也征收解八成”。此次清赋，对发展台湾农业生产颇有益处。1891年，清赋有功，林维源晋升为太仆寺正卿。 　　此外，林维源还参与多项近代化建设，如修筑铁路、创办招商局、建设台北新街市、振兴实业等。光绪十三年（1887年）冬，刘铭传在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委派林维源为督办。据《刘壮肃公奏议》载，“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端谨忠实人所钦信……其于理财一道尤为精实”（《台湾巡抚刘铭传奏以林维源督办台湾铁路商务片》——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日），但因考虑到“商务、垦务，彼此不能兼顾”，为此，林维源力辞此职，专事抚垦和清丈工作（《台湾巡抚刘铭传咨呈奏请改派杨宗瀚总办台省铁路商务林维源专办抚垦片稿》——台湾文献专刊·第110种《台湾海防档》）。 　　随后不久，刘铭传又设立招商局，以林维源为总办，处理沿海船舶的事务。他先是率队探测基隆港道深浅，疏浚淤泥，开通航班，使之与铁路连接形成水陆联运。后又发动殷商富户投资，准备填平牛稠港至蚵壳港的海岸，以建设码头和车站，规划从小基隆至鲎屿，兴市廛，建埠头以接车站。可惜清廷以修筑基隆港会招致外患为由，不拟建港，再加上刘铭传的离职而夭折，仅填平牛稠港及旧停车场的一部分而已。 　　为繁荣市面，以利洋商经营贸易，刘铭传于台北城东门外设立通商局，指定台北淡水河大稻埕为外国人的侨居地。林维源积极响应，首创“建昌”公司，还与厦门李春生一起捐资，整修街道，模仿西式建筑，开辟千秋街和建昌街(今贵德街)，兴建洋楼、店铺，出租给经营茶叶、樟脑等的洋商使用，各国领事馆也先后在此设立，一时间商机蓬勃，洋风鼎盛，从而形成了繁荣台岛的“建昌”、“千秋”、“六馆”等街市。这也是现代“以都市更新炒作房地产”模式的原版，为台北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基础。 　　光绪十四年（1888），林维源独自投资11万两白银，与台湾招商局合股向英国购买“驾时”、“斯美”两艘快轮，通航厦门、香港。隔二年（1890），他招募富商蔡应维、冯城勋、林元胜等人集资30万元同官方合股，接办英商经营的基隆煤矿（后因清廷勒令停办）。同年又兼任蚕桑局总办，李春生为副手，种桑于观音山麓，以养蚕织布。当时台湾茶业遭到印度、锡兰（现称斯里兰卡）茶业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为此，刘铭传谋求改革，在高山巨岭上推广种茶，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挽回颓势，并增加税收。林维源也因之成了台湾最大的茶商，林家的“建祥号”，资本额高达12万元。此后，事业鼎盛，资金雄厚的他耗银50万两，在板桥镇西北隅建造一座台湾最大规模的林家花园式邸宅。可以说，林家在林维源时代，任官最大，财富最多，风云际会，交流广阔，触须伸展到台湾的各个角落，将政商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登峰造极。 　　热爱乡梓 保卫台湾 　　林维源热爱家国故土，具有精诚爱国之心和强烈民族意识，凡是抵御外侮、强军卫土之举，无不热烈响应。1868年，年届28的林维源眼见英帝侵华而订下辱国的《樟脑条约》，“憎恨帝国主义尤深”。为加强台湾海防，巩固边疆，光绪二年（1876），福建巡抚丁日昌视台，筹商防务。林维源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家岂为富不仁者”，挺身而出，捐输50万两洋银（折合纹银36万两），荣任内阁中书衔（清内阁属官，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事）。 　　1883年，边防吃紧，饷械两乏，林维源再次捐银20万两，认募（自备资斧）水陆团勇一营，以应防务之需。林维源多次捐助巨款助台之举，得到了福建巡抚丁日昌高度赞赏。中法战争时，林维源除了集合林氏族人500多人追随刘铭传持械开赴沪尾前线助战外，还捐银20万两，以济军队粮亏饷缺之急，“共支危局”。这是中法战争期间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为此，刘铭传欣然为其请奖：“……维源深明大义，允捐二十万元，并先缴十万元以济急需。”1885年1月28日，清廷颁旨林维源着以四五品京堂候补。 　　林维源在中法战争中的出色表现，甚得刘铭传赏识。因而，在其《刘肃壮公奏议·奖贤略序》中专门提及此事：“林维源前助军饷80万，公至复助40万次官军。”在给慈禧太后上奏的折子中仍称赞不绝：“该绅屡捐巨款，家计原不如前，今以全台危迫，隔海筹挪，竭力勉输，实属急公好义。迹其原廪，委实无虚，决非寻常捐输军饷可比。” 　　光绪十四年（1888），为了整建海军，增强国力，振作国威，林维源又捐巨资200万两白银。未料，此款却被慈禧太后挪用去重修供自己玩赏的御苑——颐和园（原名“清漪园”）。怪不得后人说，“菽庄出了修建御花园的一半钱”（在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先前很多资料都把这笔捐款记在林尔嘉身上，事实是错的，因为当时他年仅14岁。如果说林尔嘉确实有捐献的话，具体应该是在1900年之后重修颐和园上。即1900年颐和园遭八国联军洗劫，翌年，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后，再次动用巨款修复此园）。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林维源受命为督办全台团防大臣。为此，他承诺重托，献力操办，制订了《全台团练章程十三条》，并且在台北设团练总局，各府、厅、县设局，各乡设分段，各司其职地进行操练习武，以配合清军作战。同时，为加强台湾防务，他报效2营乡勇，由潘光松、黄南球带领，自备粮饷，择险据守，远及恒春、打狗。翌年，清廷准代理巡抚唐景崧向林维源借款100万两银以贴补防费。后因粮饷两缺且战事紧张，清廷再令唐景崧向林维源借40万两银，林维源勉力再捐银8万两（《台抚唐景崧致军务处请旨饬令林维源筹借军饷百万两电》——《台湾文献》第198种，清季外交史料选辑三）。1895年，清廷战败，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拱手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全台百姓悲愤欲绝，绅民公议，决心死守。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割台运动迅速在全台范围内兴起。 　　同年5月5日，台湾自主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林维源为议院议长，但他坚辞不就，然却主动捐银百万两支持抗日。不料三貂失，基隆破，眼见大局糜烂，救亡图存难成于一夕，他不忍目睹日寇蹂躏美丽的台湾故土，乃于5月13日奉旨率家族内渡，避走厦门，怅然离开苦心经营半世纪的可爱宝岛。然而，时人对此颇不谅解，认为他“甘以家产输与敌人，乞其保护，漠视桑梓”，候补道易顺鼎甚至骂林维源“本无心肝”。其实不然，林维源并不是全然不抗日，他人虽不在台湾，但却透过当时的得忌利士洋行买办薛崇谷，资助台湾各地抗日义军；再者林家原来的兵勇也奋力抗日，甚至连林家的租馆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武器、弹药藏在板桥别墅及各地租馆（依照英国领事报告等记载）。 　　据闻，甲午战争后（1896年），日本政府曾因台湾管理经费巨大，伊藤博文打算放弃或让售台湾于法国。时避居晋江的台湾举人施炎乃游说内渡泉、漳各地的富豪欲筹资一千万两银赎回台湾，避居厦门的林维源慨然允诺承担400万元，但因清政府极力阻挠而未果，抱憾终生。 　　光绪三十年（1900），日本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赴厦门，特地会晤林维源，劝说其返台与日本殖民当局合作，遭到严厉拒绝。此后，日本人仍不死心，多次派人劝说和利诱，但最终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此时已年老的林维源情牵魂萦，老而弥笃，始终念念不忘故乡山水。为纪念台湾的板桥家乡，他专门在厦门鼓浪屿兴筑了一座花园官邸，名为“小板桥”，当作寓所（即名闻中外的厦门“菽庄花园”），并时常临海凭栏眺望，吟诗作赋，抒发故土情怀。“为语山前水，滔滔向别川。出山容易浊，莫负在山泉。为语山上云，溶溶出岫去。出岫本无心，莫忘故山处。”（见其在厦门“白石草堂”所作的《题官城山听泉图》），一片眷恋家乡故土情怀，跃然纸上。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为抵制日本殖民经济（尤其是金融——台湾银行发展业务渗透到大陆华南、东南一带）入侵，林维源年近古稀之年被任命为银行董事，清廷希望借其威望与影响，在福建设一银行担负“狙击”重担，这一招使日本政府非常紧张，故对于其集资设置银行一事十分注意。可惜的是，就在设置银行之时，林维源身患重病，福建银行之设置也就未能成功。6月16日，林维源病卒厦门，享年68岁。遗体归葬龙溪故梓（今龙海市角美镇丁厝村）。一代台湾精英陨落了，抱着无限的遗憾和惆怅消逝在茫茫苍山大海间。 　　纵观林维源一生，成就非凡。为富为贵，他大仁大义，赈灾济贫，施棺舍药，造福桑梓；为官为绅，他资勇抗法拒日，平定番乱，拓垦抚番，参与洋务，兴利革弊，勋劳卓著；为人为事，他广交好游，富而好礼，上下周旋，左右逢源，勤俭朴实，不奢豪华，办事认真，谨慎细致，事无巨细，竭力亲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大节始终不亏，立场坚定不动摇，矢志不入日籍；面对日方威胁利诱，他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他所表现出来的崇高民族气节和爱国爱乡精神，至今仍为后人所传颂。 　　日据之后回到厦门的林维源（中间蓄须着中服老者）。

2010年3月18日  闽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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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维源鼓浪屿的别墅,之前破坏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