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第一位思想家——林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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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慎思（844~881），字虔中，号伸蒙子。是中国一代名儒。福建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家，亦为宋代理学崛起的先声。后人誉为“晚唐儒宗”，“吾闽千载不朽之高士”。他的政治、教育、哲学等思想，在唐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以及《诸子百家大辞典》等，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唐武宗会昌四年（844），林慎思诞生在长乐县崇贤乡钦平里鸿山之麓（今长乐市潭头镇大宏村）一个书香门第，世代簪缨的家族。少年时，慎思即倜傥不群，心怀壮志，勤奋好学。与兄进思、景思、勤思、普思筑室读书于方安里筹峰山中（今德成岩）。咸通中（860~874）“兄弟五人俱中进士”。时称“五子登科”，“五桂联芳”，为福建历史上第一家兄弟五进士。懿宗赐“兰桂同芳”匾，予以褒扬，并敕改其所居“崇贤乡钦平里”为“芳桂乡大宏里”。当时长乐读书之风因之而盛，于是“海滨几及洙泗”，始有“海滨邹鲁”之称。
咸通五年（864），慎思首次参加礼部考试，不第，退居长安槐里，以高昂的意志，更加发奋攻读，精研殚思，撰述不辍。他在攻读之余常与几位好友辩论兴亡，议陈古今，录近万言，于咸通六年（865）撰成《伸蒙子》三卷。上卷槐里辩三篇，象三才，叙天地人之事；中卷泽国纪三篇，象三人，叙君臣民之事。下卷时谕二篇，象二教，叙文武之事。此书“采前世君臣事迹，设为问答，以辩治乱之道”；文章借古喻今，气魄雄放；“讲明乎诚意正心之学”，“议论明切，自成一家之言”。此后为了进一步针砭时弊，倡言仁义，又著《续孟子》二卷，凡十四篇。其自序曰：“孟子书先自其徒记言而著，予所以复著者，益以孟子久行教化，言不在其徒尽矣，故演作续孟”。为了“久行教化”借先贤之口 “演作续孟”，宣传其拯救衰败的思想内容。他以继往开来为己任，立志振兴、改造、发展儒学，以实现治国安邦的理想。
林慎思大胆阐发儒学思想，并将其发挥的更加完美，是唐中晚期最为杰出的思想家。《福建通史》载：“唐末闽中儒者最优秀的代表要数林慎思。他所达到的哲学深度远远超过唐宋的韩愈，欧阳修等人。他的天命与人事并重，教化与刑法并重，内因决定事物变化的思想，以及同情百姓，鞭苔腐败的立场，对宋代理学家有一定的影响”。林慎思的《续孟子》《伸蒙子》二书，是唐末不可多得的儒学专著，代表了其时代最高水平，并为宋代理学崛起奠定了基础，为福建儒学文化树立了伟大的丰碑，令人高山仰止。
林慎思于咸通十年（869）中进士，翌年再试宏词拔萃第一。姓名被刻入南京贡院“中国状元题名碑”，为福建历史上第一位状元。（按：唐代进士登科只是给与出身，并不能凭此得官，须在吏部再试宏词拔萃入等，方授以最低级之从九品官。故再试宏词拔萃比考取进士更关键，又称为关考。）他一生忧国忧民，步入仕途后，因多次上书进谏皇帝，从水部郎中被贬为万年县令。为官清正，百姓感其恩惠。黄巢入长安，要求其与义军合作，不允而死。他勇于实践自己的主张，得到了人们的敬仰。唐天子旌其门曰：“儒英忠义”，宋朱熹名其读书处为“德成岩”。
《续孟子》、《伸蒙子》二书，历代多有重刊，流传甚广。早期传入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近代我国著名学者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将林慎思列与韩愈、柳宗元齐名，此书被中外学者奉为经典巨著，并由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教授翻译，流传于西方国家。林慎思是福建上古至唐末，唯一有国际影响的儒学名家。
《中国政治思想史》说林慎思生当懿僖之乱世，乃大阐孟子尽弃韩柳之荀学。所著二书比起唐代其他学者，则不复斤斤于治标之具体方案，而是针对苛政作意味深长之抗议。其论政之宗旨在存养百姓，除烦去苛。“安民固本，乃政治之最后目的。”慎思倡导与民同乐，“均役于民，使民力不乏。均赋于民，使民用常足。然后君有余而宴乐，民有余而歌咏”。他尖刻地提出烦扰政治之危害，注重薄赋养民，为民创造有利于生产生活的政治条件。同时反对姑息政策，主张仁政与峻刑并用。
《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说林慎思著书，以抒发其复兴儒学，拯救危亡，兴邦经国之志。当时的朝廷，思想与政局的混乱已达到极点，他首先考虑到以重振儒家思想与异教对抗的方略，作为挽救危局的基础。著《续孟子》的目的在于针对学术和社会现实问题，借助续作的形式，以阐发他对经典义理的新见解，纠正时人似是而非的观念。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宋代，宋儒的订正经文和以意说经，实由此开其先河。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称林慎思是唐代中晚期较为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著作假借孟子之口，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心思想就是“施仁政”。他在阐述政治见解时，也说及教育问题。其中列为：儒学儒教，立国之本；人之善恶，随化而迁；君子之德，成于守道；为学之要，在人在己等。说他的观点还是深刻的。他强调重振儒学，大兴仁义礼警之教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他在长期治学生活中总结的宝贵经验，如学必有师，学必自觉，辩证而学及不舍本求末等观点，还是值得提倡的。
林慎思论“孝在天下，不在乎一家”，倡导为政者要克己奉公，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论“忠于后代”“不独忠于一时”，提倡并强调要为子孙万代负责，不图于一时之功利的思想，超越了历代儒家所倡导的愚忠愚孝的局限，有着相当进步的意义，不愧为卓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诸子百家大辞典》称林慎思博采儒、道、法诸家之长，而独成一家之言。他的政治观宗儒家，认为儒家学说是治国的指导原则，“其言式万代，其政训百王，譬日月不可掩，山川不可迁也”。历史观承袭法家，否定了儒家天人相应的天命观，继承了先秦法家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吸收了道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今细考《诸子百家大辞典》及诸多中国思想史资料，在福建称得上思想家者林慎思之前更无他人。故宋代诗人有“岩表德成在闽中独先诸子；家藏续孟视海内犹多一经。”联句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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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为何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誉？追根溯源，因为长乐古代有众多的书院，并为国家造就了许多经国济世之才。那么到底长乐第一所书院在哪里？经考证现藏第一所古书院，是德成岩之“德成精舍”。
德成岩位于长乐潭头镇溪上村后筹峰山中，旧名“筹岩”、“稠岩”，又称“筹峰岩”、“伸蒙岩”，古代属方安里管辖。吴航十二景之一“筹峰积雪”，指的就是此山。唐代咸通初（860），福建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家林慎思与兄进思、景思、勤思、普思筑室读书于此。宋时，朱熹登筹岩赞叹林慎思“德成于此地”为题：“德成岩”，并“德成精舍”。《八闽通志》、《三山志》、《福州府志》、《长乐县志》等都有详细记载。德成精舍比建于唐乾符四年（877）的长乐县学宫还早十七年。宋乾道间立为德成书院，载于李国均著《中国书院史》。
林慎思（844—880），字虔中，号伸蒙子。原家于筹峰山东南侧之钦平里鸿山之麓（今潭头镇大宏村）。《德成岩志》载其“因扪萝揽胜于榛莽之中，见筹岩巨石灵秀峭拔，上有巨石，下有石室。”“肆眺海天烟涛，上下奇石灵泉，幽清万状。”时慎思大奇之，遂集兄弟五人诛茅肯构，筑室读书其中，雅称“月楼精舍”。同时又在筹峰山麓溪上建构“坑湖草堂”（今潭头镇溪上村坑湖里）。古代精舍与草堂都是书院的雅称。筹峰山中的“月楼精舍”与山下的“坑湖草堂”都是林慎思兄弟的读书地方。当时名流如秘书丞董玄卿，国子博士京叔、宣武使赵绮、御使吉文等辈競诗侈之。咸通中（860—896）兄弟五人俱中进士，“五子登科”、“五桂联芳”传为千古佳话。慎思子徽、峣、徵、遁四人亦读书于此，各以文章显仕朝廷。三子徵亦中进士，父子进士亦为儒林美谈。
德成岩自林慎思兄弟、父子登进士，始声名远播，各地学子慕名而来，求学于斯，其间名师鸿儒亦接踵而来。据《明教堂序》记载，阜山姚坑始祖姚能举，本是侯官古灵人氏，因年轻时求学于“德成精舍”，后才迁居此乡中。后来其子孙七世出了两个状元，十个进士。与姚能举同时求学于“德成精舍”的还有“郡名士林慎思裔孙密、唐银青大夫陈辩裔孙杞、黄勉斋之裔孙邦达”等多人，考《长乐县志》：林密宋章衡榜进士，官潮州知府；陈杞宋毕渐榜进士，官宣州团练使；黄邦达宋贾安榜进士，官太常博士；姚能举与黄邦达同榜，官江西按抚使参议。可见当时德成精舍影响之大，为国家造就了不少贤达英才。由此可知宋代长乐名流如陆蕴、陆藻、林安上、林睦、林岊、林冠英等人，多求学于德成精舍。
德成岩地灵人杰，人才辈出，在长乐文化史上不仅是一颗璀灿的明珠，而且是长乐儒学文化的发源地，它培育了福建第一家兄弟五进士及福建第一位思想家、第一位状元、第一位忠烈林慎思，促使福建从“蛮荒之地”进入“文儒之乡”。它培育了林慎思家族历代进士60多人，同时其他各地学子在此求学显达者，亦以数倍计。由于林慎思与德成岩的影响。长乐人的读书之风，因之而盛，出现了“家诗书、户弦诵”、“彬彬向学、兴仁兴让”的文明现象，使得长乐文风昌隆、人文荟萃。所以说是“德成精舍”成就了吴航“海滨邹鲁” 、“文献名邦”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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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慎思生活的时代，曾经盛极一时大唐王朝已经日渐没落。朝廷上下耽于游宴、怠于政事，侈费无度，而百姓则饱受苛捐杂税、兵荒祸乱之苦。作为一名生活于混乱动荡之秋的具有责任心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了挽救唐王朝江河日下的统治颓势，林慎思提出，必须要顾及老百姓的疾苦，实行惠民之政。只有这样，才能够止颓去弊、起衰救坏，实现国家的稳定与和谐。

一
在当时社会动荡，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都遭到破坏的社会形势下，林慎思深深体会到，社会不稳定受害最深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因此，他呼吁统治者要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设身处地地为下层劳动者着想。他说：“处上位者，不见下民之艰，一有不快其心者，则吁闻于天下矣。噫！岂知下民终日劳心，而无告于上乎？”（《伸蒙子·审类》）统治者养尊处优，稍有不顺心的事情就怨天尤人，岂知劳动者整日劳碌，生活艰难却求告无门。因此，一个负责任的社会管理者，必须要体会到老百姓的疾苦，实行惠民的措施，切实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要实现惠民，首要的就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不要用过重的苛捐杂税压迫他们，不要用频繁的苦役征发骚扰他们，使他们能够安心从事生产。这样既有利于确保老百姓生活安定，又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能够长治久安。站在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林慎思对最初由孟子所提出的“与民同乐”的思想传统进行了发挥，要求统治者应“耽嗜与民同之”，并且强调指出，他所说的“与民同”，并非要求统治者把自己所拥有的物质生活条件与普通社会成员共同分享，而是应当“均役于民”、“均赋于民”，从根本上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让他们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均役于民，使民力不乏；均赋于民，使民用常足。然后君有余而宴乐，民有余而歌咏。”（《续孟子·乐正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慎思十分推崇历史上“无为而治”的统治方法，主张不要对老百姓太严苛，而是应当让他们休养生息。只有在宽松富足的条件下，才可能使人心安定，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他说：“设穽于路，用去害焉，害未及去，而人过之，反为害矣；税金于市，用化利焉，利未及化，而人叛之，反失利矣。且养其卒，非捕民之寇盗邪？寇盗未必由卒捕也，而先尽民之父子焉；条其吏，非劝民之农桑邪？农桑未必由吏劝也，而先夺民之粟帛焉。斯不亦用去害而为害，化利而失利欤？呜呼！韩非《说难》，嵇康《养生》，亦几于是矣。”（《伸蒙子·讽失》）社会管理中政令繁琐，统治机构职能庞杂，可能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在林慎思看来，不论主观意图是好是坏，繁苛的政令和严密的统治都会给老百姓带来损害，因而都是不可取的。这一认识，无疑是对处于末路上的唐王朝变本加厉搜刮民脂民膏，千方百计控制人民而造成的种种弊端和危险所提出的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思路。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林慎思强调应当实行仁政，但他反对一味用赈济的方法使老百姓不劳而获，而是主张应当采用发展生产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并避免使他们养成浮华怠惰的习惯。在解释其对“与民同乐”的理解时，他曾经说：“禽必栖于木，鱼必泳于川，使易禽于笼，孰若木之安乎？移鱼于沼，孰若川之乐乎？民居鲁国，若禽之在木，鱼之在川也。鲁君耽嗜，召民于侧，是犹易禽于笼，移鱼于沼也。”（《续孟子·乐正子》）对于老百姓来说，最适当的生活方式就是能够安心地从事生产劳动，如果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机会和权利，无疑是对他们的一种戕害。在《续孟子·宋臣》中，他又借孟子之口，进一步对“民未及歉，则开廪以赈之，不使民歉也；民未及寒，则散帛以给之，不使民寒也”的所谓“抚”民措施进行了批评。他讲了一个“鲁民善教子取薪”的故事，说：鲁国有一个人让儿子去采薪，临行前问儿子：“百里之外的南山上有薪，百步之外自家的园子里也有薪。你想到山上采薪呢？还是想到园子里采？”儿子回答：“园子近，当然愿意到园子里采。”鲁国人说，这种想法不对，“近是我家之薪，远是天下之薪也。我家之薪，人不敢采之，以天下之薪尽，则我家之薪存焉。天下之薪，汝胡不先采之？以我家之薪尽，则天下之薪何有哉？”林慎思转而说，抚民和取薪一样，都应当有长远眼光。“民有耕织，犹南山有薪，不待取其耕织而赈之给之，是知鲁民教子乎？以恩乐于民，不知民乐为惰，民惰则何取乎？”林慎思的这种从长远出发，把解决老百姓的物质生活需要与培养他们的勤劳自强精神结合起来，以寻求长治久安之路的思路，应当说是具有一定见地的。

二
在封建社会中，“愚民”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即使在一些开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那里，思想中也往往存在着“愚民”的特征。林慎思从国家的健康有序发展出发，一反传统的“愚民”思想和政策，明确提出了开化民智的主张，认为应当对人民施行教化，以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和精神面貌。而要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和精神面貌，首先必须使民“有知”。

在林慎思看来，“人无不惑”，任何一个人都面临着犯错误的危险，区分“君子”或“小人”的，关键是能不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即“知”与“不知”的问题。“君子知其所惑，而不惑矣；小人不知其所惑，而惑矣。”人们只有知道了自己之“惑”，明白了自己哪些方面做得还不够，才能主动改进，加强修养，自觉抵制各种不良倾向，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历史上桀纣幽厉、臣民士庶的亡家丧身，都不是因为天命或者其他外在的原因，而是由于自己“不知其所惑矣，而惑遂至丧亡焉”。因此，他指出：“设使君如尧、舜，臣如夷、齐，士如颜、闵，前设糟邱、酒池之乐，后陈鹿台、铜山之货，左右列妲己、褒姒之容，安能乱尧、舜之德，污夷、齐之风，染颜、闵之行，而至丧亡乎？”（《伸蒙子·辩惑》）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林慎思认为，对“有知”的人和“未有知”的人施以教化，前者要容易得多。他以“古民”和“今人”对比说，虽然“古民性朴，今民性诈”，但“朴，止也；诈，流也。止犹土也；流犹水也。水可决使东西乎？土可决使东西乎？且婴儿未有知也，性无朴乎？丱儿已有知也，性无诈乎？圣人养天下之民，犹养儿也。则古民婴然未有知也，今民丱然已有知也。化已有知，孰与化未有知之难乎？”（《伸蒙子·喻民》）他又进一步解释说：“古民难化，性犹土也。土不移，移则硗埆生矣。今民易化，性犹水也。水可导，导则其源清矣。是以古之民虽唐尧在上，终不能化顽嚚，使有知；今之民有尧之化，孰有顽嚚之难化乎？”（《伸蒙子·演喻》）林慎思的这一思想，肯定了老百姓知识和才能的增长对其素质全面提高的积极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具有进步的意义。

三
在统治的方法上，林慎思继承了儒家传统的观点，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德治和教化，这是使老百姓感受到统治者的恩惠的基本统治策略。但是，林慎思并没有忽视法律对于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老百姓的稳定生活的现实意义，没有对刑罚采取激进地反对态度，而是看到并承认它的积极意义。

林慎思认识到，单凭德治和教化本身，在社会治理中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道德教化是维护良好社会氛围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有效方法和根本途径。但是，教化的方法并非对所有人都能奏效，这就如同瞎子看不到日月的光明和聋子听不到雷霆的声音一样。“日月之照，孰曰偏邪？而瞽者不被日月矣；雷霆之震，孰曰隐邪？而聩者不戴雷霆矣。圣人以恩信临人，岂得昧于天下乎？盖习叛者瞽于恩信也。”（《伸蒙子·远化》）对于那些本质上恶性难改的人来说，对他们施以刑罚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需要；即使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严格的刑罚制度也是迫使他们自觉向善的一种外在维系力量。因此，在强调礼乐教化的同时，林慎思又主张，在教化不能有效引导个人向善，改善社会风气时，就必须辅之以刑罚。他提出了“有道之君刑峻”的理论，认为真正考虑到老百姓利益的有道之君，都会实行严厉的刑罚。他说：“水火不暴于虎狼也？然水火之为峻也，必能滔涌天地，焚燎山川，而人不蹈也。狼虎之为峻也，止于呀风吼雾，噬兽啖人矣，岂及水火之大欤？所以水火仁于人，而人赖之，不见其峻也；狼虎害于人，而人畏之，故见其峻也。有道之君犹水火然，无道之君犹狼虎然。狼虎不及水火之大，岂不明乎？”（《伸蒙子·辨刑》）

林慎思不但认为刑罚是使老百姓生活安定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他甚至认为，对于统治社会、稳定秩序、化美风俗来说，“刑”比“恩”更有效。他论证说，当用“恩”来治理人民的时候，正是老百姓都能够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谨守为民之道的时候，而当用“刑”来校正社会秩序的时候，则说明老百姓已经违背了社会规范，有了违法和僭逆的举动。“民既民，恩不加，民自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谁御哉？譬处家而治群下焉，下之良者，虽恩赏不至，且未失于良矣；下之恶者，苟刑责不及，孰可制其恶哉？是知治民用刑为最。”（《伸蒙子·利用》）因此，从社会效果上说，“刑”比“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林慎思的这一思想，对儒家传统的“德刑观”做了一个明显的跨越，究其原因，这与他所生活的时代道德堕落、社会动荡、民变蜂起的社会现实不无关系。

总之，林慎思从生产、教化和刑罚等角度，表达了自己明确的惠民观念。由于文献限制，在今天对林慎思的研究中，难以做到对他的思想的全面理解。对于他的惠民观点和主张，也仅能通过传世的《续孟子》和《伸蒙子》两部著作窥见其一斑。但是，从上述观点我们就足以发现，林慎思不愧为中国古代一位忧国忧民并且见解独到的杰出思想家。



作者简介：

赵清文(1973-  )：男，汉族，山东临沂人，哲学博士，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伦理。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开封  4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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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家，是长乐人林慎思；福建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也是长乐人林慎思。
林慎思是长乐县崇贤乡钦平里人（今长乐市潭头镇大宏村），于唐武宗会昌四年甲子（844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青少年时代，曾和四位兄长在自己家乡筹峰山上筹岩旁，筑室苦读，后又在山下创建“坑湖草堂”，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读书学习，磨炼自己。多少年后，宋朝的大学者朱熹来到长乐，登游筹峰山，站在筹岩前，感叹道：“林慎思德成于此地。”作为当代人，不登筹峰山，很难从感性上认识林慎思青年时代，是在怎么特殊的困难条件下磨炼自己的；不亲临筹岩，也不会深切感受到，他后来一番事业的基础是怎么筑就的。

在五月的斜风细雨中，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同市作协、长乐比干研究会的朋友们，踏上了登游筹峰山追思林慎思之旅。沿着林慎思兄弟走过的路，追寻他们的踪迹，是令人激动的，也是艰辛的。我们从地处长乐市近郊的比干研究会，坐面包车出发，才走了二十几分钟，汽车就缓缓停了下来。司机说，路太窄，车走不了了。我们只好迈开双脚，自力更生。走着走着，我才发现，我们一直在爬坡，一直在往上走，只因这坡比较平缓，感觉不出来而已。我们就这样呼哧呼哧地往上走，越走越累。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筹峰山脚下，已是疲惫不堪，只好停下脚步，稍事休息。

眼前的筹峰山是一座一眼望不到头的、高低起伏的群山山脉，整个山体算不上很高，也不显得很险峻峭拔。山头都被绿树绿草笼罩着，一派惹眼的葱绿；细雨中，山顶上迷漫着时隐时现的雾气。领队告诉大家，要上筹峰山，要看筹岩，就要从眼前这条小山路爬上去，大概还要爬600多米才能到达。大家看着这条小山路都倒吸了一口气，已经爬了一个多小时坡了，快筋疲力尽了，哪还有力气再爬这么陡峭的，几乎是直上直下的小路？可是，我们来筹峰山就是来看筹岩的，是追寻着林慎思的脚步来的，怎么能放弃呢？大家只好重新鼓起勇气继续往上攀登。

这是一条碎石铺砌的，有一人多宽的石阶路，路两边的杂草、杂树、灌木、芦苇、竹子，繁复芜杂地混在一起疯长，密密层层。我们手攀山岩，脚蹬石阶，俯身屈背，开始向上爬了起来。天还在淅淅沥沥地飘着小雨，路面高低不平，湿漉漉的，我们磕磕绊绊地爬着，还要小心不要滑下去。空气又浓又重，湿得可以拧出水来。路旁树枝、草叶，不时打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头发、衣服很快就湿了。雨水和汗水交织着从脸上流下来，使你不得不眯起眼睛，眼睛一眯又怕脚底下出事，只好停一下，擦擦脸。很快我就被绿掩没了，往上望去一片葱绿，往下望去也是一片葱绿，同行的人一个不见了，真让我心怵神迷，好像脱离了凡尘俗世。爬了还不到一半路，我就感到口干舌燥，喘不上气来，气喘吁吁的，只好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喘口气。

浅尝了爬山的滋味，就让我不得不敬佩，我们的先人们自找苦吃，磨炼自己的意志和决心。这条碎石砌成的山路是后人修造的，当初这里并没有路，林慎思和他的兄弟们硬是要在这陡峭的山崖上，在这苍翠的丛莽中，开出一条路来。而且上去的不仅仅是他们几个人，还要向上搬一些生活需要的各种物品。这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啊！他们从家里出来，要先爬一个多小时的缓坡，然后再上这几乎是直上直下的没路的“山路”，这要吃多大苦，受多大累！他们这么做完全是为自我创造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借以在艰难的环境中磨炼、垂打自己，使自己的抱负、意志和境界得以升华，将自己锤炼成一块好钢。这种精神，令人感动、令人震撼。坐在山石上，看着眼前这条小路，我突发奇想，这条小路何不命名为“林慎思小路”？让我们的青少年们也到这儿来爬爬，这不也是一种经经风雨，见见世面的锻炼吗？如果林慎思地下有知，看到有这么多后来者，生龙活虎地跟上来，他会感到多么欣慰！

登顶终于成功了，我们登上了一块不大的平台，平台路面高低不平，四周绿阴环抱，筹岩就在眼前。这筹岩就是隐藏在筹峰山心脏的一块巨石，敦实、厚重、座落在平台的一侧。奇巧的是筹岩的中心是一个大洞，洞口正对着平台，洞口上方刻有“德成岩”三个大红字。据说，林慎思兄弟刚上山时，因读书室还没建成，就先在这山洞中居住读书。

为了看看林慎思当年读书的地方，我走进了山洞。洞口比较大，所以里面光线还可以，洞内比较宽，进身却不深，四周都是石壁，空荡荡的。现在，里边已有人安放了供桌，摆了香炉、烛台和简单的供品，在祭祀他。再看看四周的环境，这里确实是个山青水秀，极为安静的地方，但要在这里生活、读书，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吃怎么办，睡怎么办？白天还好，夜晚，野兽的嗥叫，蚊虫的叮咬怎么办？即使从山下搬再多的东西，也只能解决最低的生活需求，就是解决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住在这里生活也不是常人能忍受的。

林慎思出生在一个书香官宦世家，生活条件是优越的，他完全可以衣食无忧。却舍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到这深山荒野中来，自找这样的苦吃。足见其为了追求理想，追求功名，所下的决心，明知艰辛，也还是全力以赴，义无反顾。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锥刺股头悬梁”、“凿壁偷光”、“程门立雪”、“断齑画粥”等很多古代名人发奋苦读的小故事。这些历史名人，他们的经历、性格、出身可能都不同，但他们青年时代都受到过艰难困苦的煎熬和磨炼，最后才出将入相，名满神州，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林慎思不但是孟子思想的崇拜者、追随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林慎思和他的兄弟们脱离了喧嚣红尘，来到这大山的怀抱。他们可以在山风中，在晨露中，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地读书、思考；在月光下、在树影中，倾谈、讨论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探讨治国安邦的经略，起衰救坏，挽救唐王朝危难的策略……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林慎思兄弟在山洞住了一段时间后，山洞左侧的读书室建好了，兄弟几个搬了进去，算是有了比较稳定的读书的地方。

我们看完山洞，又转到左边的读书室参观浏览。一走进屋门，醒目的是，靠里正面的墙壁前，竖有一块一米多见方的岩石，和筹岩的颜色一样。领队告诉我们，当年盖房子时，是林慎思有意让人把这块筹岩延伸过来的石头保留下来，盖到房子里。这很令人不解，他想干什么，是想和它相间相畏，随时随地都要看到它吗？我想，他在磨砺自己这件事上，点点滴滴都很在意。他心中很清楚，有这块岩石在，可以浸润筹岩的气息，陶冶自己的性情，使自己像岩石一样坚强刚毅。这就是答案。

这让我想到我们现代的孩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家长对孩子包揽一切，舍不得让孩子流一点汗，吃一点苦。许多孩子过着一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养尊处优的生活。这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林慎思相去太远了。没有艰苦的磨炼，怎么能培养出像林慎思一样意志坚强、信念坚定，志存高远，孝敬父母、品格优良的好青年呢？林慎思的精神和事迹应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值得着力加以传扬。

从读书室出来，我发现读书室对面，不出几米远就是悬崖峭壁，山下就是山峡的谷地。今天是个下雨天，峡谷正翻腾着白色的雾气，就像几条蛟龙挠动起的巨大烟柱，在翻卷、在激荡。漫卷的雾气，大气磅礴，汹涌澎湃，我几乎看呆了。这里竟有这样壮观的大气大象，在茫茫苍苍的雾气中，天地一片混沌。我突然感到大自然竟是这样的博大、壮美，而置身于这山崖绝壁上的我，竟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微不足道。我不愿离去，感悟着这“沧海一粟”的意味。有人曾为德成岩风景列出“日出扶桑”、“潮里海岸”、“游云归洞”、“夜月松涛”等八景。一千多年前，林慎思面对这些震撼人心的景色，又会想些什么呢？是不是会想到白天与黑夜，美与丑，善与恶，刑与法，宽仁与暴虐、流水与泥土、鲜花与荆棘……筹岩无疑是浸润心灵，激发灵思的好地方。

在筹峰山读书是艰苦的，林慎思付出很多，但他也得到了很大回报。大山的灵秀之气浸润了他的志向、胸怀、学识和修养，使他终能成就一番事业。

让我们翻开林慎思的历史，先看一看他的学术成就吧！林慎思是咸通五年甲申（864年），从长乐、从筹峰山走出去的。首次参加礼部考试，不第。后退居长安槐里，精研殚思，写作《儒范》七篇，这是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时年才20岁；咸通六年（865年），写成重要的哲学著作《伸蒙子》三卷，也才不过21岁；咸通七年丙戌（867年），写成重要的哲学著作《续孟子》二卷，才23岁。而正是这几部著作，奠定了他思想家的地位。他的起步如此之高，等于他一出山，很快就成功了。

看看后来一些学术著作，怎么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吧。《福建通史》说：“唐末闽中儒者最优秀的代表要数林慎思。他是长乐人，官至万年县令，著有《续孟子》、《伸蒙子》二书。时值乱世，他的书影响不是很大，但就其内容而言，他所达到的哲学深度远远超过唐宋的韩愈、欧阳修等人。他的天命与人事并重，教化与刑法并重，内因决定事物变化的思想，以及同情百姓，鞭笞腐败的立场，对宋代理学家有一定的影响。”并说：“林慎思等人的儒学研究，确实达到了其时代的最高水平，为宋代闽中理学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关于林慎思的历史地位，《诸子百家大辞典》称：“林慎思博采儒、道、法诸家之长，而独成一家之言。”

林慎思离开长乐时，还不到二十岁，仅仅三四年的功夫，就完成了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把自己哲学思想全部包容进去，成为一位为后世尊崇的思想家，在中国的哲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的书写得这么快、时间这么集中，这也是史所罕见。这不能不让人想到长乐，想到筹峰山，恐怕书中的很多哲学思想，早在筹峰山、在筹岩、在那悬崖峭壁前就形成了，只是遇到机会，把它们都写进自己的书中去罢了。这又一次让我们想起朱熹在筹岩前说过的那句话：“林慎思德成于此地。”

在下山前，我又一次走进读书室，这里早已在他去世后就诏立为“忠贤祠”。为了纪念他，后人还在这里为他塑了一尊像，只见他峨冠博带，手持王符，高高端坐在官座上，一派凛然之气。他面色凝重，圆睁双目，凝视着门外这块曾哺育过他的土地，像是还在为这片土地操着心呢！咸通十年已丑（869年），他登归仁绍榜进士，第二年再试中宏词科第一，成为福建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从此走上仕途。在他活着时，就很少再回过长乐，直到他壮烈殉国，他的尸骨才被运回故里。他出仕做官十几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国家为百姓，立德、立功、立言，是一位“丹心扶社稷，涂脑报皇恩”忠君爱民的清官。

我满怀敬仰之情，再一次瞻仰巨人之像，我为我们福建能有这样一位聪颖、睿智、博学精深，有全国影响的思想家，感到由衷地自豪、骄傲。愿他的思想，他的精神，能够世世代代，永远地传扬下去。

我忽然想到，这里为什么不能创建成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呢？现在的青少年缺乏的就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何不组织他们到这里，感受一下我们的先人曾磨炼自己的艰苦环境，学习先人的精神，沿着他们的脚步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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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慎思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家。在他的著作《伸蒙子》中，林慎思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他的为政之道，即君、臣、民是社会有机整体中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各行其道，才能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国家。

关键词：林慎思  《伸蒙子》



林慎思(公元844—880 年)，字虔中, 唐朝长乐人(今福建长乐县)。他是唐中晚期比较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咸通十年(公元869年)中进士，官自校书郎至水部郎中。广明元年（公元880 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长安, 强迫他归附义军, 他不从, 骂巢而死，终年36岁。林慎思居官期间，执法严明，但政治上并不得志, 屡遭奸臣宦官排挤。当时唐统治者“奉释氏，宠乐工, 耽游宴, 怠政事, 侈费无度”，生活极端腐朽，造成了“兵祸未已”的严重危机,[1] 林慎思对此忧心如焚，屡次上疏进谏皇帝，以求力挽狂澜。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大唐帝国的倾亡已成定局。林慎思的思想主要博采儒、道、法等诸家，传世之作主要有《续孟子》、《伸蒙子》等。《伸蒙子》一书约万余字，分为三卷：上卷《槐里辩》三篇，叙天地人之事；中卷《泽国纪》三篇，叙君臣民之事；下卷《时喻》二篇，叙文武之事。全书论辩兴亡，议古陈今，气魄雄豪，指喻明切，自成一家之言，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为政之道。

一、林慎思为政之道的主要内容

（一）君道

林慎思认为，为君者要有成圣人之志，用尧舜之治的方式来治理天下，才能使民心归服。因此，君王要遵守君道：第一，君王的所作所为应符合天道和人道。华夏文化的传统，讲究天时、地利与人和。天地人道，其实都由天道一以贯之。只有符合了天道，才能符合人道。他认为秦朝焚书坑儒，本欲成就万世帝业，结果却事与愿违，亡不旋踵。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的原因即在于违背了天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天生羲、农、黄帝、尧、舜为道之宗，又生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为道之主。其言式万代，其政训百王，譬日月不可揜，山川不可迁也。秦人姗笑先王，绝弃礼法，悉举而燔之。使天下之人横目蚩蚩，无知识无防节。是日月晦蚀、山川崩裂、天怒人怨，有灭亡之形而人不知也。一夫呼，七庙堕。秦焚书是自焚矣，秦坑儒是自坑矣！世未有合天而亡，逆天而存者也。故曰秦之亡，天也！[2]天道是天地的主宰，它博大无边无际；精微小而又小，不生不灭；所以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均为它掌握，并为它所生所灭。天道从来就不受人的喜怒哀乐所左右，我们永远跳不出它的圈子。但林慎思并非主张一味的听天由命，他认为天道有变数，王道的兴衰并非单纯取决于天的历数，人道在其中也可左右局势，“化妖祥者由乎天，变兴衰者由乎人”。[3]人事的道理，是保持逆顺的平衡，顺应天道就生存，符合天道就成功，违背天道就灭亡，他认为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六国、鞭笞天下，就是因为顺应了天下大势，而当秦始皇推行暴政，不尚仁政、民不聊生时，他又违背了天道，所以秦朝亡于汉之手。[4]只有努力追求人道与天道相符，才能达到天与人的和谐、协调、一致。第二，君王治理百姓，固然应该推行仁政，但不能忽视刑罚的作用。应该把刑罚看做是推行仁政的辅助手段。“恩施于民，民既民矣。刑施于民，民不民矣。且民既民，恩不加民自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谁御哉？譬处家而治群下焉，下之良者虽恩赏不至，且未失于良矣，下之恶者苟刑责不及，孰可制其恶哉？是知治民用刑为最。”[5]对越轨的人，要有相应的惩罚。教化能取得刑杀手段难以取得的政治效果,使得人心规矩,风俗淳厚,秩序井然。如果教化成功,人民普遍向善,残暴者也不再作恶,这样就可以废除刑罚了。但应该看到，社会上总是有邪恶势力存在，对此，就绝不能心慈手软，放纵姑息。此时，就应当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把邪恶势力绳之以法。所以礼乐刑政是相辅相成的,并行不悖的。总的目的是使人民和君主同心同德,创造一种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他还进一步指出：有道明君的刑罚甚至比无道昏君的刑罚更为严厉。他把明君的刑罚比喻为水火，把昏君的刑罚比喻成虎狼，“水火之为峻也，必能滔涌天地焚燎山川而人不蹈也。狼虎之为峻也，止于呀风吼雾噬兽啖人矣。岂及水火之大欤？”通常情况下，人们都忽略了明君的严刑峻法，是因为“水火仁于人而人赖之，不见其峻也。狼虎害于人而人畏之，故见其峻也。”[6]第三，君王治国，必须做到赏罚分明、功过清楚。赏罚要公正，赏罚不明是治国的大忌。他认为国君在行赏罚、论功过时，不应该有外臣、内臣之别，他把外臣和内臣分别比做“佣治粟者”和“佣治膳者”，他说：“佣治粟者，虽役力求精曾不得其尝焉。佣治膳者，虽不劳力自精亦先得其尝焉。矧治粟功至，仅免于诛也。治膳功至，又加其赏焉。何则？治粟犹四方外臣也，治膳犹左右内臣也，外不及内而然也。”外臣和内臣所处境地的迥然不同，就要求君王“眀目达聪，鉴难易于内外”，[7]这样才能是非分明，“不使罚及忠信，赏归苛酷”，[8]否则国家管理就会陷入混乱。第四，林慎思要求君王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完善自我。他说:“君子不惑, 小人多惑”, 为什么呢?“人无不惑, 盖君子知其所惑而不惑, 小人不知其所惑矣。人无不惑,在知与不知中”。 [9]欲知所惑, 须不断地学习和加强自身修养, 只有这样, 才能释惑而无惑,不被杂乱的现象迷住视野。他举这样的例子：一个人如果从暗处往明处看，即使有帘幕阻隔，美丑善恶都能分辨得一清二楚；一个人如果从明处往暗处看, 即便中无遮障, 也难分暗处之美丑善恶, 如何辨别这一切呢? 在于修养。换句话说, 只身处于美丑善恶难辨的环境下, 要保证自己的言行正确, 关键在于平时自我修养。“君子居其显进退不违规矩也”、“ 古之圣贤立道光显为后代所瞻瞩”[10]却毫无过失就是因为他们时刻警戒自己，保持自己言行不偏邪。只有常修养, 言行才能始终不偏离方向。

（二）臣道

     林慎思认为，为人臣者要有成贤臣之志，要“忠”。首先，这里的“忠”含有一定的忠君成分。但是, 他没有停留在“愚忠愚孝”的陈腐观念上, 进而提出了臣子要“忠于后代”的思想。也就是说, 臣子不但应忠于君王, 更重要的是为天下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因此, 他要求臣子以大局为重, 以对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 当国家处于危机关头时, 他应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一心一意引导君王走向正确的轨道。伊尹放太甲于桐宫并非不忠于君王，是因为太甲犹如“良马”，需要“良御维絷以驯伏其性”，去除他身上的种种不足之处，成为一个优秀的君王。[11]商山四皓在汉初拒不出仕，后又出面维护太子刘盈，目的是为了“正天下”，“ 大厦之欹也，必欹其木以扶之，然后正矣。方髙祖欲废嫡立庶，太子势摇，群臣心动。是时天下政柄将失所持，四皓心是危急可以正之，恶能忍其危哉？所以徇吕后谋，从孝恵出，是谓用邪扶正。不甚至欤？苟为不然，则从其废嫡立庶，戚氏得以惑乱一人，侮蔑万枢。欲汉室不危，难矣！又安得传其后嗣哉？”，“四皓始而处者非傲君也，辞夫爵也；终而出者非私贿也，正天下也。”[12]伯夷和叔齐在周武王伐纣时，跑到军队前面去阻拦，人多以为他们是愚忠，林慎思指出他们“不独吐一时之忠，抑垂千古之戒也”，“谏不贵纳于一时之周武，而贵纳于后代之诸侯。不贵存于一时之商纣，而贵存于后代之王室。知后代王室必有肖商纣之暴，后代诸侯必有习周武之志，故损身讽谏，用讥后代伐君者，恐中损身之讥，无生易国之志。此非夷齐之意深乎？”[13]必要时宁可牺牲自己, 也不苟且偷生。他说, 比干有忠臣死谏之名, “比干非不知辛（即商纣）祸胎已长，势不可止，盖不忍不止，则竭忠谏之。”欲垂明镜于后代,“是以比干之忠, 不独忠于一时, 而亦忠于后代矣”！[14]林慎思的“忠于后代”思想, 也是其自身思想、行为的写照, 更是自我勉励。他面对当时唐王朝腐化堕落、民不聊生、危机四伏的严重现实, 敢于进谏, 力陈兴利除弊, 虽遭贬谪, 冒死进谏、忠于后代的志向始终未灭。当然, 他的“忠于后代”思想仍然脱离不了忠君的阶级局限性, 忠于后代以忠君为体现。当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时，他不顺应时势，不从义军，大骂义军，忠君而死。第二，大臣对君王的忠诚还体现在为国家选拔大批人才并忠实地执行各项政策。“日月之照,孰曰偏邪? 而瞽者不被日月矣；雷霆之震, 孰曰隐邪?而聵者不戴雷霆矣”。他说, 圣人明君,有如日月雷霆, 即使以恩信布施于民, 无偏无隐, 也难保天下黔首都能感受得到；即使法律再严明, 也不尽昭然天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他认为主要是缺乏明圣贤之道、忠君王之义的大臣, 即忠实的执行者。而当时君王左右上下得宠者又多为奸佞叛吏, 他们无视王道国法, 肆意篡改。“习叛者瞽于恩信, ”“习盗者聵于刑法”, “恩信非不博, 刑法非不大, 而叛者盗吏瞽聵于天下, 岂恩信刑法能化乎”? [15] 因此, 他认为要使恩信、刑法化民安国,就必须要有大批“布恩信”、“执刑法”的人才，要以举贤为急务, 求贤若渴。“设礼以待士, 闻有士之名, 则必欣然而迎之。”他说, 周公最急贤, 他以急贤之心, 网四方之心。周公最能以礼招贤, 尽管所急之士“不及周公, (周公)亦下礼而接焉。所以, 不阻四方之士, 不阻四方之士, 则四方之心焉”。[16]他把“急贤”作为收天下之心的手段, 可见招贤纳士的重要意义了。有大批积极主动、不折不扣地执行各项正确政策的大臣，天下大治也就顺理成章了。第三，林慎思强调为臣者应在德不在位。林慎思认为为臣者最须关心的应是自己以何德何能来立足本位，而不应该是利禄封地等。他以孔子为例，孔子“不得封楚”，但孔子“不患无土”，是因为“儒有不祈土地，立礼义以为土地”，所以“仲尼无土于一时，有土于万代也”。[17]臣以道事君，要保持人格的尊严，不能为了仕途而出卖自己的良心和道德。

   （三）教民之道

林慎思认为，为人民者要有成尧舜之民的德性。在他看来，人如果不能自我克制生活上的侈糜，要实现国家安定富强是不可能的。“韶夏之声，人非不知可敬而不能嗜也。郑卫之声，人非不知可去而不能舍也。何哉？可敬者礼节也，礼则难行，故人不能嗜矣。可去者非礼也，非礼易惑，故人不能舍矣。是以演先王之教不得人之乐者，教难行也。吐倡优之辞皆得人之喜者，辞易惑也。恶有圣徒能乘其心者，后易惑而难行哉？”[18]“一树之花，人争盼焉。一株之棘，人争忌焉。且人皆爱花之鲜妍，不知鲜妍能诱人为骄奢之患矣。人皆忌棘之伤害，不知伤害能诫人行正直之路矣。呜呼！骄奢事极，则花为祸人之根者也。正直路存，则棘为利人之本者也。而人不知忌于花而忌于棘。噫，其惑人也久矣。”[19]只有严于律已，克制、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才能达到完美的人格。一般人都认为，远古的百姓淳朴忠厚，象天真无邪的婴儿，容易教化；而当今的百姓则狡诈多变，象长大的孩子，不易受教。但林慎思认为，现在的百姓比远古的百姓更容易教化，因为“朴，止也。诈，流也。止犹土也，流犹水也。水可决使东西乎？土可决使东西乎？且婴儿未有知也，性无朴乎？丱儿已有知也，性无诈乎？圣人养天下之民，犹养儿也。则古民婴然未有知也，今民丱然已有知也，化已有知孰与化未有知之难乎？”[20]“古民难化性犹土也，土不移移则硗埆生矣。今民易化性犹水也，水可导导则其源清矣。是以古之民虽唐尧在上，终不能化顽嚚使有知，今之民有尧之化，孰有顽嚚之难化乎？”[21]。因此，只要统治者正确地加以引导，就能达到天下大治。

    总之，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中，上有发号施令的君王，中有执行命令的大臣，下有接受统治的黎民百姓，君、臣、民是社会有机整体中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各行其道，所谓君要遵守君道，臣要遵守臣道，民要遵守民道，这样才能上行下效，各安其所，各尽其职，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国家。在君、臣、民三者中，无论何者偏离其道，都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林慎思的为政之道是在对社会整体结构做了一定考察之后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无论是对君王，还是对臣民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使得君、臣、民三者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对后世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林慎思为政之道的特点

第一、提倡法治。林慎思认为，除教化以外，必须有一种更具威慑力、更具强制力的规范，来惩治那些教而不化的违背礼义之人，所以刑罚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强调人治。林慎思认为治理国家既不能寄希望于虚幻的神，也不能单靠纸上的制度，而应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因为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管理制度由人确立，由人维护、由人执行。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人起最终的统治作用。首先，林慎思认为治国最为关键的是统治者的人格，有圣君良臣在位，以身作则，政令贯彻通达，政治方可清明。其次，林慎思把人才的得失看作天下兴亡、国家治乱的关键所在。他对当时朝廷奸臣当道，忠良受屈的状况非常不满，多次上谏，言明只有举人才、任贤能，才能使江山长久。第三、重视修身。林慎思强调管理国家大臣，特别是最高领导者君王必须时时注意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然后才能管理他人。只有知道怎样修养自己，才能知道怎样治理别人，从而懂得怎样治理国家。修身向外扩充表现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人、治物、治国、治天下是治己的外化与扩大，所以，林慎思把统治者的道德自觉和修身看作是实行仁政的前提。

林慎思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提出了不少治国方略。尽管他的理想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他的主张还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世的执政者，足见其思想的深厚底蕴。



参考文献；

[1]《百子全书》第二卷《伸蒙子·跋》，浙江人民出版社。（书名、卷数、出版单位下同，以下只标明篇名）

[2]《伸蒙子·合天》

[3]《伸蒙子·彰变》

[4]《伸蒙子·去乱》

[5]《伸蒙子·利用》

[6]《伸蒙子·辩刑》

[7]《伸蒙子·辩功》

[8]《伸蒙子·彰变》

[9]《伸蒙子·辩惑》

[10]《伸蒙子·显防》

[11]《伸蒙子·迁善》

[12]《伸蒙子·扶危》

[13]《伸蒙子·明谏》

[14]《伸蒙子·演忠》

[15]《伸蒙子·远化》

[16]《伸蒙子·广贤》

[17]《伸蒙子·演圣》

[18]《伸蒙子·明性》

[19]《伸蒙子·去奢》

[20]《伸蒙子·喻民》

[21]《伸蒙子·演喻》



作者简介：黄清敏（1972――），女，闽江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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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儒學思想在整個思想史的體系當中，是相當容易被忽略的一環，因為前有崇尚自由之論的魏晉玄學，將儒學與道家思想相融並貫通，為儒學注入了一種新生命；後有宋代理學，儒家學說在這個時代被重新建構，納入了完整的形上思想體系。而唐代時，佛學思想開始「中國化」，且大力衝擊當代思想界，因此在思想史上，對於唐代的討論，反倒是著重在佛學思想之上，幾乎不見儒學思想在當代的光芒。

不過魯迅所說晚唐思想是「一蹋糊塗的泥塘裡的光彩」[3]，倒也可見儒學思想在晚唐思想中的一種創發性。雖然從中唐以後，儒學思想沒有再出現如同韓、柳論「天」之辯的儒學形上思想之精采辯論，不過考慮到整個歷史背景的發展以後，當代學者的辛苦之處可想而知。林慎思正是處在這種動亂時代的儒士之一，除了履行儒家所謂的「仁義」之思，具有傳統儒家學者憂國憂民的情懷，還多了對於國家「忠誠」與否的問題。歸納林慎思所著《伸蒙子》與《續孟子》二書，可以觀察到其所呈現的思想，多半屬於應用層面的儒學思想，對於政治民生的著眼點較多，是儒學思想中實用層面的表現。

一、林慎思其人與其著作

林慎思其人生平概要，試見《福建通志》：

林慎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進士，復中宏詞科，拜校書郎。乾符中，羣盗蜂起，百姓流殍，僖宗日與宦者燕嬉，慎思與莆田余鎬累疏切諫不納，出為萬年令。廣眀元年，黄巢陷長安，慎思領兵出戰，力不支欲自剄，賊執之逼降，慎思踞床大罵，北向稽首，遂遇害，年三十七。友人周岌匿慎思母與妻子，及所著《續孟子》二卷，《伸蒙子》三卷，《文集》二卷，南歸。[4]

由此處的記載，我們可以得知林慎思為人耿直忠義，雖累次進諫唐禧宗不成，但依然對唐朝政府忠心不已，甚至被黃巢亂黨所俘虜，依然堅守氣節，罵賊而死，可謂一忠烈之士。而《福建通志》所載林慎思著作，今僅餘《續孟子》二卷，《伸蒙子》三卷。而《文集》二卷雖有其目，但在《宋書'藝文志》中已不錄，可見此書在宋代或宋代以前就已散佚，因此林慎思的思想目前僅可就《續孟子》、《伸蒙子》中觀得。

《四庫總目提要》在林慎思所著《伸蒙子》前有言：

唐'林慎思撰，前有慎思自序曰：「舊著〈儒範〉七篇，辭艱理僻，不為時人所知。復研精覃思，一旦齋沐禱心靈，是宵夢有異焉，明日召蓍祝之，得蒙之觀曰：『伸蒙入觀，通明之象也。』因自號《伸蒙子》。」又曰：「嘗與二三子辨論興亡，敷陳古今。編成上中下三卷。槐里辨三篇，象三才，敘天地人之事；澤國紀三篇，象三人，敘君臣人之事。時喻二篇，象二教，敘文武之事。」……非唐時天隱無能，諸子所可彷彿。崇文總目列之儒家，蓋為不忝。[5]

《易程傳》程頤注蒙卦曰：「物必生蒙，故受之以蒙。……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6]，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林慎思字號伸蒙子之意為何。蒙卦即有「啟蒙」之意，「蒙」除了「懵懂」義外，亦有被「蒙蔽」之意，而林慎思生處之時，國之為「蒙」，是以自號「伸蒙」，乃欲以己身之學，貢獻於學術界與國家：除了清晰本身思路之外，更願救國於蒙昧之中，最後天下得亨。因此宋代劉弇才會說：「晩有林慎思者，亦能時時搖筆以振拔汙世。」[7]，這就是何以林慎思的著作當中充滿救世熱忱與實用思想的原因了。不過可惜的是，林慎思傳世資料僅《伸蒙子》與《續孟子》兩部短小的著作，對於其思想並不能夠藉由此二書籍觀察到其全面性的想法，這部份是在林慎思思想研究上的一大缺憾。

關於林慎思著作部份，除了上述的《伸蒙子》外，《續孟子》是其傳世的兩部作品中，直接與儒家學說聯繫的作品。《史記'孟荀列傳》所載，《孟子》其書應該「至少」是孟子本人「口述」，弟子萬章等人據言實錄，其書成果，應當孟子能夠經眼。不過《崇文總目》云：「慎思以為《孟子》七篇非軻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説，演而續之。」[8]這裡談到林慎思以為《孟子》非本人所撰述，因此不能夠代表孟子本人全部思想。然而，林慎思此言卻是將續書的動作，變成了他自己思想的矛盾，試問，既然孟子無所著書，又其弟子不能盡傳孟子本人之意，那麼林慎思所謂「因傳其説，演而續之」，傳的是誰的說法，續的又是誰的思想？在此矛盾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批評就顯得非常的中肯：

今觀其書十四篇，大抵因孟子之言，推闡以盡其義；獨其不自立論，而必假借姓氏，類乎莊列之寓言。又如與民同樂，本莊暴齊王之事，而移於隔章之樂正子魯君，義頗無取。然其委曲發明，亦時有至理，不可廢也。[9]

如果就林慎思的本意來看，他在《續孟子》中要表達的，應當是要從孟子理論中再演繹儒家的思想學說，然觀其書之所載之事，於史無所根據，幾乎是憑空杜撰的事件，因此從儒家學術傳承上的角度來看，《四庫提要》給予「義頗無取」這樣的批評，尚還為輕。然而若把該書視為林慎思個人對於儒家學說的發揮，《續孟子》這部書中所表達出來的思想，則成為了該世的「一點星光」，他個人的思想觀點，就可以從這個角度觀察得到，並可以看見林慎思在儒學思想領域中的創造，是以《四庫提要》言「然其委曲發明，亦時有至理，不可廢也」，是非常客觀公正的評論。

二、林慎思的儒學實用思想

林慎思的思想當中，就其著作《續孟子》一書觀之，即可得知林慎思的思想是屬於宗儒一脈，觀其著作理論，則可謂儒家思想中，實用思想的發揮。在其儒學實用思想上，其立論基礎有二，「義利之辨」之思想，以及「重賢」觀念的發揮。因此本段重點則在於此二處的觀察，看出林慎思對於傳統儒學之延續與創發的思考。

(一) 林慎思「義利之辨」之思想

在林慎思兩部傳世的作品當中，《續孟子》一書，開卷首篇即談到義利之辨的問題，試見《續孟子'梁大夫》：

梁大夫見孟子，問曰：「吾聞夫子教王遠利而易以仁義，有諸？」孟子曰：「然。」大夫曰：「吾家有民，見凍饑於路者，非其親而救之，脱衣以衣之，輟食以食之，及已凍餓幾死，是其親而不救之，而何？」孟子曰：「噫，是大夫從王厚利而薄仁義故也，厚利率民，民争貪欲，苟有獨持仁義者，宜乎不得全其身矣。昔楚有靳氏父子，相傳以温鴆醉人者，客過其門，則飲之，未嘗不斃於路矣。卒有孺子，能哀客而告之，然後鴆十九不行焉。洎靳氏怒，反鴆孺子矣。然而靳氏家習不仁也，孺子身盜為仁矣，一身盜為仁，而罪一家習不仁，其家孰容乎？今大夫有仁能救民之凍饑也，是謂身盜為仁矣，及己之凍餓不得人之救者，豈非其家不容乎？大夫苟能與王移厚利之心，而在仁義；移薄仁義之心，而在利，則上下移矣。然而仁義非盜而有也，欲人不容其可得乎？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續孟子'梁大夫》）[10]

林慎思在此處虛擬梁大夫與孟子的問答，而且將義利問題具體化為一種非常驚悚的寓言情節，以靳氏父子為例，子雖有仁義之心，但卻不見容於不義之家，因仁而損其生命，甚至死於其父之手。強調在上位者，若無心於「義」，則百姓萬民雖心存「義」，卻不能夠由義行事，何以致此？就是因為上位者「無義而以利」，萬民若從義而行，反為義所害，不如順「利」而行，上下因而可以交相賊，國本動搖，上下由利而行，最終反遭利而害。以這種非常極端的例證來說明義利之辨，欲以正國君之視聽，使上位者了解「義利」二者的關係，主動從義而行，達到以上移下的功效。這裡的「義利之辨」可以明顯的看見是孟子「義利之辨」的延伸論述，孟子談論義利的問題，最常見者有下面兩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11]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12]

在孟子的思考之下，行「仁義」之治與「近利」之舉，最終將導致國家「治」或者「亂」的結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處在究竟以「義」或者與「利」的出發點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結果。不過孟子則言盡於此，林慎思的《續孟子》根據孟子的思想脈絡提出「義利之辨」這部份的延伸思考，可謂孟子思想的例證補充，並且把一國若從利，仁義將不見容於國這段思考，將孟子的未盡之言表達出來，這是林慎思思想中非常具有創造性的思考。這種思想也可以在《伸蒙子》書中看到：

斯不亦用去害而為害，化利而失利歟。《伸蒙子'諷失》[13]

吾見今為不仁，但多防誤者矣，孰見今為仁，有不防誤者邪。《伸蒙子'書誤》[14]

雖然在此處林慎思並未直言什麼才是造成「去害而為害」、「至仁而反不仁」的真正原因，直接就《伸蒙子》的文本而論，「盜寇之未由卒捕」、「吏未勸農桑，而奪民之粟帛」，或者「鑿井而墜人」、「反德立署者」，林慎思提出這些出了問題的地方，都是因為沒有先預設一種「仁義在後」的基礎思想在其事件背後，是以出現了各種「不由其方」的錯誤。

然而比較可惜的地方，林慎思在《伸蒙子》中的想法僅呈現了原因與結果，並無改正這種謬誤的方式。《續孟子'梁大夫》中，雖然他有提出處理的方式，但依然還是孟子所言的「由上而下」這種風行草偃的方法，沒有提出其他具體作為，以供行政者採納，成為了他「義利之辨」立論下的缺失。不過端看林慎思個人行事，則是以生命實踐他所強調的以「仁義」為體的思想，但也相當諷刺的，他也成為了自己所說的「身盜為仁」的例子了：

孟子談仁義數萬言，一以正人心為己任，伸蒙子續孟，其有孟氏之志乎哉。然伸蒙處黄巢之亂，以萬年令罵賊死官，方其罵賊，豈不知其必死哉？義在於死而不利於苟生也，質之孟氏，非所謂真知義利之辨者哉？[15]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身處亂世之中，上已無綱紀可言，何來仁義治國之有？然而觀看當時的歷史背景，黃巢之亂造成國家的動盪，即使李唐政府有心想要行仁義之治，卻也無力施行，林慎思自己也說：「苟使逃去，則無忠臣死諫之名垂於後代也。」[16]，就此角度來看林慎思的罵賊而死，雖然不免成為他自己筆下「身盜為仁」的反例，不過若以此犧牲而成為天下典範，其死卻也「重於泰山」。

(二)     林慎思的「重賢」觀念

國家欲治，須由上而下從義而行，但君王還是人，或偶有失去向義之心，因此就需要有賢者的輔佐，甚至君王本身就必須要有聖人的修養，因此傳統儒學思想中，「重賢」思想一直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部份。而〈禮運大同篇〉所述，即可謂傳統儒學「重賢」思想的總整理：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17]

在儒家終極目標的大同世界中，特別強調「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這樣的概念，人之所以生存，就是要為「生存」奉獻。而「生存」並非單單只是「生活」的概念，還有「存在」的意義。人之所以「存在」，即要順著「本來就應該要做的事」，這件事就是我們所講的「義」。因此賢人出而為萬民，萬民因賢人而順義，順義而萬事興，這是一種理想的實現過程與基礎，這種思想直承孔孟而來，孔孟思想中「重賢」的觀念也是不可抽離的一部份：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論語'衛靈公》）[18]

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論語'子路》）[19]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離婁下》）[20]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孟子'》公孫丑上））[21]

在孔子的言論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重賢」思想在儒學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孔子將賢人比喻成「善事之器」。而孟子更加以衍伸，把「重賢」觀念拉到一個施行仁政所必要的重要環節。林慎思的儒學思想更是承此而來，他在《伸蒙子》中，有〈廣賢〉一篇：

求已先生曰：「周公吐哺以急賢，然未聞賢肖周公，何為急邪？」伸蒙子曰：「周公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不在肖周公而急之也，若必肖周公而方急之，則無賢可急，何以要四方之心乎？夫賈者積金市物，聞鬻者之聲，則必躍然而近之，雖物不合賈者，亦償金而取焉，所以不阻四方之物也。不阻四方之物，則四方之心嚮焉。周公設禮以待士，聞有士之名，則必欣然而迎之，雖士不及周公，亦下禮而接焉，所以不阻四方之士也。不阻四方之士，則四方之心歸焉，則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也，豈有肖周公而後急之邪？」（《伸蒙子'廣賢》）[22]

周公之賢，孔子在《論語》中多番推崇，何以其「吐哺以急賢」，林慎思就把這種「重賢」思想，加入了一些政治上的思考，認為其「重賢」的概念，不僅僅只是為了孔孟所謂的「賢人政治」，更有一種「本朝用賢，賢人必舉」的宣示效果，凝聚了在野賢士對於政府的向心力。然而比較可惜的是，雖然林慎思在其著作中有點到「重賢」觀點，但在其背後，卻不見「重賢」思想是為何而立的理論基礎。孔孟論「重賢」思想，「仁」字皆隱含在這樣思考的背後，這種以「仁」為本的「重賢」概念，應當是一種上與下對等，進而達到「君君、臣臣」境地，缺少了這樣的基礎，就如周武「忠、孝」二者不全，不可稱之為「仁」者，因此伯夷、叔齊雖為賢人則不出為武王謀，餓死於首陽山。雖然林慎思在其他地方有論「仁」處，但無法將他所談及的「仁」字看為其思想的第一因，進而以其統攝其他思想，這是比較可惜的部份。

不過除此之外，林慎思倒是對孟子的「識賢」理論做了更具體的發揮，試見《孟子'梁惠王下》：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23]

孟子云「識賢」之方，則在於以民意為本的基礎上，若就方法論的角度觀之，這種理論的提出似乎過於模糊，是以林慎思以孟子思想本身作為依據，把「識賢」概念說的更為清楚：

齊宣王問孟子曰：「吾欲任忠去邪，用得其當，唯左右前後，賢不肖孰辨邪？」孟子曰：「用之而已矣。」王曰：「惡知可用而用乎？」曰：「王誠不見，所以用也。夫材既伐矣，離於山谷，處於庭廡，久則圩墁，以封苔蘚，以周目之於外，誠不分其松櫟也。在斧以削之，斤以斲之，索其内，然後辨矣。賢不肖在王之左右誠久矣，進退以恭，言容以莊，目之於外，誠不分其賢不肖也，在禄以誘之，勞以處之，索其内，然後辨矣。王苟不用，則賢不肖何以别乎？」（《續孟子'齊宣王》）[24]

這段理論似得孟子之真精神，賢與不肖之人，何以辨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之以得辨。只要讓所用之人曝於左右、諸大夫與國人之前，國君只要蒐集其言論，即可「索其內」，而得其人之為賢或不肖。以林慎思如此思考照應孟子想法，對於儒家「識賢」之方，則為補全。

三、林慎思的「教育概論」

在上一節提到林慎思的思想當中，對「義利之辨」與「重賢」的思想有番論述，無奈當時的世局混亂，在位者根本無力亦無法實行。林慎思是以退而求其次，試圖從可以由個人本身做起的「教育」著手，因此本節要探討的就是林慎思對於教育的概論。

(一) 以「孝道」為本與環境教育的教育理念

儒家思想強調從親而疏，由家至國，是以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5]，由親子之間的孝道，再延伸至對國家、君王應盡忠的觀念，因此儒家思想對「孝道」的思考，便為林慎思所借，由此處建構他的教育理念：

咸丘蒙問曰：「吾聞諸仲尼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舜瞽叟有不父之名，何也？」，孟子曰︰「瞽叟不父，天顯之也，天生大孝於舜，使化天下之人也，故不生於帝裔，而生於庶人；不事於常父，而事於瞽叟。生帝裔則身先貴也，身先貴則何以育兆人乎？事常父則心先安也，心先安焉能成大化之節乎？是以取庶人之窮，以處舜則使舜無怠矣。」（《續孟子'咸丘蒙》）[26]

唐玄宗御注《孝經》，這樣一個從上而下的示範，除了對正統經學教育產生影響之外，更對道德教育立下了一塊碑碣，當然除了這些原因之外，亦有在政治上利用儒家盡孝忠君的思考存在。林慎思在這裡的思想亦是如此，他藉由儒家這種從盡孝出發的思想，欲以矯治唐末已經混亂的社會現象，由上而下從義而行的思考既已渺茫，那麼從本「固」起後，邦或可得「寧」。除了提倡孝道觀念之外，他在上述引文中也引申了孟子的「責任」（responsibility）觀念[27]：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28]

要培養人的責任心，最佳的教育方式就是從身處的環境來體驗，因此林慎思他認為透過艱苦的環境所培養出來的，將會是意志最堅定並且善良的人格。當然，在這裡提出這點也是有其實用目的，依然是要與當時世局劃上等號，因為世局艱苦，唯有從這點來說明上天的意志，才能夠解釋人何以要遭受苦難的原因。

藉由儒家的思想特色，加以利讓人民忠君愛國，並且使人民在艱苦的時局中，不放棄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林慎思在教育上，與前者從在位者角度思考的思想不同，他「教育」思想的大原則是國家的根基做起，從庶民以漸至於天子，慢慢的將儒家思想從民間拓展開來。

(二) 林慎思認為教育具有「遷善」的作用

在林慎思傳世的兩部作品中，雖然其中一部是直指接續孟子而來的《續孟子》，但我們見不到他的人性論是否跟孟子一樣提倡「性善」的論點，不過就他在《伸蒙子》中所言，倒是認為人的本質上的確有不同之處︰

知道先生曰：「吾聞伊尹放太甲於桐宮，有諸？」，伸蒙子曰：「於書有之。」，曰：「臣放君，忠乎？」，曰：「太甲始立，不肖，伊尹放之可也。」，曰：「桀紂不肖，龍逢、比干惡不放歟？」，曰：「桀紂大不肖也，安能放哉！」，曰：「吾聞狸能捕鼠，不能捕狗，則伊尹其捕鼠邪？」，伸蒙子莞爾而笑曰：「先生聞良馬有害人者乎？良御必能維縶以馴伏其性也；聞猛虎有噉人者乎？武士安能囚拘以馴伏其性邪？太甲不肖，猶良馬也，伊尹則可維縶以遷於善也；桀紂不肖，猶猛虎也，龍逢、比干豈可囚拘以遷於善乎？」，知道先生釋然曰：「誠哉！吾子可謂知言矣。」（《伸蒙子'遷善》）[29]

上述之例乍然一見，或以為林慎思的人性論是與揚雄、王充類似，主張人性是善惡混或者有善有惡，然而林慎思之所指並非人的「本性」，而是人的「本質」。此處所謂人的「本性」與「本質」概念，即類似宋明理學家所言之「天地之性」（本性）與「氣質之性」（本質），但是並非完全相同，此處的「本質」一詞，後天形成的成份較多。林慎思在此對於人的「本性」並無著墨，只有對人的「本質」做出上述的批判，認為人在後天的養成過程中，若「惡」的一面趨近於極，若桀紂者，即使在透過教育的手段，還是無法導之向善。這點與傳統儒家所認為的人皆可已透過教育修養而至於善的思考不同，因為林慎思的思考是在實用的層面上，所以須得把人的「本質」問題看透之後，落實在教育的作用上才有意義。

理解了林慎思教育思考的背景後，再來看看其以為教育的作用究竟為何：

求已先生問：「人之善惡，能化而遷乎？」，伸蒙子曰：「遷矣。」，曰︰「性有剛柔，天然也，猶火可遷於水邪。」，曰︰「善不在柔，惡不在剛也。火能炮燔，亦能為災，水能潤澤，亦能為沴。及其遷也，化災為炮燔，化沴為潤澤，豈在化火為水乎？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也，必能反善為惡，反惡為善矣。孟母正己以化於孟軻，及其遷也，非反惡為善邪。齊桓大功而化於豎刁，及其遷也，非反善為惡邪。所謂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不亦明乎。」（《伸蒙子'明化》）[30]

本段引文即林慎思談到他所認為教育的功用，那便是一個「遷」字。「遷」為變遷、改變之意，但是在這裡，林慎思話語之中，卻有箇中之妙，他所認為的「遷」並非單向的改變，而是可能雙向產生的變化。這一點極有趣味，在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中，認為教育對於人的影響皆是正面的，而沒有負面的思考存在，例如孔孟荀三人對於教育的理解：

子曰：「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31]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32]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孟子'滕文公上》）[33]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34]

孔子不談人性問題，且主張「有教無類」，認為不管是什麼資質的人都可以透過教育而改變，並認為在解決人類民生問題之後，就應藉由教育來使人往更為正面積極的人生發展；孟子則是一開始就肯定了人性為善，因此對於教育的認定亦是提升人們的善性；荀子更是從性惡論作為起始點，要改變人性之惡，就要透過教育，自然地，他對於教育的作用當然是持正面論點。

林慎思則跟傳統儒家的思考不同，他認為教育既有正面的意義，亦有負面的沈淪可能。他舉出孟母三遷，使孟子脫離不良環境的影響，是屬於教育的正面作用；而齊桓公本身成為霸主，號令諸侯，張「尊王攮夷」的大旗，使中原不「披髮左衽」，然卻因寵信豎刁，而最後身亡而無人收屍，這樣即是教育的負面作用。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林慎思對於教育作用的思考，亦相當深刻，除了人的本質會影響到教育的作用外，對於教育本身的作用，也要仔細的評估。

透過以上的兩點，我們可以知道林慎思先立下教育應「以孝為本」的基礎後，使普羅大眾都能夠理解教育應是使人往「義」之處發展，也對教育本身的意涵審慎評估，從各方面的思考教育的問題。

林慎思思想中，在「義利之辨」上，上位者若根據「仁義」以為上來行政，並以「重賢」作為施政選才之輔佐，以這兩點思想背景作為基礎，進而擴展，無論在其為政，或者是人性思考上面，都能夠得到完善的結局，可惜世局並非為林慎思所料，這兩點思想在亂世當中，根本沒有施行的餘地。是以他希望輔以教育措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為國家與民眾思考，而綜合了上述三點思想，就構成了其實用理論基礎，在實用意義的層面非常大，但可惜的是我們在林慎思傳世的兩部作品中，僅能見其雛形，而未能窺其全豹，然而這些思想在後來宋明理學的發展當中，皆多少有論及之處[35]，可見林慎思思考之深遠。

結論

晚唐是一個兵馬倥傯、政局紛擾的時代，因此學者們在學術研究上，不得不加入對國家政治方面的思考。林慎思是史載唐朝有名的「八閩唐儒」之一，因為戰事多半集中於中原地區，是以南方士人地位逐漸抬頭，加上他宣揚自己是「續孟」的思想，儒學到了他的手上，產生了相當大的質變，當然在儒學形上的思想方面或者沒有助益，但是儒學的實用特色無疑卻是林慎思的極大貢獻。是以後世對林慎思思想進行過研究的學者，例如朱子等人，都給予其不錯的評價[36]。

不過，林慎思的思想對當代社會是否能夠造成影響，筆者以為這一點其實是過於誇大，因為若是林慎思思想若對於當代社會與政治造成影響，唐代政府或者不會在林慎思死後二十年內就瓦解，加上林慎思官位僅至校書郎，這個職等的官位幾乎沒有政治參與的實權，更別說其學說為執政當局採納了。更甚者，《舊唐書》、《新唐書》二本重要史料典籍，所載林慎思者，僅有其〈經籍志〉、〈藝文志〉所載書目與作者名稱，不見特別為其立傳，是以就此幾點證據推論，林慎思的思想在當世應當是不見用的。當然，若是從其他史料來看，林慎思為官非常清廉而有政績[37]，則可以說是他自己實踐自我學說的一個重要的證據。

就林慎思的著作而言，前面已試從「義利之辨」以至於其教育概論，討論林慎思的儒學實用思想，可見得林慎思的思想是偏於實用層面，與宋明理學討論心性之學的方向，似乎是大相逕庭的。但單就林慎思的理論而言，將孟子的思想導向於實用層面以及《伸蒙子》書中大量的政治實用思想[38]，顯而易見的並非完全承續了孔孟思想，亦融入了許多荀子的實用哲學，如注重教育一個環節，其實出於荀子處甚多，與宋明理學重建儒家形上思想是不同方向的。不過可以注意到的就是，林慎思何以獨著《續孟子》一書，而不續他書，即是因為他認為從孟子思想出發，而可以發展的面向，則可帶動整個儒學思想的發展，這一點也被後世的宋明理學證實了。

筆者以為，林慎思這種續孟的強力動作，除去了思想部分不談，卻是另外帶給後世學者的一種省思：一切儒家基本思想的原點應該是從孔孟為出發點。或許這種想法觸動了後代學者的思考，加上孟子本身大量的人性論的基礎思想，是以可能對於理學有一種反動的作用。這或許就是林慎思的思想在儒學上，成為了聯繫晚唐與宋代儒學發展的價值之處。
參考資料

古籍（依作品年代先後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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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臣，錢東垣：《崇文總目》，台北：台灣商務，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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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出版，2002年

孫希旦撰：《禮記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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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專書（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王雲五：《晉唐政治思想》，台北：台灣商務，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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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魯迅全集'南腔北調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期刊論文（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李葆華：〈林慎思《續孟子》對孟子的解讀〉，《北方論叢》，2005年第3期

林精華、林玉琰：〈八閩唐儒林慎思〉，《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年第6期

甯登國：〈《孟子》的歷代詮釋研究概觀〉，《管子學刊》，1999年第4期


作者現為台北市立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班學生。發表於2007三校研究生碩博士論文聯合發表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c542f401000at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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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古代属于闽越文化区域，古时闽越人对儒学相当陌生。至唐中叶前，福建还一直被中原士大夫视为文化落后的蛮荒地区、蒙昧区域。自唐“安史之乱”发生后，由于朝廷重视在福建弘扬儒学文化，使福建的儒学文化面貌大为改观。究竟福建儒学初兴于何时，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唐大历年间，朝廷派遣皇族李椅任福建观察使。他在任内在福州大建学校，于是“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李椅之后，唐建中元年间（780年），朝廷又派前宰相常衮任福建观察使。自常衮入闽之后，待文士以平等之礼，形成了浓厚的提倡儒学的风气。十年后，闽士林藻、欧阳詹、陈通方等相继登进士第。至唐咸通中，长乐出现了林慎思兄弟五人同登第，“五子登科”、“五桂联芳”，传为千古佳话。欧阳修《新唐书·常衮传》记载：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主客均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为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由此可见唐中叶之后，李椅、常衮对开发福建儒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一点在宋代长乐《图经》和长乐《明教堂序》均有记载。《图经》说：“李椅、常衮皆以崇重学校为意，于时海滨几及洙泗。”《明教堂序》说：“八闽文物，自唐代宗常衮始开，故乡都闾巷皆置社学堂。”

　　唐末五代，福建儒者进入了儒学的核心研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使福建进入中国文化较发达的省份之列，并出现了林慎思之类的思想家。当时独孤及称赞福建：“比户业儒，俊造如林。”《福建通史》说：“提及福建儒学发展，一般学者都从宋代开始论述，实际上，福建儒学早在唐末五代早已达到当时最高水平，为宋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介绍了几位唐五代福建儒学名家，其中长乐的林慎思、建阳江文蔚、莆田陈致雍、建安朱弼等人在儒学方面的实力，都已达到当时一流水平，都是有全国声誉的学者。特别是林慎思，他大胆阐发儒学思想，并将其发挥得更为完美，是唐五代最为杰出的思想家。

　　《福建通史》载：“唐末闽中儒者最优秀的代表要数林慎思。他是长乐人，官至万年县令，著有《续孟子》、《伸蒙子》二书。时值乱世，他的书影响不是很大，但就其内容而言，他所达到的哲学深度远远超过唐宋的韩愈、欧阳修等人。他的天命与人事并重，教化与刑法并重，内因决定事物变化的思想，以及同情百姓、鞭笞腐败的立场，对宋代理学家有一定的影响。”并说：“林慎思等人的儒学研究，确实达到了其时代的最高水平，为宋代闽中理学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林慎思的历史地位，《诸子百家大辞典》称：“林慎思博采儒、道、法诸家之长，而独成一家之言”。《福建通史》用“唐末闽中儒者最优秀的代表”一词为林慎思定位，并强调林慎思的《续孟子》、《伸蒙子》二书对儒学核心的研究，其“哲学深度远远超过唐宋的韩愈、欧阳修等人”。唐宋的韩愈、欧阳修何许人也？称之为中国历史上重量级人物也不为过也！可见林慎思儒学思想分量之重是其时代的代表。

　　宋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载《伸蒙子》三卷，《续猛子》二卷，并上《崇文总目》献给皇帝。朱熹登游长乐林慎思读书处赞曰：“林慎思德成于此地”，为题“德成精舍”四大字。历代学者称赞林慎思“首倡道学为‘晚唐儒宗’”，“吾闽千载不朽之高士”。今人推林慎思为福建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家。林慎思的儒学思想为福建儒学文化树立了丰碑，令人高山仰止。可惜现代福建研究八闽儒学渊源者中能像《福建通史》编者这样呕心沥血，讴歌福建灿烂历史文化者寥若晨星。以致《福州市文化志》中都找不到林慎思的名字与其著作。（即使林慎思在长乐的读书处德成岩和林慎思墓、祠堂都已成为长乐市文物保护单位）。福州城内乌石山唐林慎思特祠也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毁，至今无人问津，真使人扼腕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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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长乐流传着一首赞颂唐林慎思兄弟五进士“五桂联芳”的古诗。诗曰：“水部昆仲五桂芳，表阙宅里殊恩光。新宁俊彦推先辈，海滨科第破天荒”。诗内容是赞美唐水部林慎思兄弟五人先后俱中进士，家乡长乐为之光荣，这就是“长乐登第自林氏始”的由来。至今，长乐民间在喜庆祝词中，还经常用“五子登科”，“五桂联芳”等词句，祝福人家子孙发达，读书出仕。

《长乐县志·乡都志》载：“芳桂乡 唐咸通中，里人林慎思兄弟五人同登第，故名”。《长乐县志·选举志》载：“进士 唐咸通十年（869年）已丑归仁绍榜：林慎思 传见《名臣》。按：《伸蒙子》序云：林升五子：长进思，字尽中；次景思，字德中；三勤思，字明中；四普思，字有中；五慎思，字虔中。俱登第，时称五桂，名其乡曰芳桂”。其实福州长乐地方史志中，相同记载的资料还有很多。

在兄弟五进士中，长兄进思，唐咸通八年(867年)丁亥科，郑洪业榜登第，授福建路盐铁使，转册礼推官。次兄景思，咸通八年与兄进思同榜登第，官至防御使，转节度推官。三兄勤思，唐乾符二年(875年)乙未科，郑合敬榜登第，官至陇州建水令。四兄普思，咸通九年(868年)戊子科，赵峻榜登第，授吏部给事中，改授御使，景福二年(893年)累迁至工部尚书。五弟慎思，咸通十年(869年)已丑科，归仁绍榜登第，翌年再中宏词拔萃科第一名，授秘书省校书郎，历兴平尉，迁尚书水部郎中。“兄弟五桂五纯臣”，可谓衣冠济济。懿宗赐“兰桂同芳”一匾，敕改所居崇贤乡钦平里，为芳桂乡大宏里。宋理学家朱熹登游其筹岩山读书处，为题名曰：“德成岩”。

林慎思著书续孟，弘扬儒学，谏君勤政，精忠爱国。在其兄弟中成就最著。《新唐书·艺文志》载其著作《续孟子》二卷及《伸蒙子》三卷。后人称其为“吾闽千载不朽之高士”。《诸子百家大辞典》列为思想家。《福建名人词典》列为文学家。僖宗乾符中(874—879年)，因时政向僖宗累疏切谏不纳，出为万年县令。为官清正，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要求他与义军合作，不允而死。《福建通史》称其为“唐末闽中儒者最优秀的代表”，并强调《伸蒙子》、《续孟子》二书的 “哲学深度远远超过唐宋的韩愈、欧阳修等人”。

唐代一门五子，俱登进士，全国罕有，福建首例。这与其家族的家学渊源不无关系。林慎思的曾祖父林凝，官左卫将军，秀州知府；祖父林萼，官苏州长史，晋江县令；父林升，官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可谓名门望族，世代簪缨。而唐代长乐林慎思兄弟五桂与莆田林藻兄弟九牧，同出于东晋招远将军林禄之晋安林氏，自古有“中兴姓氏无双谱，南渡衣冠第一家”之称。慎思诸子有徽、尧、徵、遁等多人，各以文显，而三子林徵唐大顺元年(890年)庚戍科，杨赞禹榜登第。父子进士亦传为儒林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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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县志》（民国）卷之七《名胜志》记载了长乐历代名人墓葬136处，其中第一条就记载了“唐林水部慎思墓在十四都渡桥大墓山”。林慎思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家，后人称之为“吾闽千古不朽之高士”。其葬骨之山也因之被誉为“大墓山”。
       林慎思（844—881），字虔中，号伸蒙子，长乐人。自幼心怀壮志，勤奋好学，与兄弟五人筑室读于筹峰山德成岩。懿宗咸通十年（869）登归仁绍榜进士，翌年复中宏词拔萃第一，官至尚书水部郎中。僖宗乾符中，因时政向僖宗累疏切谏不纳，出为万年县令。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881年元月），黄巢攻长安，他率兵抵抗被擒，委官不受而死。著有《伸蒙子》、《续孟子》、《儒范》、《宏词》、《文集》等书。他的思想博采儒、道、法诸家之长，而独成一家之言，是晚唐时代杰出的儒学家，亦为宋代理学崛起的先声。黄巢失败后，慎思诸子有徽、峣、徵、遁奉父柩归葬长乐之昌化乡弦歌里龙桥山（即渡桥大墓山），唐天子旌其闾为“儒英忠义”，光启三年（887）赐造大墓，诏立忠贤祠祀典。

     渡桥地处金峰、漳港、鹤上三镇交界处，是长乐南北交通要塞，大墓山紧靠渡桥村北面，新旧峡梅公路及峡漳公路自山下经过，这里交通十分便利，是省城通往国际机场及商贸重镇金峰的必经之路。林慎思墓掩映在半山腰的一片绿树之中，而林慎思祠立在墓之南侧山麓公路旁，倚山面路，巍峨壮观！

     林慎思墓陵坐西北朝东南，两层墓埕面宽21米，纵深32米，外呈长方形，内呈葫芦形，内外均砌以花岗岩石块，围成一个严谨的墓园。墓碑高240厘米，宽84厘米，碑刻：“皇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坦斋林公。长男福建路盐铁使，转册礼推官尽中公。五男，宏词拔萃魁，秘书省校书郎，尚书水部郎中伸蒙公。佳域。”此墓系林慎思与其父林升及长兄林进思共葬之墓。墓碑两侧副碑呈八字排列，各高220厘米，宽60厘米，左侧碑刻：“光启三年强圉协洽吉旦造”。右侧碑刻：“乾隆五年上章君滩仲冬修”。副碑外侧列一对石狮子柱，高190厘米，宽31厘米，上部刻石狮子各高36厘米，宽深各31厘米，下部刻对联曰：“唐代英灵黄壤壮，清时雨露白杨沾。”墓碑正前方列一石几，长131厘米，宽80厘米，高81厘米，为春秋祭祀摆列供品专用。墓后正中央制高点立一清朝乾隆皇帝钦赐重修碑，高200厘米，宽64厘米，碑刻：“钦赐两次重修”六大字，每字26厘米见方，书法端庄且苍劲有力，碑首及上半部两侧刻“双龙户卫”图案，下半部两侧刻款字，左为“乾隆五年仲冬修又”，右为“二十七年仲秋重修”。墓前方有一宽2米多，长约200米的墓道经林慎思祠堂后接入公路。整个墓园雄伟而庄严。该墓于1995年列为长乐市文物保护单位。

     渡桥林慎思祠堂额称“忠贤林公祠”，始建于唐光启三年（887）。为林慎思墓配套建筑物，距墓陵仅120米，奉祀伸蒙子林慎思。林慎思祠为典型的闽中古建筑。正殿为穿透式抬梁构架，单檐独脊。四周围以风火高墙，东西为石基夯土马鞍形山墙，墙体厚近一米。后为石墙，以大墓山为靠背。前为砖砌高大牌楼式大门墙，红墙灰瓦，翘角飞檐，气势凌空。大门墙上开三个石框大门，中为长方形，边为拱形，上镶三面石刻，正门上方为直匾“忠贤林公祠”左匾“崇德”、右匾“报功”。大门墙上方中间花堵及左右卷书画三幅人物丹青，歌颂林慎思勤政爱民，谏君劝政，精忠爱国，重金绘彩，栩栩如生。古建筑专家认为该祠经宋、元、明、清历代重修，具有唐宋及明清混合模式，但其某些重要构件还可追溯至唐宋时代，实属不可多得文物古迹。所以1999年，修复时就严格地按修旧如旧的原则下进行重修。该祠于2001年列为长乐市文物保护单位。

      

    祠坐北朝南，面宽22米，深40米，分前后两进，前为仪门厅，后为正殿，中隔天井，天井中间为石铺甬道。东西两厅迴廊各宽20米，迴廊墙壁镶石刻《唐忠贤伸蒙子林慎思传略》及《林慎思祠重建碑记》等碑文，叙述林慎思生平事迹及祠堂历史兴废。过“仪门厅“经甬道，拾级登上正殿。正殿是祠堂的主体建筑，标高10.8米，阔为6扇5间加东西两弄计20米，直深7柱加前后二廊计15米。正殿正中间大厅上高悬唐皇帝御赐的“兰桂同芳”、“儒英忠义”和“忠义名家”三幅金字横匾。正厅后侧为寝堂。奉祀林慎思全身彩塑大型坐像，衣冠甚伟，神采奕奕，令人肃然起敬。塑像两侧配有唐昭宗皇帝手诏联句：“忠贞贯日月，节义凛冰霜”。大殿内立有38根大木柱，皆配以精制楹联，黑漆金字，光耀夺目。联句多为历代名公巨卿所撰，内容是歌颂林慎思一生为国为民立功立德立言。其中前柱联：“学讲河汾开后进，道明珠泗绍前人”，为唐参军陈京撰句。游廊柱联：“报国精忠垂宇宙，著书大义炯星河”，为明刑部尚书郑世威撰句。插屏联：“忠义秉纲常千秋浩气昭云汉，德成辉翰墨万古文章灿斗牛”，为明探花礼部尚书裔孙林士章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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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慎思是一千年以前的福建长乐人，那时的长乐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属于偏远地区，称为南蛮。无法与中原地区相比。在这里出一个进士，是很不容易的。又遇到唐末乱世，黄巢造反，他有心杀敌，无力回天，英年遇难，留下极其宝贵的篇章。他的著作《续孟子》，确实发展了孟子的思想，有价值，被保存了下来。探讨一下《续孟子》，看他如何发展孟子的思想。《续孟子》内容还比较丰富，下面只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作为例证，其他问题还要继续研究。
一·何必曰利

《孟子·梁惠王》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在这里讲的“何必曰利”成为历代儒家重义轻利的代表命题，反复被历代赞成者与反对者所引用。国王带头讲“何以利吾国”，那么，全国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社会角色提出“何以利吾X”的问题，于是就普遍出现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所有人都在争名夺利，都要急功近利，这样国家就进入危急状态。为什么危急？所有人都为了利而无所不为，弑君就成了当然的事。谁都想通过弑君，达到争权夺利的目的。“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在一国中，势力最大的，往往是篡位的主力。这在汉景帝时代的吴楚七国之乱也可以看出来，而且此前一些思想家也一再提醒皇帝（汉文帝与汉景帝）要注意诸侯王势力过大，尾大不掉。但是，皇帝不忍心下手，才酿成大祸。如果社会风气是“后义而先利”，不争权夺利，不篡位，就不可能满足。没见过有仁爱思想的人会忘掉双亲，也没见过仗义的人会将国君放在后面。只要宣传仁义，实行仁义，就是最大的利，还要讲利干什么呢？这里可以看出，汉代“尾大不掉”的教训，可以联想到唐朝藩镇势力的危险。更为严重的，各个藩镇如果都能先义后利，那么社会就会稳定。如果从上到下都讲利，都想争权夺利，那当然社会就不稳定，国家就处于危险之中。林慎思借梁大夫与孟子的对话，再进一步阐述另一方面的义利关系。

《续孟子·梁大夫一》这一章就是根据这一段内容阐发出来的。全文如下：



梁大夫见孟子，问曰：“吾闻夫子教王远利而易以仁义。有诸？”孟子曰：“然。”大夫曰：“吾家有民，见冻饥于路者，非其亲而救之，脱衣以衣之，辍食以食之，及己冻饿几死，是其亲而不救之，而何？”孟子曰：“噫！是大夫从王厚利而薄仁义故也。厚利率民，民争贪欲。苟有独仁义者，宜乎不得全其身矣。昔楚有靳氏，父子相传，以温鸩醉人者，客过其门则饮之，未尝不毙于路矣。卒有孺子能哀客而告之。然后鸩十九不行焉。洎靳氏怒，反鸩孺子矣。然而，靳氏家习不仁也，孺子身盗为仁矣，一身盗为仁，而罪一家习不仁。其家孰容乎？今大夫有仁，能救民之冻饥也。是谓身盗为仁矣。及己之冻饿，不得人之救者，岂非其家不容乎？大夫苟能与王移厚利之心而在仁义，移薄仁义之心而在利，则上下移矣。然后仁义非盗而有也，欲人不容，其可得乎？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梁大夫提出问题：有人看见路上有受冻挨饥的人，不是自己的亲属，也去救助，给予衣食。当自己受冻挨饥快死的时候，他的亲属却不来救助。这是为什么？作者根据孟子的思想，作了这样的回答：这是由于梁大夫跟着梁惠王重视利而轻视仁义的结果。重视利作为民众的表率，民众就争着贪欲。如果有独自实行仁义的人，当然不能保存他自身。过去，楚国有一个靳氏人家，父子相传，用温热的鸠酒把别人灌醉。客人经过那人家，喝了毒酒，没有不死于路上的。后来，他家小孩能可怜客人，将真情告诉客人。此后，毒了十人，有九个不成功。靳氏终于发现小孩泄秘，很生气，用毒酒将小孩毒死。靳氏家有不仁的传统，小孩自己偷偷地实行仁爱。一个人偷偷地实行仁爱，与一家的不仁传统相违背，这家如何能容忍呢？现在大夫家有仁爱的人，能够救助冻饥的人，只是偷偷地实行仁。当自己冻饥的时候，得不到别人的救助。难道不是这个家不能容忍吗？大夫如果能够与国王一起，将重利的心移到仁义上，将轻薄仁义的心移到利上，那么，上下都会这么移一下，实行仁义就不是暗地里偷偷做的，怎么会不容忍呢？所以《易》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做人的道理只有仁义。整个社会都是“厚利而薄仁义”，世风日下，唯利是图，不讲道德，一个人做好事，反而被怀疑，受打击。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做好事就很难。可见，营造正气向上的社会氛围，是非常重要的。

宣传仁义，与自己个人实行仁义，哪个更重要呢？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只讲仁义，不行仁义，那是不行的。过去所谓“假道学”，就是指那些“嘴上说的是仁义道德，心里想的是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很多人不是那么坏，但是，说的是仁义道德，做的却是唯利是图，也是言行不一的表现。

在教育上有身教与言教的关系问题，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尽心上》）仁声就是身教。仁言属于言教。行政管理能力则属于善政。孟子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同上）。三者排列顺序是：身教高于言教，善教高于善政。反过来就是：善政不如善教，仁言（言教）不如仁声（身教）。孟子又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同上）孔子、墨子都主张不遗余力地宣传仁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任何情况下，从不满足于独善其身。关于这一点，墨子的说法是：宣传仁义，比自己一个人实行仁义更重要。《墨子·鲁问》载：鲁国有一个叫吴虑的人，说墨子讲义是多余的。墨子说：“子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墨子说自己尽力耕地，只相当于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分给天下人，每人得不到一升粮食。拼命织布，只相当于一个妇女，分给天下，每人得不到一尺。不能解决天下人饥寒的问题。就是参加战争，也只顶一个士兵，无法制止诸侯之间的战争。但如果宣传先王的道，讲圣人的意思，说服王公大人，他们会因此治理好国家，向群众宣传，他们会提高操行，我虽然不从事耕织，功劳比耕织还要大。“虽不耕织，功贤于耕织”。自己做好事，作用很有限，宣传仁义，作用会更大。很显然，关于这一点，林慎思是吸取了墨子的思想来解释孟子的“亦有仁义而已”的说法。

不讲仁义，自己做了好事，没有人感恩、回报。不但没有人救助，还要受到迫害。这一点是《续孟子》的发挥，创新。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宣传仁义。王公大人（当政者）要将重利之心移到重仁义上，将轻仁义之心移到利上。也就是重义轻利。这样就会移风易俗，建立重义轻利的风气。最后引《周易·说卦》上的话“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明从《周易》中找到仁义之道的根据。

二·与民同乐

《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提出“与民同乐”。他说：“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这里孟子明确了什么样是与民同乐。民听到国王的鼓乐之声，就高兴，这就是与民同乐。听到国王的鼓乐之声，就反感，就是不与民同乐。但是，古代有人对此有误解，以为与民同乐，就是与民一起听钟鼓之声。为了纠正误解，林慎思写了《乐正子》这一篇。

《续孟子·乐正子三》载：



乐正子见孟子曰：“吾国之君，常耽酒嗜音。俾俗不治。克欲以治道谏之，夫子何以教克？”孟子曰：“鲁君耽嗜，与民同之，则其庶几乎？”他日，鲁平公备樽罍之器，陈金石之音。乐正子曰：“君独好此，致鲁俗不治。不若与民同之，则其庶几乎？”平公遂召致鲁民，卒命樽罍俱执，使金石咸奏。鲁民大酣。他日俗益不治。乐正子复见孟子，告之。孟子曰：“吾昔教子谏鲁君耽嗜，与民同之。君反若是，贻民之怨，岂谓与民同邪？且禽必栖于木，鱼必泳于川，使易禽于笼，孰若木之安乎？移鱼于沼，孰若川之乐乎？民居鲁国，若禽之在木，鱼之在川也。鲁君耽嗜，召民于侧，是犹易禽于笼，移鱼于沼也。使民且恐且惧，岂暇耽嗜而同于君乎？吾所谓与民同者，均役于民，使民力不乏；均赋于民，使民用常足。然后君有余而宴乐，民有余而歌咏。夫若此，岂不谓与民同邪？《诗》云：‘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此之谓也。”乐正子复以是谏平公，平公不悦。臧仓曰：“克之所陈，孟轲之言也。曩君欲乘舆出见孟子。臣常谏之。今孟子怨君不见，故教克惑君。君恶信是哉？”平公怒。他日有人告于孟子。孟子曰：“天富道于予，鲁国之君其能穷予乎？”



《孟子·告子下》：“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因为乐正子“好善”，孟子认为：“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苟不好善，距人于千里之外。君子都走了，小人围上来，这个国家能治理好吗？孟子对乐正子是很欣赏的，对于鲁国任命乐正子，感到十分高兴。

以上这一篇的大意是：鲁国国君听了与民同乐的说法，就准备了很多美酒与乐器，请很多民来喝酒听音乐，民喝得烂醉，结果社会更乱，风俗更不好。孟子认为，鲁君所实行的“与民同乐”，正好相反，落下民的埋怨。禽必须栖息在山林中，鱼必须游在河流中。把民召到国君身边，心理上不舒服，就像让禽关在笼子里，移鱼到小水坑中，不可能有快乐的感觉，只有恐惧。所谓与民同乐，是实行好的政策，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那样，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才会感到快乐。这是林慎思对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发展，也是对后人误解的一种回答。如何正确理解孟子与民同乐的说法，后人可能有过这种误解或曲解。

三·急急导齐

《续孟子·彭更十三》载：



孟子居休，叹曰：“天富吾道，不使齐王用吾。岂吾之过欤？”彭更曰：“夫子何为急急乎？且善医者不自造他户。必待媒而后行，善相者不自俟他颜，必待求而后动。自造他户，虽善医，人不得不疑；自俟他颜，虽善相，人不得不贱矣。今夫子不为齐王用，岂不由自造自俟，而使疑且贱乎？”孟子曰：“噫！汝之言蔽矣。夫路有囊金，迷于夜而不止者，将入寇盗之境，非有仁人导而出之，不能免其害矣。今齐王昏昧，若迷于夜也，寇盗之害将生，乱亡无日矣。吾非不仁之人，安能忍其害生，不导之而出邪？所以急急于齐王，岂以求用为心哉？然而王不用吾所道，是以叹也。讵同医相之心，而怀其利乎？”



“必待……后动” 二十字据《四库全书》本补。《百子全书》本漏。

自造他户，主动到别人家看病。自俟他颜，排队等着给人看相。与教育相似，古代主张有来学，无往教。往教不是尊师重道的表现。《初学记》十四，晋傅玄《朝会赋》：“相者从容，俟次而入。”路有囊金，路上带着钱财的人。囊指钱袋子。这段话的大意是：孟子住在休那个地方，叹息道：“上天赋予我丰富的道理，却不让齐王任用我，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彭更说：“先生为什么这么着急呢？而且好医生不会主动到病人家，必定要有人介绍才去的。善于看相的人不主动去给人看相，必定等有人求时才给看。主动上门，即使是好医生，人家也不得不怀疑；主动给人看相，即使是善相者，人们也不得不轻视。你现在得不到齐王的任用，难道不会由于主动上门主动看相，让人怀疑而且轻视吗？”孟子说：“噫！你说的话是片面的。路上有人背着一袋子金，天黑迷路，一直往前走，将要进入强盗地域，如果不是有好人带他出来，难免受害。现在齐王糊涂，就象迷路人，强盗的抢劫将要发生，灾难说不定哪一天就发生。我不是不仁道的人，怎么能忍心这种灾难发生，不引导他出来呢？我对齐王所以这么着急，哪里是想求他任用我呢？但是，齐王不能任用我所倡导的，才这么叹息。这哪能跟看相的、看病的心怀谋利一样呢？”这是说孟子的积极是为社会做出贡献，不是为了谋自己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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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成精舍是海滨邹鲁吴航古邑的儒学文化发源地，坐落在闽江口第一名山筹峰山筹岩之畔，因它的创始人是八闽文化先驱，福建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家唐林慎思，而声名远播、史册传芳。福州、长乐地方史籍从宋代《长乐图经》、明代《闽都记》及各种版本的《福州府志》、《长乐县志》无不记载详备。而《八闽通志》、《闽书》、《福建通志》，以及新编《福建省志、教育志》，也无一不载有德成精舍的美名。
当代学者李国钧著《中国书院史》，也载有“德成书院”。引起国内外学者重视。但“李氏将德成书院列入古田县乃失察之举。”福建漳州师范学院学者朱均灵特撰写《宋代福建书院考辩》一文对李氏提出质疑。朱氏引经据典考查了大量文献资料，其文曰：“德成书院见于康熙《福建通志》卷十四长乐书院条目下：‘德成书院、龙峰书院俱在方安里。’《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二十五亦云：‘德成精舍在长乐县东北筹岩之畔。唐林慎思读书处，后人构堂祀之。宋朱子题曰：德成。’另据《福州府志》卷十一所载：‘德成书院在方安里，宋乾道间建。为唐水部林慎思读书处，后人构堂祀之，宋朱子尝寓其中，以为先生德成于此，因名其室曰：德成。’可见，德成书院应该在长乐县。”又按：《古今图书集成》卷一〇三八：“德成书院在方安里，宋乾道间建，乃唐水部郎中林慎思读书处。”朱氏考证德成精舍不但福建、福州地方史籍记载完备，而且全国性的史籍《大清一统志》及《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有记载。长乐古代有众多的书院，但没有几家如此被重视。然而，朱氏虽考证了许多方志及史籍，而未经严密推敲，同时也未读过长乐地方史料，断言：“德成书院是唐水部郎中林慎思读书处，后人构堂祭他，并未用以讲学。”这个“未用以讲学”之说难免又是失察之举。

德成精舍始创于唐咸通元年（860），首先是林慎思及其兄弟五进士的读书处，其后因林慎思著书续孟，弘扬儒学，勤政爱民，精忠报国，后人构堂祀之，遂成为纪念林慎思的专祠。但从林慎思友人唐参军陈京《赠伸蒙子读书处》诗句：“学讲河汾开后进，道明洙泗绍前人。”可知当时德成精舍也是讲学的地方。“河汾”是隋代大儒王通讲学的地方，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地处黄河与汾水之间，当时受业者达千余人。王通的学生魏徵等多人协助李世民治国成为唐代贞观重臣。后人以“河汾”指王通及其学术流派。“洙泗”是指山东省曲阜县洙水与泗水两河，东周时圣人孔子居洙泗之间教授生徒，有弟子三千人、贤人七十二。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为万世师表、亙古圣贤。如果说当时德成精舍未用于讲学，诗人恐怕是不会凭空杜撰出如此赞美的诗句。另据宋参议姚能举曾记其少时偕林密、陈杞、黄邦达诸进士“相与肄业德成精舍”。说明德成精舍在宋代还是讲学的地方。宋兵部尚书林采在其《明教堂序》说：“予邑名贤林慎思，首倡道学，为吴航宗匠。厥后五子登科，故编其乡曰：芳桂。而乡之人士彬彬向学，兴仁兴让，顿成雅俗。”

《福州府志》载：“德成书院在方安里，宋乾道间建，朱子尝寓其中。”这些都说明德成精舍是讲学的地方，不是象朱氏所言的“未用以讲学。”

综上所述，德成精舍不但是唐林慎思的读书、祭祀处，而且还是讲学处及学术研究处。唐参军陈京的诗句，说明林慎思在此读书讲学弘扬孔孟圣道儒家学说。宋林采推林慎思“首倡道学，为吴航宗匠。”说明林慎思实际是宋代理学崛起的先声。他讲的“道学”是以接续孔孟儒学“道统”，博采、儒、道、法等诸家之长，融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于一炉，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新儒学。所以，后人誉之为“晚唐儒宗”、“道学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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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慎思，字虔中，福建闽县（今福州长乐）人，是晚唐著名的学者，后人称其为“吾闽千古不朽之高士”①。其所著《伸蒙子》一书，亦被后人称为：“愤时湛思，比物驰辨，文聚先秦，意师孟轲氏。”②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但是学术界一直没有给以林慎思及其《伸蒙子》一书以应有的重视和评价，至今尚未看到中方面的专论。因此，本文拟对林慎思其人其书作些探讨。
林慎思生活的时代及其生平

林慎思,“少倜傥有大志，力学好修”，③与昆仲五人在稠岩山筑室攻读，咸通五年（864），赴试不第，归而著忽，书成，用《易林》卜筮，得蒙之观卦，有“伸蒙入观，通明之象”④之语，遂以《伸蒙子》为书名。咸通十年（869），中进士，次年再试又中“宏词拔萃魁”⑤官授秘书省校书郎，兴平尉。林慎思为官严正，“举案如法，豪右惮其威令。⑥寻迁尚书水部郎中，万年县（今陕西长安县）令，亦有政声，其时，吏治腐败，赋役苛繁，地方官吏催督甚严，“鞭笞肆行，人不堪命”，唯万年县“行之以宽”。⑦在当时的统治集团中，可谓是一个清官了。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宣布四品以下官吏可以留用，也曾劝林慎思与起义军合作，但他顽固地站在分拣统治阶级立场上，拒不应允，并间道出逃，每起义军追获处死。

林慎思生活在唐朝末年。其时，土地兼并激烈，课役不均，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统治阶级聚敛无度，淫奢相竞。例如咸通九年（868），唐懿宗女同昌公主出嫁，“赐钱五百万贯，仍馨内库宝货以实其宅”。还“赐金麦银米共数斛”。而广大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夺下，“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梠活，父子不相救”。⑧陷入极度贫困之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盛极一时的李唐王朝已经走到了尽头，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如刘菁就曾说：“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货赂公行，吏治败坏，“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以至“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鳏寡孤独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养”，广大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其结果必然是“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⑨生活在这样时代的林慎思，非常希望能革除弊政，挽救颓势，这样林慎思集中地反映在他所著的《伸蒙子》一书中。

《伸蒙子》成书于咸通六年（865），全书共三卷八篇四十章，约近万言。其中上卷三篇十四章，叙天、地、人之事；终卷三篇十章，叙君臣之事；下卷二篇十六章，叙文武之事。全书采引前代君臣事迹；设为问答，“辩论兴亡，敷陈古今也，或引事以明理，或擒才以润辞”，⑩以明治乱之道，从中可以窥见林慎思的政治观、历史观。人才观等，其思想杂采儒、道、法诸家，而又独撑一家之言，堪称晚唐一部重要的思想史著作，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

德刑并用的政治观

   林慎思认为，儒家学说是治国的指导原则，“其言式万代，其政训百王，譬日月不可掩，山川不可迁也”。!他多次以秦亡为例，来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秦人姗笑先王，绝弃礼法，悉举而燔之，使天下之人横目蚩蚩，无知识，无防节。是日月晦蚀，山川崩裂，天怒人怨”，因此“秦焚书是自焚矣，秦坑儒是自坑矣”。@“秦尚法律，焚诗书，肆虐于人上，危亡之不暇矣”。#林慎思如此强调焚书坑儒，只不过是想要证明，儒家学说是万世不泯的，要使国祚长久，就必须遵循儒家学说，作为治国大纲。

值得注意的是，林慎思巴儒家伦理纲常观念和统治阶级的行为直接联系起来，“居起欲奢，鉴之而反俭；威刑于暴，鉴之而反礼；声色欲荒，鉴之而反德”。$这里，林慎思巴统治阶级的奢侈、酷暴、荒淫等行为和仁、礼、的这些儒家纲常观挂起钩来，认为这些行为都违背儒家学说，自然是导致亡国的因素。林慎思处处强调必须遵守儒家伦理纲常，其用意是想使统治阶级的淫奢酷暴有所节制，以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每况愈下的李唐王朝。

林慎思虽然处处以是否符合儒家学说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但他却不死守儒家信条。他认为，治民须用恩刑两手，而且两者相比，其利又是“刑最”。“恩施于民，民既民矣”刑施于民，民不民矣。且民既民，恩不加，民自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谁御哉。譬处家而治群下焉，下之良者，虽恩赏不至，且未失于良矣；下之恶者，苟刑赏不及，孰可制其恶哉？是知治民用刑为最。%甚至认为：“有道之君刑峻^更甚于无道之君。这就是说，治国不仅不能抛弃刑的一手，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更重要的一手。初一看，林慎思的思想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林慎思作为一个深察当时社会弊病的学者，清除地知道，既要用儒家纲常伦理来束缚人民，也需要用刑法来保证虚假学说的推行，而在世道纷乱的情况下，这种保证就更重要了。所以他在继承儒家恩威兼施，德刑并用的政治观的同时，对刑这一方面特别注意和重视。

林慎思用德刑并用的两手来挽救唐王朝的命运，当然是行不通的，唐王朝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但是，倘若统治阶级镇的能像林慎思所说的那样去做，不奢侈、不荒淫，居正清廉，刑赏合理，无疑会使社会矛盾缓和，从而延缓灭亡的进程。从这点而论，林慎思在当时腐败的统治阶级中倒不失为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

唯贤是举得人才观

   唐王朝后期，科举制度早已成为权门势家的工具，往往是“牓出，率皆权豪子弟”。&如咸通六年（860），“进士过千人，然中第者皆衣冠士子”。*更加上卖官成风，“自宰相、翰林学士、三司使皆有定价，因此致位者不少。近又县令、录事参军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为宰相者”。(林慎思对这种现象十分不满，他认为选官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治乱，要使国家兴而不衰，就必须唯贤是举。统治阶级要尊重贤能，“设礼以侍士，闻有士之名，则必欣然而迎之”。)而且还要求贤苦渴之心，要“以急贤之心要四方之心”，只有这样，才能“不阻四方之士也，不阻四方之士，则四方之心归焉”。_从而使贤能者闻风而来，国家之治就有希望之。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贤人”呢？林慎思提出了两条标准：其一是要“忠”。就象商纣时的大臣比干一样，“辛为君，涂炭生民，是时天下之心皆欲亡商与周”，而比干“力谏就死”，+因此堪称为贤人。显然，林慎思所说的“忠”，是指对封建统治阶级要竭力尽忠，死而不怨，这实际上是举“贤”的政治标准。其二是要有“智”。他说：“治大以智，治小以力，智役众人，力穷一身”。1（《辩治》）这就是说，治理国家必须凭借才智，具体地说，就是为政应该“不使罚及忠信，赏归苛酷矣，是赏罚均于政哉”。2只有具备这种条件的人才能“治国施教今”，3才称得上“贤”。显然，林申思所说的“智”，指的是管理国家的才干、能力。

今胜于昔的社会历史观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存在着今不如昔和今胜于昔这两种不同历史观的争论，每逢社会动荡不安之时，就有人出来感叹“世道不古”。民风日下，仰慕尧，舜之世。唐朝后期也是如此，一些人把社会的不安宁归之于“古民性朴，今民性诈”，4林慎思对提出了不同看法。

   林慎思认为对“古民性朴，今民性诈”，应该作具体分析，“朴”和“诈”都是相对而言的，他以水和土做比喻，“朴,止也；诈，流也。止犹土也，诈犹水也。水可使决东西乎？土可使决东西东西乎？”5这就是说，今民虽诈，却可以通过引导使其改变，“今民易化，性犹水也，水可导，导则源清矣”。6古民虽朴，却是出于愚昧无知，因此，“古民难化，性止犹土也，土不移，移则墝埆生矣”。林7慎思用水与土来比喻今民与古民，严格说来并不妥当，但可取得是她看到了今民胜于古民之处。林慎思还进一步指出，唐尧之世并不值得留恋，“婴儿未有知也，性无朴乎？儿已有知也，性无诈乎？……古民婴然未有知也，今民  然已有知也”，8因此，“古之民虽唐尧在上，终不能化顽嚣使有知”。9唐尧之世是无知愚昧的，当然就不值得仰慕。很明显，林慎思的上述思想继承了前秦发家的社会进化论历史观，而一千多年前的林慎思能对当时那种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式的论调进行驳斥，就更为可贵了。

     林慎思的社会历史观除进化论外，还有不少可取之处，如否定天命论。他曾多次强调：“王道兴衰……非天也，人也”；“兴衰系乎君人”；“变兴衰者由乎人”。0认为国家兴衰完全取决于人的因素，只要地方上有良吏，“不使罚及忠信，赏归苛酷”-国家就能兴而不衰。林慎思的这一思想否定了儒家天人相应的天命观，和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一脉相承。

     再如他的人性论，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法家则认为人性本恶，林慎思却正确的指出：“所谓人之善恶，随化而迁”。=这就是说，人性本无善恶之分，只是由于后天的教化影响才发生变化。这一见解，显然比性善论、性恶论都要高明。

     应该指出，林慎思的社会历史观中虽然有不少合理内核，没，但往往是不彻底的，例如他否定了天命论，但有时又说：“世未有合天而亡，逆天而存者，故曰：“秦之亡，天也’”。Q似乎天又是有意志的，秦之亡国不是由于统治者的暴虐，而是违背了天的意志。又如他否定了人生来便有善恶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人之善恶是由后天的教育、环境等因素造成的，但有时又说：“叛民盗吏瞽瞶于下，岂恩信刑法能化乎”！W似乎这些人是天生性恶，否定了后天因素。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说明林慎思毕竟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学者，有其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

                   祸福相应的辩证观

    祸福相应这一具有朴素辨证法因素的命题渊源于道家学说，林慎思吸取了这一合理思想，这从他在《伸蒙子》中提出的两个命题中可以看出。

“一树之花，人事眄焉，一株之棘，人事忌焉。且人皆爱花之鲜妍，不知鲜妍能诱人为骄奢之患矣。人皆忌棘之伤害，不知伤害能诫人行正直之路矣。呜呼！骄奢事极，则花为祸人之根者也，正直路存，则棘为利人之本者也”。E人们爱花恶棘，两者相互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是绝对的，爱花亦会成祸，恶棘反能利人，爱与恶之一对矛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要相互转化。

“赵女有巧饰容者，谓倾国之态难移矣，岂知习之而反自胜邪。郢人有善调歌者，巴人闻之，谓贯珠之音可夺矣，岂知习之而反不及邪”。R越女自以为难学赵女，却学而过之，巴人自以为能超过郢人，却远不能及。难与易，过与不及，这两对矛盾同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发生转化。

从上述两个命题中可以看出，林慎思已经看到了食物的发展变化，看到了矛盾朝对立面的转化，显然，这已经具有了朴素辨证法的因素在内了。

综上可见，林慎思《伸蒙子》一书体现了其思想的博大。他杂采众家，政治观是儒家的，历史上进化论承袭发家，自然观与荀子一脉相承，又从道家那里吸取了朴素辨证法思想，集儒、道、法诸家于一身。他所提取出的今胜于昔的进化论历史观，国家兴衰由乎人的观点，事物矛盾相互转化的辩证观等等，在中国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他所提出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观，唯贤是举的选官思想，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林慎思确实不失为晚唐社会的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堪称“吾闽千载不朽之高士”。

（作者单位：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注：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_+1234

567890-=QWE林慎思《伸蒙子》有关篇目。

⑧《全唐文》卷804

   ⑨《旧唐书刘菁传》

&《唐语林》卷            

* 《册府元龟》卷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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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慎思（844—880），唐咸通十年进士，第二年又中宏词科第一人，虽不用“状元”一词，但民间也俗称为“状元”。林慎思系福建省长乐人，世居长乐潭头镇大宏村，家祖世代为官，潭头镇大宏村因他中宏词科第一人而名为“大宏里”。
林慎思自幼勤奋好学，兄弟五人同于筹峰山下筑建坑湖草堂，后五兄弟相继中进士，被称为“五子登科”、“五桂联芳”，一时传为佳话。长乐人由此读书之风盛行。长乐的“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美誉也从而传扬。

林慎思任尚书水部郎中时，因多次上书谏议，但均未被采纳，并得罪权贵，随被放任到长安万年县任县令。任职期间，他体察民生疾苦，痛恶官吏敲诈百姓，故使万年县吏治清明，百姓感恩载德。880年，黄巢兵攻取长安，林慎思亲自带领官兵出战，由于力量悬殊而被俘。黄巢想收买其心，许以官职，而林慎思痛骂不已，后被割掉舌头，他还是不屈服，最终被杀。

林慎思的一生，是被儒家思想浸濡深厚的一生，他即使目睹僖宗荒淫嬉乐，不理朝政，也不采纳忠臣意见，但在农民起义的情况下，毅然坚持抵抗，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忠君精神，最后付出年轻的生命代价。他的思想在传世著作《伸蒙子》和《续孟子》中均有深刻的体现。

《续孟子》上下两卷共14篇，如他自序中所述，“演作续孟”借先贤之口，“久行教化”来宣传儒家思想的，他在发扬孟子思想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加入自己的思想内容。《伸蒙子》三卷共40篇，主要是针对时弊，倡导振兴儒学，进行儒家教化。总体上体现爱国爱民，礼教治国，修性养心的精神。

首先，在林慎思的两部著作中，最突出地提出了教育的重要性。他强调了教育对改变人性的作用，既能“随化而迁”。在“槐里辩”下篇的“明化”一文中说：求已先生问：“人之善恶，能化而迁乎？”伸蒙子曰：“迁矣。”曰：“性有刚柔，天然也，犹火可迁于水邪？”曰:“善不在柔,恶不在刚也。火能炮燔,亦能为灾；水能润泽,亦能为沴。及其迁也,化灾为炮燔,化沴为润泽,岂在化火为水乎? 人之善恶,随化而迁也,必能反善为恶,反恶为善矣。孟母正已以化于孟轲，及其迁也，非反恶为善邪？齐桓大功而化于笠刁，及其迁也，非反善为恶邪。所谓人善恶随化而迁，不亦明乎？”

文中举了刚柔、水火、善恶转化规律，阐述“随化而迁”的道理，说明教育对象的本性问题，即转化，由恶迁善，或由善迁恶，这就要取决于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他提出了教育不能墨守成规，要随时间、地点、具体人性的变化而变化，这又是在传统儒家思想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

其次，林慎思提出在振兴儒学的同时，要加强人性的自身修养。林慎思名言最突出的一句话是：“治外物易，治已身难”。这句话体现了在自身修养中，从“我”做起的思想内涵。的确，悠悠千古，有几人能将自身修炼成白玉无瑕的境界呢？如今倡导社会文明，口口声声宣传各种法律法规，而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林慎思在“刺奢”、“慎名”等文中极力宣传儒家修德养心，劝人行善，这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在今天社会来说，也是警世良言。只要人人都能献出一点爱，社会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其三，林慎思尽可能地倡导和谐礼治，这又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明谏”一文中，他说：如愚子曰：“夷齐谏周武，欲存商讨，其为义乎？”伸蒙子曰：“然”。曰：“商纣肆汤火之威，下民罹煎熬之痛，周武不忍而伐之。是时天下威欲速兵救世，何夷刘独谏周武之伐，存商纣之暴，而为义乎？”曰：夷、齐之谏，不独吐一时之忠，抑垂千古之戒也。且人皆曰纣可伐也，独夷齐不以为然者，其意不亦深乎？故谏不贵纳于一时之周武，而贵纳于后代之诸候；不贵存于一时之商纣，而贵存于后代之王室。知后代王室必有肖商纣之暴，后代诸候必有习周武之志，故损身讽谏，用讥后代伐君者，恐中损身之讥，无生易国之志，此非夷、齐之意深乎？若谓止周武纵商纣为心，是不能立昭代之谋，救下民之难，而遁迹饿死，真曰愚矣！”

这篇文章阐述的是施行不义必自毙的哲理，但饱含一种儒家重名取义的思想，他希望治理不管达到何种不堪的程度，都要有一种“存义”的行为，即使商纣暴行已世人皆知，他还是希望制止周武之伐。在“去乱”一文中也有此体现，他认为这灭亡是天数，反对战争，反对天下之乱。所以他在朝时，明知皇上荒废朝政，他也不断上书，建议礼治。

故此，黄巢起义，他毅然领兵抗击，毫不屈服，以致“骂巢而死”。虽然，林慎思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在封建时代有他的局限性，但也昭示了一种理性治国、以人为本、和谐改造、不断完善的理念。

总之，林慎思在一千多年前就希望用儒学的思想来治理国家，重视教育的作用，建设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些思想与如今的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息息相关。因此，对林慎思思想的研究，具有极其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作者简介：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州市作家协会理事，长乐市文学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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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第一位思想家林慎思，在他的著作《续孟子》、《伸蒙子》以及《杂著》中，表述了他博大精深的思想。后人称其为“吾闽千古不朽之高士”。《诸子百家大词典》谓：“他的思想杂采儒、道、法诸家，而又独成一家之言”。本文仅就其教育思想，作粗浅的探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伸蒙子》三卷，唐林慎思撰，氏以《易林》自筮，得蒙之观，曰：伸蒙入观，通明之象也，因自号伸蒙子，……”。如何理解这几句话呢？首先，《周易.蒙卦》为：“卦，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我们知道，“蒙”是蒙昧、幼稚的意思。引伸为启蒙、教育的意思。万物生成之后，进入蒙昧状态，启蒙教育就成为当务之急。为什么称之为“蒙” 卦呢？还可以从卦体上看，上卦为艮，是山；下卦为坎，是水。象征山下有一股泉水刚从地底冒出来。它不清楚外面的情形，又没有现成的沟渠可循，不知流向何方，正处在暗昧不明的状态。《易经》中的《蒙卦》历来被看作是我国教育思想的滥觞。林慎思要“伸蒙”，就是要发扬从《易经》到孔子再到汉唐的教育思想。其次，“氏以《易林》自筮，得蒙之观，曰：伸蒙入观，通明之象也，因自号伸蒙子”可以翻译成：他按照《易林》这本书自己进行卜筮揣摩，体会到对“蒙”卦的正确的看法，就说：从“蒙”卦入手进而领会到教育的真谛，我的思想渐渐呈现连贯清晰的境界，因此自号“伸蒙子”。由此可见，《伸蒙子》三卷主要是表达林慎思的教育思想。

他在《伸蒙子.自序》中云：“予沽名未售，退栖槐里。旧著《儒范》七篇，词艰理僻，不为时人所知。复精研殚思。一旦，斋沐，祷心灵；是宵，梦有异焉。明日召蓍祝之，得蒙之观。曰：伸蒙入观，通明之象也。因感而有所述焉，自号伸蒙子”。按现在的话说，大体是：我追求功名不能如愿，就退居在槐里这个地方。我过去写了《儒范》七篇（注：作者认为就是所谓《杂著》七篇）词语艰深论据偏僻，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认识。我又反复殚精竭虑进行研究思索。一天，我沐浴斋戒，向内心祷告寻求；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个特别的梦。第二天，我用蓍草占卜，得到“蒙”卦，我就说，从“蒙”卦入手进而领会到教育的真谛，我的思想渐渐呈现连贯清晰的境界，因此自号“伸蒙子”。以上亦可印证。

总之，作为思想家的林慎思，他十分关注教育，他始终把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我们研究林慎思的思想，要重点探讨他的教育思想。

林慎思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他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德育为先仁孝为本。

众所周知，孔子的教育思想，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总纲。孔子认为，教育的总目标在于树立远大理想，行“道”于天下；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教育的出发点在于提高人的仁爱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仁”、“礼”以及孝、悌、忠、恕、信、义等项目。林慎思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也主张德育为先仁孝为本。

林慎思认为要提倡礼义，要重视教育。他在《续孟子卷下.宋臣十一》中强调了教育与提高人民素质的重要性。他认为要进行儒家教化，首先要抓住“孝”的教育。他在《续孟子卷下.咸邱蒙八》中借孟子的口道：“瞽叟不父，天显之也。天生大孝于舜，使化天下之民也。……”强调了孝敬父母。虽然林慎思提倡“孝道”在唐朝不算新鲜，唐玄宗就曾御注《孝经》，以后的宋明更使之更加膨涨。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传承的脉络。

二、他继承儒家的教育传统，重视人文关心现实。

林慎思认为统治者在生活上要为臣民着想，要关心人民疾苦。在《续孟子卷下.梁大夫一》中借孟子的口作了一番议论，对唐末社会动乱，官吏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提出抗议。他指出这是贪官污吏“从王厚利而薄仁义故也”。为此，欲端正伦理，必须振兴教育依仗儒家。帝王如能“移厚利之心而在仁义，移薄仁义之心而在利”，则儒学颓败之风可以重振。在“义利”观方面，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施行仁政，重视民生，这是儒家风范。

他在《续孟子卷上.高子五》中还借孟子的口慨叹“…..持雅乐之器者，王虽未弃，王终不能用矣。”唐末虽有传统经书礼乐存在，但已不复重用，徒有其名而已。若要重振儒学，不能单靠朝廷的命令，还要靠帝王自身道德的完善。要像尧舜等圣贤那样，不以小废大，忘记国家的根本利益，“化天下皆知尧之仁”，则兴儒有望。他明确强调儒学可以统治万世而不衰，“其言式万代，其政训百王”，违此则违天，就要灭亡。在唐末乱世，思想混乱，林慎思提倡重振儒学，有其现实意义。

三、他发扬儒家的教育传统，融汇百家与时俱进。

林慎思杂采百家，不拘泥儒家的教育传统，能融汇百家与时俱进。他主张以传统的儒家伦理教育百姓，但当礼乐教育不能奏效时，他又主张要辅以刑法。

他继承了孟子行文汪洋恣肆的风格。他在《伸蒙子卷中.泽国纪上篇.辩刑》中这样写：宏文先生曰:“有道之君,刑孰峻于无道之君乎?”伸蒙子曰：“有道之君刑峻。”曰：“何不闻尧舜暴虐，桀纣宽仁乎？”曰：“水火不暴于虎狼也，然水火之为峻也，必能滔涌天地，焚燎山川，而人不蹈也。虎狼之为峻也，止于呀风吼雾，噬兽啖人矣，岂及水火之大？所以水火仁于人，而人赖之，不见其峻也；狼虎害于人，而人畏之，故见其峻也。有道之君犹水火然，无道之君犹狼虎然。狼虎不及水火之大，岂不明乎？”他运用了孟子常用的“无类比附”的逻辑比喻方法，说明了宽仁与暴虐的联系与冲突，改变了传统儒学偏重说教少言刑法的特点。颇具新意。

林慎思还认为，行教化首先要分析对象，充分认识受教育者的本质特点。特点不明，对象不清，教化的作用就会减少甚至相反。他指出，迁善、训导、教育都是外部的条件，能否在受教育者身上发挥作用，还要靠内因。这种看法颇有见地。他在《伸蒙子卷上.槐里辩下篇.明化》中进一步指出，教育的作用是一种转化，有可能由恶迁善，亦可能由善迁恶，所以对教育要有全面的评估，教育内容的错误与教育方法的不当均可造成不良效果。林慎思还认为，教育应随着时间、地点、具体的人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墨守成规。这些方面，与传统儒学不同，又依归于道家、佛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同时，也为后来的宋明理学的人性探索开了先河。

综上所述，林慎思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就比较开明先进，直到现在还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州市作家协会会员，长乐市文学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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