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

林义华

明末清初的四川，处在历史上最黑暗与惨淡的图景中，曾经娇艳丰腴的天府之国，到此翻成满目疮痍，枯骨对泣。



首先是多年战乱。为后人记述最多，争议也最大的是“张献忠屠川”。诸多血腥、残忍的野史记载恕不多引，我们先看正史。《清史稿.食货志》称“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明史．张献忠传》则称，张献忠入川，“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说张献忠杀戮川人达6亿这个数字，来自毛奇龄的《后鉴录》，显然并不靠谱——当时四川人最多不过600万人而已，即使全中国的人口，也远不达6亿。有人称“六万万”是“六百万”之误，仍说不通。（杀6百万即是将当时的四川人全部杀光，这是不可能的，辩驳见下文。）



张献忠究竟杀了多少四川人？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具体数字。但他并非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罪魁，更不可能将四川人几乎全杀光。一个有力证据是，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就战死，此后清军用了近20年时间始击败各抗清势力而平定四川。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攻伐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直到1660年，清廷任命的四川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下川东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或杀到只剩野史传说的8万人，清军不可能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平川。（最起码，在如此少的人口基础上，残明军队不可能有效组织后勤供给及兵源补充。）



在我看来，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史实并非完全虚构，但一定有夸大。清政府对明末清初历史文献的删存或捏造，以及文人出于迎合或仇恨的夸大、诬指，是造成“张献忠杀光四川人”之神话的主要原因。“七杀碑”便是上佳例子。清廷删存的野史中，有记载张献忠曾在屠杀之地立一杀气腾腾的“七杀碑”，上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然而，后来在广汉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传说中那么“重口味”。



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他在“顺治五年”一项下记载，“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献贼”即张献忠，“姚黄”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事实上，不论清军或残明军队，都是荼毒百姓之好手。富顺人杨洪基所作《蜀难纪实》说，残明军队“闻贼北去，相与倡言恢复，牵率而西。凡贼杀戮之余，恣其掳掠……故民虽免于兵刃,而死于拷掠者十常八九也”，“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在张献忠殁后，杨展据嘉定，马应试据泸州，曾英部将余大海、李占春据涪州，都是贪乱乐祸之辈，川内生民“孑遗落落，值其蹂躏，呼天罔应，入地无门。”而受招安入杨展营的合州土豪李调燮，绰号“万人坟”。他每当军粮匮乏，就发兵捕百姓，谓之人粮。凡拿到人口，选肥者付厨下，余者瘠瘦，乃付士兵，烹宰俱按整猪羊法。真是触目惊心，史所骇闻。



残明军队灭后，四川迎来短暂休养生息，但吴三桂之乱旋起，四川再受荼毒。传教士古洛东《圣教入川记》说：“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顺治十七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此时四川己有复生的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掳，不遭兵人之劫，即遇盗寇之害。四川际此兵燹之后……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由上述可见，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之“人祸”，实是张献忠、姚黄等农民武装势力、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叛军等共同肆虐之结果。张献忠是其中“贡献”卓著的一股恶势力，但不是唯一罪魁。



在明末清初，绞杀四川人民的除了战乱之人祸外，还有天灾——瘟疫、饥馑与虎患。顺治初年，瘟疫等灾害席卷大半个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虎患也大扰蜀土，“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夤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阑食者”。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赴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川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炊烟，又“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芜麓”，到了成都，则“举城尽为瓦砾，藩司公署久已鞠为茂草矣”。康熙《成都府志》也说，其时“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



多年战乱与自然灾害横行，最终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中国人口通史》估计，明末四川人口有600余万，到清初“湖广填四川”之前，只有60余万，十口仅存其一，创下有史以来四川人口最低记录。



社会既被大幅破坏，经济也难存元气。明末清初的四川，以农业、盐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经过多年丧乱，人口锐减，农业也被深度破坏，许多地方有可耕之地，而无耕地之民。加上大旱、瘟疫等自然灾害，不少侥幸草间独活的“可耕之民”也无力耕种，使本就衰败的农业雪上加霜。盐业方面，也是一片残破气象。顺治初年，四川巡按赵班玺入蜀受事，亲见“一切盐场政务荒废已极”，“井圮灶废”，“百不存一”。顺治十七年，四川巡按、御史张所志视察自流井发现，战乱前大小盐井共计492眼，经过数十年丧乱后，各盐井共坍塞458眼，占原盐井数的93.09%，遭到毁灭性破坏。



要言之，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均遭到极大破坏，需要休养生息，百废待兴。然而，仅仅依靠本土残存人口，要恢复天府之国的风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恰在此时，湖广间的冗余人口正在溢出，他们亟需一方肥沃的土地来耕种开拓，繁衍生息。于是，剩水残山、奄奄一息的四川，就要吸纳那些规模空前的新鲜血液，因之重焕生机，也从此拐入奇异而美妙的历史新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