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先生在厦大

林龙井

提起林庚先生，我就想起孙玉石先生为我描述的先生逝世时的情景，那么的安祥平静，那么的富于意境，诗意人生是如此地在纯诗的境界中结束，又因了逝世前那句念叨的话，“月亮怎么还没有圆呢”，使得这死亡的诗意有了别一样的韵味和浓郁。
林庚先生1937年9月到厦大，1947年秋离开厦大回北平，在厦门大学整整有10年的时间，先后被聘为讲师、教授。
这个时期是厦门大学最艰难最困苦的办学时期，但也是厦门大学赢得“南方之强”美誉的时候。
上个世纪30年代，陈嘉庚产业走向下坡，并最终倒闭，尽管他还是以“卖掉大厦办厦大”的举动将厦大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但终究力不从心，无力再支撑厦大。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国民政府接管厦大，厦门大学归入国立大学，清华大学留美电机学教授萨本栋博士接掌厦大。9月3日，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厦门，厦门大学生物馆(即鲁迅刚到厦大时住的那栋上下有100多级台阶的大楼)和化学馆被炸成废墟。厦大不得不暂时迁到鼓浪屿，假英华中学和毓德中学开学。此时，由于京沪一带战火弥漫，学生无从返校，都向厦大请求做借读生，厦大从此承担起抗战时期救济失学青年就学的民族使命。9月3日之后，日本海空炮弹疯狂袭击厦门，敌军占领厦门指日可待。1937年10月，厦大被逼实行彻底迁移，近300位师生从厦门鼓浪屿出发，走在崇山峻岭的崎岖山路上，跋涉千里，抵达闽西山城长汀。山城长汀的办学条件与环境与厦门实属两个天地，按当年的厦大教务长周辨明教授当时的说法，是“举目凄凉无故物”。学校以长汀县文庙为校办公场所，由伦敦公会惠借中诚楼一座为女生宿舍，租长汀饭店给教授安身栖息，条件极为简陋艰苦。抵达长汀两年后，才添建了同安堂和嘉庚堂两座教室，有了山麓中的万寿宫做图书馆，修了一座民房为四年级的男生宿舍，租数十间民房为女生、二年级男生宿舍和校医院、西膳厅。就是在这样的局促窘迫的艰苦环境中，萨本栋校长以“现在不是一个推诿责任的时代”的责任，“宁可放弃量的发展，以谋求质的改进”，艰苦奋斗，坚持办学，保住了中国东南半壁高等教育仅存的硕果。在1940年和1941年两次国民政府举行的全国大专、本科学生的统考中，厦门大学都取得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这就是“南方之强”的由来。当时的国际传媒称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大学”、“粤汉路以东仅存之惟一最高学府”，李约瑟博士也就是被此所吸引来到山城为厦大师生讲学的。
林庚来到厦大，只与大海亲近了不到一个月，便跟着远迁的队伍到了山城长汀，从1938年1月到1946年夏天厦大迁回厦门，他的教学生涯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和弦歌不辍的硝烟中度过的。今天能发现的他这时期写的几首诗中，都有着大海与山野交错的意象，这大致与他的这段生命旅程有着紧密的联系，而那种在困苦中依然“幻想于一条清洁的小河”的干净明朗的诗意，则体现出一个纯粹的审美型的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超越性浪漫情怀。
在长汀，与林庚先生一起工作过的中文系老师有：王梦鸥、施蛰存、虞愚、戴锡樟、洪深，以及后来一直留在厦大的郑朝宗、黄典诚等。那时林庚留给学生很深的印象，一位1946年级的厦大电机系学生这样写道：“在长汀学习过的校友，大多都会记得林庚教授。高大的身躯，白皙的面孔，稍胖一些，常穿着长衫，一副斯文的深情，但也常活跃在篮球场上，打边锋的，常常表演出沿底线过人突破，完全变了另一个人似的。”
林庚在厦大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历代诗选》、《新诗习作》等课程。据当年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时常常会就诗中的某一名句深入剖析，不惜大加发挥，一讲就是一整堂课。如《诗经》中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楚辞》中的“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曹植的“惊风飘白日”、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从他不惜以一节课的时间来讲解的诗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林庚先生的审美兴趣和对诗的艺术追求，想象得出他那一斑窥全豹、遇到兴然之处便一个劲地讲下来的授课风采。
山城中的厦门大学虽与外界几乎处于半隔绝状态，但学习和文化活动的开展还相对活跃。仅就师生创办的刊物而言，有厦大学生战时后方服务团所办的《唯力》旬刊，这是个综合性刊物，内容有时事述评、战局报道、厦大动态和文艺作品，王梦鸥讲师的三幕话剧《生命之花》就发表在改刊的第三卷上(1939年5月)，第三卷第一期还登载了林冷秋的《一个脆弱灵魂的再生———略论何其芳》，分析了何其芳的转变。第二期发表了弱水的《中国新文艺伟大的沉默期》，称这个时期文艺的沉默是“新个体诞生前苦痛的预示”，是“中国新文艺要从空虚走向充实”的“必须的准备”；《中南日报》由厦大校友罗瀚为社长、厦大学生邹锡光等为编辑，该报设有多种副刊，皆由厦大师生主编，黄开禄教授主编《经济副刊》，谢玉铭教授主编《教育副刊》，冯定璋教授主编《厦大语言文字导刊》，魏应麒讲师主编《闽赣话余》，其中由厦大中国文学会主编的文学副刊《巨图》最有影响。《巨图》是隔日刊，共出了51期，1941年6月改为《世风》，同年8月30日又改为《谷风》，1942年1月1日起又改为《人间》，均为日刊，合起来《巨图》共出了250多期。林庚先生的几首新诗和诗论《论新诗的形式》就发表在《巨图》上(1940年5月28日)，夏衍、秦牧、魏金枝、陈友琴和李金发都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作品。刊载文艺作品的副刊还有厦大学生林仲麟领衔的《大成日报》《高原》副刊，副刊连载了王衍康教授的长篇小说《炼》、何励生先生的《抗战乐府》，发表了王梦鸥先生的散文、小品，林庚先生也有新诗和诗论在《高原》上发表。除此，还有《厦大通讯》、等。这时期林庚先生还参加厦大学生发起组织的“笔会”活动。“笔会”是一个没有组织章程、也没有组织形式的文艺爱好者的组织，提倡与文会友，自由结合，自由创作，定期交流创作。“笔会”的成员中谁发了文章，拿到稿费，谁就请客，吃长汀花生，喝长汀米酒，边吃边讨论文学。“笔会”每年端午节(当时的诗人节)在校内外举办诗歌朗诵会，还举办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活动，如1943年发起对患肺病无钱就医的作家张天翼的募捐救济活动。“笔会”不设顾问，但活动时请王梦鸥、施蛰存、林庚和虞愚出席指导。“笔会”后来走出不少著名的学者、文艺家，像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教授、台湾艺术学院姚一苇教授、美国维吉尼亚州“艺苑”创办人朱一雄、书法版画家朱鸣岗教授。
在厦大的这段时间里，由于林庚先生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与科研上，写诗“成了业余的生活”，但他也未曾中断自己的诗歌创作，他说他开《新诗习作》课程，“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写诗条件”。这阶段写的诗歌，除了发表在《文艺先锋》、《文学杂志》和《巨图》、《高原》两个副刊之外，据林庚先生在《〈林庚诗选〉后记》中说，有一些诗稿交给了当时的厦大学生后来的“九叶诗人”杜运燮从长汀带到昆明。
在厦大10年，林庚先生最重要的成果自然是那部充满创造性和个人特色的《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是他给厦大学生上课的教材，1941年曾由厦大出版组以油印本装订成书，油印本只有《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前三编。1946年，厦大出版委员会决定出版厦门大学丛书，将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列为丛书的第一种，并于1946年冬交厦门大道印务公司承印出版，但因纸价不断飞涨，几经停滞，直至1947年5月才印成。当时《厦大校刊》第二卷第三期(1947年5月31日)这样介绍该书：“全书计达四百余页，颇多独到见解，书前有作者及朱自清先生序文，极为名贵云。”这部独特的文学史，抱着“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带着寻觅文学主潮和文学主潮此消彼长的原因的意图，注意解决文学史上“许多没有解决过的问题”，以一种“社会要向文艺学习”、文艺为“黑暗摸索着光明”的浪漫信念，用诗人的锐眼和体验来考察、探析和叙述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整部文学史每一章每一节篇目的主题暗示，对盛唐诗歌“少年精神”的提炼，对于汉语诗歌“半逗律”特征的发现和剖析，都是极其独到精辟的。
1926年鲁迅先生到厦大任教，因为教文学史而写了《汉文学史纲》，抗战时期林庚先生在厦大任教，也因为上文学史课写了《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最具个人创造性和鲜明特点的中国文学史都出在厦大，这使得厦大很荣幸地沾上了学术创新的光。





作者：朱水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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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文学2008.7